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的贸易保护倾向明显加重，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爆发频率也显著提升。贸易战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前进的严重阻碍。
不仅如此，美国动辄“退群”或以此相要挟，使国际组织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近4年来，美国大量退出国际组织、机制和协议，并威胁退出世贸组织、北约等多边协定。这明显与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背道而驰，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不满。那么种种迹象是否能说明，二战后以美国为首建立的国际秩序已不能适应时代和全球一体化发展的需要了呢？各位看官们觉得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同时，感恩您随手传递到朋友圈，让更多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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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哈格·威尔预测1940年左右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源于德国和波兰边境争端。同年11月21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给爱德华·豪斯上校的一封信中写道：“正如你我所知，大型金融机构已经拥有了美国政府。” 1942年3月，《时代》杂志上刊登了全美教会理事会的声明：1) 希望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权力下放政府；2）希望对国家主权进行强烈直接限制；3）希望实现对列国陆军和海军的国际共管。全美基督教30多个教派的代表们断言“世界新秩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这种新秩序肯定会通过“民主框架内的爆炸性革命”来实现。 1945年6月28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一次演讲中支持世界政府：“各国在世界共和政体中相处将与各州在美国共和政体中相处一样容易。”同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生效当日，在参议员格伦·泰勒的鼓吹下，参议院第183号决议通过，支持建立一支由国际警察部队管制的世界共和国。 1950年2月7日，国际金融家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犹太皇族沃伯格家族的詹姆斯·沃伯格通告联邦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无论你喜欢与否，我们都会拥有世界政府。”两天后的2月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参议院并行66号决议，其内容为：“为了实现和平与正义，应修改现行联合国宪章，使之成为一部真正的世界政府宪法。” 1954年，荷兰伯恩哈德亲王成立了比尔德伯格俱乐部，光明帮和共济会国际下属各秘密社团的列国政治家和银行家在此机制下开始每年秘密集会。 1961年，美国国务院在发布的题为“免于战争”的第7277号文件中表明了在美国引导下的全球裁军计划”，该计划分三阶段实行，第一阶段各国裁军，第二阶段解除所有国家的武装，第三阶段武装联合国。 1972年4月，哈佛大学教授切斯特·皮尔斯在国际儿童教育协会的主旨演讲中宣称：“在美国每个五岁入学的孩子都是疯子，因为他们被爱国主义洗脑，对我们的开国元勋、父母和神保有感恩和忠诚。老师们，你们有责任通过教育革命令这些被洗脑的孩子康复。” 1973年7月，国际银行家和共济会国际煽颠黑手大卫·洛克菲勒创立了一个名为三边委员会的组织，其官方目标是“协调世界三极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在他的邀请下，未来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成为了该机构的创始成员，该机构第一任话事人是布热津斯基。三边委员会认为，世界上主要存在三大经济区：欧洲、北美和东亚，如果这三个地区各自合并为一个超级大国，再由这三个超级大国形成联邦，是最快实现世界政府的方式。（作家张原）
(0)今年5月27日，在斯坦福大学所举办的线上活动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发表讲话。在涉及美国对华政策时，坎贝尔称：被广义描述为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美国对华政策将按照新战略参数来运作，主导的范式将是“竞争”。“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这句话对认识中美关系具有标志性意义。坎贝尔的发言标志着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府都已明确放弃了“与中国接触的政策”。美国“与中国接触政策”的变化轨迹可用一条时间线表示，即2010年、2015年、2017年、2020年、2021年。 2010年是“拐点”。在2010年，中国的GDP第一次超越日本，排在美国之后。美国内部有一些声音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见了”，中国外交开始变得“咄咄逼人”和“傲慢”。奥巴马甚至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喊出了“美国决不当老二”的口号。美国将其“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军事上加强前沿部署，在经济上推动排斥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中国南海加强所谓的“自由航行”等。可见，“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散发着火药味。 2015年，在美国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美国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对华政策大辩论”。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称，这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最为深刻的对华政策大辩论”。该辩论在美国国内的中国问题专家、国际政治学者和外交政策专家之间展开，辩论焦点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了吗？”哈丁称，这场辩论达成了一项基本共识——美国的对华政策失败了。但是，有关美国应该用何新政策替代这一已经失败的对华接触政策，该辩论并没有形成共识。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在2016年大选之前，美国内两党精英内部已经达成共识，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这应该是构成所谓“华盛顿新共识”的“第一个共识”。美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郭长林先生）
(0)米斯伟：在您看来，特朗普是不是加速了美国对华关系的进程？他是否描绘了某种对华立场，他有没有做任何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工作，还是说任由中美关系走了下坡路。 基辛格：我认为特朗普更多采取了对抗的方式，而非谈判的方法，但不可能永无止境地进行运用。在（执政）最初阶段，强调美国人对于世界经济演变失衡的深层次关切非常重要。在当时，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在那之后，我个人倾向于采取更为不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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