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的团购、外卖用户群体和交易规模的剧增到线上餐饮信息服务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对餐饮行业的渗透是最为直接的。
数据显示，2017-2019年，我国互联网餐饮外卖交易规模逐渐扩大，2019全年(Q1-Q4)超7274亿元。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3.98亿，占网民整体的44%;手机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3.97亿，占手机网民整体的44.2%，中国已经从传统餐饮正式迈入数字化餐饮时代。但随之而来的是，网民下单点（吃）快餐，快递员就满地跑，而后外国资本家则靠大平台躺着挣钱（吸血鬼），难道中国人就这么贱？什么时候中国国有的金融科技能强盛起来？各位看官们觉得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同时，感恩您随手传递到朋友圈，让更多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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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在创造社会财富，也在创造社会价值。从一开始用“烧钱大战”给消费者“发福利”、建立O2O平台帮助商家找到更多商机，到后来不断提高商家佣金、不给外包骑手办理社保，美团这些年似乎越走越远。前一段时间，人社局副处长“卧底”美团当了一天外卖小哥，他从早忙到晚，一共干了12个小时，累瘫在马路边上，但是最后这一天只赚了41块。副处长气喘吁吁的说：“这个钱太不好赚了”。王处长和北京卫视的谈话，还揭开了真实的外卖小哥和美团的关系：美团在岗的470万骑手，居然都不是美团的员工！或者说，这些骑手都是“外包公司员工，与美团没有直接劳动关系”。骑手们穿着美团统一的的衣服，每天从美团平台上领取任务，工资也是美团统一发的，但是，他们却不是美团的员工！在社会越来越进步，《劳动法》越来越完善的今天，居然还在一个大公司身上发生这样的事，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不和外卖小哥签订劳动合同意味着什么？小哥们没有年假、没有旅游、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他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是：工作、工作、还是工作……象征性保护他们的，是每天从他们自己的佣金中扣除了3块钱商业保险，就连这3块钱都不是美团出的，外卖平台还要抽走一块多！于是，最荒诞的一幕出现了：和骑手们没有劳动关系的外卖平台，一边因为骑手们超时、给了差评而对骑手们罚款，让他们困在系统里内卷，一边在骑手发生纠纷或导致生命危险时，将风险撇得干干净净！
(0)18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多部门负责人公布了一揽子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新政策，要求网络餐饮平台适当放宽配送时限，不得通过算法等手段侵害劳动者正当权益；网约车平台企业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根据新政，外卖小哥等将被纳入最低工资制度保障，并获得政府主导的职业伤害保障。
(0)李光满：我以为，不要责怪年轻人“躺平”，因为不是年轻人“躺平”了，他们是因为压力太大而无力奋斗和拼搏了。我们可以看看现在“躺平”的都是一些什么人，都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你的视线里，你的朋友圈里，到底有几个年轻人因为不想奋斗而“躺平”？开着房车去旅行？躺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享受生活？我们大多数年轻人一直都在5+2、白加黑地拼命工作，他们不仅买不起房，而且生不起病，养不起娃，而那些已经结婚生子的，又要为缴房贷、为孩子的教育而拼命，如果他们不拼命，他们的的房子就会被法拍，他们的孩子就会输在起跑线上，就会上不起好学校，就会考不上好大学。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们社会“内卷”造成的，可为什么会内卷？我以为仍然是因为我们社会已经被资本主义化了，已经被大资本集团绑架了。
