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其政治、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除了不能停留在所谓供给、需求、投资、贸易、收入、消费等经济现象上,更关键的是要深入产业、经济和所有制结构上?
农业是我国不可缺少的基础性产业,农业的快速发展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快速腾飞。第二产业是指电力、能源、工业、化工等产业,关系到国家命脉。第三产业中,餐饮业、仓储业、金融保险业占比较大,伴随各种新兴服务模式的应运而生,第三产业可以得到较快发展。整体来看,我国产业结构正在发展中不断调整,加上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经济的日益崛起是必然。所以,比起研究各类经济现象,徒有表面,不如深入到产业、经济和所有制结构上,更能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您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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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依赖资本会直接伤害经济。比如,带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创新驱动不足。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资本投入,而非创新驱动。整体上科技创新能力、产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缺乏原创性的技术创新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让产业升级转型举步维艰。 还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均。 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利用,虽然让中国快速发展,但到了发展后期,就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社会矛盾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收入分配不均也制约了内需的增长,影响了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成为去年到今年经济低迷的最重要原因。 所以,成也资本,问题也在资本,但不是说资本自身有问题,而是资本的利用方式,也就是资本参与经济的角色,出了问题。 前两年的问题在于,将这个问题简单化,引发为舆论对资本的攻击,这就是没有看到问题核心所在,误以为资本自身就是有罪的。 其实,政府(或者说权力的应用范围和方式),才是需要关注的改革层面。因为资本本身的特性就是趋利的,政府和法律如何优化资本的使用规则,才是重点所在。 出了问题,那就说明需要深入的改革。 从以前的地方政府“大干快上”——只要招商引资就是对的,只要举债投资就是对的——改革为精细化操作、因地制宜使用资本。 国家层面,要专注于如何减少国有资本的浪费,如何让国有资本更高效率地转化为生产力。 外资,也是要欢迎的,并且持续优化外资的市场环境,绝不能有自闭思想。 所以我可以给出自己的回答了: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是什么?是针对新的发展阶段,建设新的更科学的资本利用方式,停止粗放式资本利用,开始细致化科学化的资本利用。 要改革教育、培训、法制、政府职能……让资本的利用,更加规范和优化。 而上述这一切,都很难只依靠政策或者战略实现,它最终还是离不开法治社会的建设。倪刃
外需承压是今年经济增长减速的重要原因。在贸易战的阴影下,全球制造业陷入衰退,金融条件从二季度开始重新趋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今年的减税降费力度较大,社保保费收入增速明显放缓,同时,地方专项债扩容可能成为短期逆周期政策主要的“调节器”。 但近期逆周期政策调节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虽然消费增速表现出相对韧性,但同样表现分化;短期内猪肉价格的上涨可能制约货币政策放松的空间;目前融资利率偏高;在金融去杠杆背景下,“有效准备金率”的下降幅度不及“名义”降准幅度等。
要增强我们抵抗供给冲击力的能力,就必须要推动国家经济改革深化。 总体来看,面对供给冲击,我们要做的重点中长期对策就是这两条。如果能够在三年五年甚至五年到十年内,中国真正实现科技创新,就会打破美国对我们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如果能够推动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企业经济更加灵活,就能打破美国试图让东南亚国家和印度占领中国中低端市场的企图,才能进一步保证供给稳定发展,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在目前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辅助下,认真解决好这三重压力,即预期转弱、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从第三季度开始,经济增长应该会有一个较好的亮点,到第四季度能基本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就能保证经济增长实现预期目标,虽然5.5%可能有危险,我们就要努力实现5.5%。想要做好的话,一方面要靠那三十三条政策扶持,同时要解决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经济面对的三重压力必须要消除才能解决问题。作者:魏杰,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释放内需潜力,投资消费“双引擎”如何提振?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消费构成内需,是经济增长“主引擎”。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是当前宏观政策发力重点。 总体看,投资增速较快回升,规模继续扩大。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9.3%,好于去年全年的4.9%。 从结构看,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三大领域表现“冷暖分化”。 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5%,增速比前两个月加快,比去年全年加快8.1个百分点。预计铁公水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6360亿元,川藏铁路稳步推进,年初以来下达铁路、民航、公路等领域中央预算内资金计划467.5亿元……基建投资的稳经济“压舱石”作用凸显。 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15.6%,比去年全年加快2.1个百分点;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0.7%,增速回落。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效益水平下降以及疫情等因素,或将对扩大有效投资带来影响。