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历经4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金融业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金融开放的道路不是一马平川的,当今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前进道路上诸多阻力,有专家指出在新形势下,我国应保持充足的定力和信心,稳中求进,坚定不移地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共绘网期盼我国金融业能走入世界舞台中心的那一天……但鉴于欧美等国家金融业发达且经营资本市场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得心应手,故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一定要慎之又慎。中国金融业如何大有作为?您觉得呢?如果您有何锦囊妙计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赶快来《共绘网》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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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道理也在这里。 可以这样说,金融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创新之一。 它使得劳动分工、规模效益成为可能,从而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的进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克斯在其著作《经济史》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的前几十年,蒸汽机技术已经成熟,但要将蒸汽机技术转化成铁路、航运、纺织等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筹集充足的资金,工业革命也就不可能发生。 所以,无论传统经济还是现代经济,其核心都是金融。 而传统经济之上的金融,表现为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抵押型、高增信金融业务,就是以“存贷汇”为主要模式的业务。 但是,当传统经济过渡到现代经济后,物不再重要,或是有形资产抵押殆尽,大量不可抵押的、以人为本的新兴现代经济开始涌现的时候,传统金融服务模式肯定匹配不了。 所以,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的国内金融政策,在当时的大背景下,鼓励的是金融机构加快产品业务机制创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迅速做强做大,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有效的差异化服务。 结合当时的万众创业,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房地产行业的爆发,各种各样的创新金融产品被开发出来,彼时的金融行业可谓的如日中天,各业务条件挥金如土、纸醉金迷。 连刚入职的普通员工,都敢在网上炫耀8万月薪,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的金融乱象,造成民众资金损失以及社会事件爆发。 例如P2P暴雷、信托违约、私募跑路、金融高管贪腐、地方银行危机等。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行业属性来看,金融机构天然是经营风险的机构,金融机构的利润来源,本身也是风险来源,因此,金融机构与生俱来有着风险的基因。 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机构一旦出现重大问题,很容易导致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很容易演变为经济危机,引发巨大的社会灾难。 因此,全球对于金融机构、金融行业的监管从未懈怠,但是,国内与国外的金融机构却也有着明显不同。 比如2022年,以硅谷银行为代表的部分美国银行发生流动性危机,美财政部、美联储等监管机构快速出手,将本次危机的损害降到了最低,从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美国的银行业危机,仅仅局限在银行体系,并没有向证券或者保险业传导。 但是国内金融机构的控制体系却有很大不同。 国内的金融控股或者说金融机构实控人,往往同时控制着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不同金融机构,在出现风险时,会在金融不同细分行业传染造成的实际风险远远大于单一风险。 实际上,近年来也可以看到,发生在金融领域的这类跨行业风险层出不穷,包括明天系、安邦系、中植系、恒大系等金融机构风险。 这些风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并不是单一的金融机构出现问题,而是横跨银行、保险、信托、证券等不同领域。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金融的基础工作,法治化水平和金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没有跟上。 如果金融活动没有公开透明的法治约束,就会出现大量的违法犯罪行为,因为金融行业与工农等所谓的实体产业不一样,金融业的信息是最高度不对称的。授信研究院
刘鹤:今后五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非常关键的时期,调整的实质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生产关系的互动,或者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的适应,而实质是生产关系的调整,或者说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调整的切入点是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在整个调整过程中,资本市场将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 为了发展资本市场,则需要公共政策的合理界定。因此,新经济、资本市场与公共政策之间有一个比较好的互动作用,三者的有机互动,则有利于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众所周知,新经济的发展应该以资本市场为依托,新经济的发展有赖于风险投资,而风险投资必须与资本市场为出口,目前的资本市场期望产生高质量的新经济类的公司,因为资本市场的质量本质上取决于公司的质量,而公司的质量又取决于公共政策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因此,三者之间有非常紧密的、相互依托的、相互关联的关系。
谢长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最早发生联系的资本形态是商业资本。商业资本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就已存在,“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和世界化,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商业资本的大规模发展及在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始于地理大发现,兴盛于工业革命后西方成为世界工厂。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资本取代商业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商业资本则从属于工业资本。在工业资本的推动下,大工业获得快速发展,生产集中加快。大工业带来的生产过剩和原材料过度消耗等问题迫使西方需要高度依赖全球市场。最终,“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由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到一起的金融资本开始主宰国家的命运,银行成为强大的资本集团。
种花家的风险投资做的不如米国,一来、钱确实没有米国的多;二来、中国的银行、企业都愿意投房地产,因为相对保险。种花家14亿人口肯定有不少“冒险家”,但是对敢担风险的精神宣扬的太少。
梅新育:作为微观市场主体,资本输出国企业与放贷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同样会造成潜在跨境金融风险。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东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相当程度上应归咎于1970年代西方各商业银行竞相对发展中国家贷款;而当时西方各商业银行之所以如此作为,重要原因之一是各银行贷款官员权限太大,为赢得高额薪酬和晋升机会而采取进取型战略。一位贷款官员追忆往事时曾说:“在偿债前能有个较长的付款宽限期为条件,从而签订一笔贷款合约,总会使人跃跃欲试。一旦发生问题,你或许已被调离他处,银行董事长也或许已经退休。”[④]在1990年代新兴市场投资热潮中,国际投资者相信新兴市场(尤其是东亚)借贷项目背后有政府的隐含担保,而且自恃有能力以集体撤资要挟东道国政府承诺担保,即使发生危机也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为其“解套”,他们普遍满足于借款国的表面繁荣而没有对这些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和企业进行深入的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最后,他们的放贷狂热以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而告终。倘若我们不能清醒认识并及时防范,重蹈上述西方贷款人覆辙并不是不可能的。进取的勇气与冷静的盘算,缺一不可。2016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上,“直接投资”项下关联企业债务资产已达2522亿美元,“其他投资”项下贷款资产5622亿美元,“证券投资”项下债券资产1502亿美元,潜在风险,不可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