(0)外卖行业里有一个控制权重新分配的问题。管理一般是三方面，第一就是指导工作，员工按照老板的指导去做。第二是要评估员工工作当中的表现，第三是根据评估，决定给员工奖励还是惩罚。放以前的话，这三项工作都是老板决定的。 而现在呢，你会发现boss都不管了。谁来指导？平台给骑手开单，平台根据导航告诉他们先送哪个，再送哪个。消费者决定给差评还是好评。最后的奖惩又是平台根据消费者的评估来决定。控制权一分配，相应的矛盾就跟着被牵引到了其他地方。技术遮蔽了对应的劳资关系，骑手即便有不满，也不知道找谁发泄，甚至有可能发泄错了地方。 在消费者角度，他们并不了解背后的奖惩规则，这套规则是严重失衡的。我送外卖的时候，一个好评能加两块钱，一个差评扣10块，投诉扣200块，处罚的力度远远大于奖励的力度。 所有人都害怕被处罚。有时候消费者给一个差评，骑手跑一单才8块，最后还倒欠两块，那可能“噌”地一下，骑手情绪就上来了。 我当时的访谈对象基本都已经不在这个行业了。我论文里的主人公是甘肃人，原本想在家开小饭馆，也没干起来，欠了很多债，他就到北京来送外卖。 他住的就是城中村，骑手都会聚集在类似的地方，1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要住三四个人，条件也不好，他来北京两个月没有洗过澡。 他干了一年多，每天可能就送三四十单。除了他自己的吃穿用度什么的，能攒下来一半钱就不错了，还挺累的。2019年他就回甘肃了，在老家卖房子。 去年跟朋友吃饭，我还碰到了论文里另一个比较重要的主人公。当时我们在坐电梯，他拿着手机进来了，我们都戴着口罩，但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就认出对方了，也没说话，直接就抱在了一块。抱完了以后我才问他，你还在干这个？就这样聊了两句。他还要赶着送餐。他是少数还在干外卖的。跟2018年比的话，我觉得骑手的处境可能是更糟糕了。你想2018年送一单的价格是8块，现在下跌到5块。他们要保证收入不下跌，只能不断地内卷，付出更长的工作时间，压缩每一单的配送时间，送更多的订单。 2018年我觉得换工作可能是一种反抗方式，但我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大家都在做平台，都是零工经济，你自以为走出一个牢笼，实际可能是进入一个新的牢笼。但没办法，因为很多骑手自身的条件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权。除非是平台想改变，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北京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去体验送外卖是有必要的。（来源于极昼工作室 ，作者小昼）
(0)阿里有那么一段时间确实是想做中国的“东印度公司”，去海外扩展，跟亚马逊在海外一较高低，但是他们这几年明显消极了，毕竟，既然搞金融做垄断可以赚到大钱，为啥要去海外担着风险累死累活呢？而且还容易惹怒美国。大家注意下，企业变大有很多优势，但随之而来的是那种惰性，如果没人管，它可能任由那种惰性吞噬它自己，或者变成一个寄生虫。
(0)底层只配吃菜肴包？一个事实是，菜肴包已经进入社会生活多年，并且还在不断扩大影响，渗透进更多地方。 日本、台湾等地，居家生活中购买菜肴包满足日常饮食需要并不少见，尤其在台湾的台北、高雄等地，菜肴包被冠以“妈妈餐”、“家庭便当”之名，成为当地居民常见的主要食物形态。 而现在电商平台、超市、餐馆不断上架菜肴包，已然显示出向台湾、日本看齐的趋势。 从卫生、安全的角度讲，只要合规，菜肴包并不存在额外风险，甚至还对食品安全等领域有益。四川大学农产品加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赵志峰认为，菜肴包对食品溯源和公共卫生保障方面有更大的作用——正规菜肴包生产厂家受食药监部门监管，产品质量需要达到国家检验标准。 举例来说，“如果有人在餐馆吃坏肚子，除非是大规模爆发，否则很难找商家理论”，而根据目前的《食品安全法》，菜肴包要是出问题，可以进行同批次产品的查验，进一步溯源，从而保护消费者权益。但问题是，商家未经明示使用菜肴包，是否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饿了么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只要商户提供的外卖商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基础上，商户可以自主采用不同的经营形式。”。美团外卖平台给出的态度也一样，只要符合法律法规，“允许餐饮商户通过菜肴复热的方式进行生产、售卖”。 至于是否需要做出标示，两家平台都没有做出要求。同时，新修订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里，也只是提出鼓励餐饮服务提供明示餐食的主要原料信息、餐食的数量或重量，但并未对此做出强制性规定。换言之，消费者根本无法知晓自己买到的外卖，是不是复热过的菜肴包。 成都商报那篇讨伐菜肴包的稿件刊载之后，自媒体平台秦朔朋友圈撰文称，这种流水线上的食品工业产品，成本低、出餐快，确实能通过标准化解决卫生、品质、口味等问题，确实利好餐饮从业者。 利好的代价，却要作为食客的大多数人来承担——中餐厨艺衰退、菜品普遍快餐化、公众口味被“阉割”之后，美食会不会成为上层阶级专属的“贵族食物”，而这个社会里的大多数，只能依靠流水线生产的产品维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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