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居民消费基本稳定。网上零售较为活跃、新国潮消费快速增长、“一老一小”消费需求增大以及冰雪经济热潮等,显示出居民消费提质升级蕴藏的巨大潜力。 疫情之下,消费恢复也面临较大制约因素。 相比前两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7%,3月份指标为负增长。其中,旅游住宿、餐饮娱乐、交通出行等接触性聚集性消费受到明显冲击——3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下降3.8个百分点至46.7%,清明假期国内旅游收入不足2019年同期四成…… 内需拉动经济的后劲,既取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力度,也取决于促进消费恢复的程度。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正加快发力——截至3月末,今年3.6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中用于项目建设部分已全部下达;“十四五”规划的102项重大工程正抓紧推进,各地已储备7.1万个专项债项目,全年水利工程和项目可完成投资约8000亿元…… 促进消费恢复的举措接连出台——已出台的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特困行业纾困政策正在落实到位;做好基本消费品保供稳价,保障物流畅通;扩大重点领域消费,促进医疗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从更深层次,为扩大内需注入强大动力。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巨大内需潜力更意味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必将坚定不移,内需拉动经济的“引擎”需要更加强劲。(新华社)
中国经济模式的进化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需求经济,三个阶段,在“计划经济”阶段,我们实行“按计划生产、按计划消费”,后来开始“市场经济”,我们开始“自由生产,按利润分配”,但导致无序化竞争,出现了产能过剩。现在我们正回归一切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开始遵守“按消费生产,按价值分配”,中国正在迎来大消费时代。未来中国一定会“按需求生产,按需求分配”,创造无限接近需求。
经济结构从之前的“严重失衡”迅速走向了“再平衡”。 2008年之前,只要讨论中国经济问题,就避不开经济结构失衡的话题。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与出口两驾马车拉动。政府一再采取措施调整经济结构,但几乎每次都无功而返,结构失衡的矛盾愈演愈烈。2008年之后,经济结构毫无预警地开始了再平衡的过程,投资率持续下降,经常项目顺差显著收窄,消费成了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供给侧改革:给马车装上发动机。为了不引发系统性风险,后面的放水应该不会再有了,尤其是房价暴涨这一出闹剧,又再次提出了风险警告,投资驱动已经失灵,再放水只会适得其反。货币政策如果再宽松,等于又回到了以前吸毒的老路,好不容易释放的风险,又会再次增高。财政政策,有限的子弹,也会花钱花到刀刃上,后面的定向操作会更多一些。以前那种撒胡椒面的财政支持,不会再有。 从需求侧分析,进出口,消费,投资,三驾马车,出口那匹已经死掉了,以后净出口很难再出现长期持续的大幅递增。消费,丈母娘们,已经把中国人三代以内的购买力掏干净了,消费也不会再有什么大动静。投资,已经宣告失灵。需求侧,已经无法再给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可见需求侧改革,是条死胡同。 需求拉着供给跑,需求侧动力缺失,也就是说,给中国经济这辆马车找到一匹新马这条路,暂时看是走不通的。那么着力点,就只能放在供给侧了,在马车上做文章。供给侧生产函数的三个主要要素,分别是劳动,资本,和效率提高。下面分别从供给侧各要素做下分析。 资本上看,以后不会再放水。因为明显的投资回报递减,放水只会给经济堆积风险,并无意义。从劳动力上看,人口红利也没了。廉价的资本和廉价的劳动力供应,都没了。这就逼着企业家,以前用100万块100个员工的投资和员工成本挣10万块钱,现在得用50万块钱50个员工的投资和成本,去挣10万块钱。 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都没什么文章可做。剩下来的,唯有靠效率提高这一条路。所谓的创新驱动,就是这个意思。有大把的本钱和廉价劳动力能挣钱,不算什么本事。没有大本钱,没廉价劳动力,还能挣到钱,这才是本事。有的企业可能说了,我没这个本事啊。那好,让有本事的人来兼并重组你好了,让有本事的企业,教教你怎么搞企业,怎么做生意。
亚布力论坛:近些年有一种声音越来越强烈——过去中国虽然穷,但大家都差不多,人和人之间没有那么大差距。但现在差距越拉越大,内卷、躺平成为年轻人的流行词,这个现状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吗?李实:十多年前,吴敬琏老师就让赵人伟老师和我写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就认为,将中国贫富悬殊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是完全错误的。只要将收入差距的部分一项一项分析,就会发现,能和市场化改革直接挂钩的非常得少,即使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接受的收入差距。反而是现行制度和市场不完善的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特别是造成了不合理的那部分收入差距。从初次分配看,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还没有达到原来预期的目标,特别是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与标准的、完善的、完全竞争的市场还有不小距离,这是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假如要素市场是垄断、扭曲和分割的,就不可能实现要素资源有效配置,要素就不可能得到合理报酬,造成分配结果的不公平。当然,有一部分收入差距和市场化改革有联系——计划经济控制所有人的收入,人为进行平均主义分配,那个结果是很小的收入差距,但是它既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一旦让市场能够发挥更大作用,收入差距自然会出来,但大家都认为它是合理的、可接受的。再比如,户籍制度对城乡实行分割,实行不同政策和公共服务,造成城乡差距扩大,这能认为是市场化改革的原因吗?从再分配看,不管是税收还是转移支付,对调节收入分配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再加上我们国家直接税比重很低,间接税比重很高,税收总体上在扩大收入差距。在各种转移支付中,养老金是一个大头,但它的待遇差别,比收入差别都大,这也是人为造成的。第三次分配我没有深入研究,但中国的慈善捐款额占GDP比重非常低,这一块空间非常大,但也取决于制度的完善,以及能否建立更加友好的、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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