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加速兴起，信息网络、生物科技、大数据、物联网等颠覆性技术和网络形态不断涌现，世界各国都加紧高端领域的布局，力图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
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传统工业发展中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产业转型升级、掌握核心技术和工业互联网成为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关键点。除此之外，大数据、云计算等网络新形态的涌现，关乎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需要我们坚定不移的建设网络强国、数字强国,不断推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打造制造和网络强国，您有什么看法呢？如果您有何锦囊妙计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赶快来《共绘网》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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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发展道路并不容易，好在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让中国的工业取得了如今的这个成就。虽然美国、德国、日本如今一直在提升制造业的实力，但是在短期内仍然无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对此我们虽然感觉十分骄傲，但也一定要居安思危。如今我国虽然是工业大国，但并非是工业强国，只有不断的提升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实力，才能够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工业强国，而那一天的到来相信并不会太遥远。 那么你对于中国工业如今取得的成就是怎样看的呢？对未来工业的发展又有怎样的期许呢？小康经济
(1)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战略定位于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技术创新是用新的生产方式对已有技术的替代或者新组合，而创新的过程就是技术组合的演化过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技术层面主要是实现数字技术与技术创新的融合，在融合中不断发展的各种数字技术通过创新过程组合形成“数据 +算法 +算力”的集成创新能力，使实体经济的生产工具由工业技术转变为信息技术与智能技术，劳动者的生产载体由生产车间转变为信息互联网、智能互联网平台。使实体经济以大数据技术为动力与枢纽系统，以计算技术为计算存储系统，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决策分析系统，以区块链技术为数字化信息系统。 世界范围内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技术创新已经由信息技术时代（IT）进入数字技术时代（DT）。信息技术时代以自我控制、自我管理为主，数字技术时代则以服务大众、激发生产力为主（宋爽， 2021）。信息技术侧重于技术层面，数字技术侧重于应用层面，数字技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 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技术进步具有新特点，技术“连点成线”，发挥技术影响力时，关注的是“系统，而非技术”，是“赋能，而非支配”（施瓦布和戴维斯，2018）。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保平，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1)踏上新征程，擘画新蓝图。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有了里程碑意义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 作为党的二十大后我国信息化领域的首个全面规划，文件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首次提出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布局，将建设数字中国上升到“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的战略高度。 这是以信息化数字化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方案，这是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举措。在这份规划中，数字中国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一一明确：按照“夯实基础、赋能全局、强化能力、优化环境”的战略路径，立足数字中国建设“2522”的整体框架，加强整体布局、整体推进，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中国网信杂志）
(0)我们有希望第一次要面对不需要拼命工作，就能养活自己的时代。如果人工智能开始取代人去工作，生产效率会成百倍千倍优化，那么极少数人和机器人就能养活足够多的人。如果只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绝大部分人并不需要天天加班，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大量的闲暇时光。 如何打发这些闲暇时光？或许这才是我们提升核心能力要面对的问题。
(0)我国具有世界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服务业规模巨大，农业现代化潜力巨大。信息技术与产业加速融合，在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的同时，不断扩大信息技术的应用场景。我国还具有大市场的优势：数字化转型创造的超大规模市场，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成长。
(0)工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还在加速。近期，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迎来了第55批联盟成员，今年，产业联盟也开始融入钉钉、第四范式等新兴力量。工信部数据显示，截止今年3月底，中国工业互联网已基本形成“综合型+特色型+专业型”平台体系，培育了一批平台创新解决方案和高价值工业APP。“今天所有的行业的技术的底座在发生迁移，过去传统的、孤立的、分散的、信息化时代的各种软件系统，在不断地迁移到基于云，基于像钉钉这样一个移动化的工具上”，安筱鹏认为，中国的数字化已经走在了全球前列。（来源：21财经APP）
(0)世界进入第六次科技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三次互联网革命的交汇期，科技革命由为人类赋“能”转向赋“智”；工业革命推动工业制造由自动化、信息化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演进；互联网革命推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向物联网拓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先进信息网络、物联网、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是科技革命的主导，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使得整个世界的经济形态、经济联系、经济结构和经济动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的技术革命带来了新的红利期。（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科学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张新生）
(0)在智能制造的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企业实施智能制造容易“虚化”，过于超前网络化建设和部署，对于制造过程的数字化重视不够；广大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步伐仍然较慢，资金不足、技术缺失影响了中小微企业的积极性；智能制造人才供给水平无法满足下一步全国大规模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十四五”期间，实现制造业质量效益提升、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仍然离不开智能制造这一关键手段。（作者：朱明皓，系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中国高端制造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0)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其中，就业促进和劳动者保护将始终是政府的职能和责任。因此，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需要形成一个就业优先政策的更高版本，以不断有效地解决就业的总量、质量和结构矛盾。首先，提高公共就业服务效率，降低自然失业率。充分就业并非失业率为零的状态，而是失业率仅反映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导致的自然失业的情形。自然失业率虽然总是存在，但是，自然失业并不“自然”，其水平的高低往往事在人为。由于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分别表现为劳动者数量和技能在供需双方之间的不匹配。因此，需要公共就业服务以及政府与社会合作促进就业的机制，有效率、有针对性地提供培训和职介等服务，以提高就业岗位在数量、技能、时间、地点等方面的供需间匹配水平。其次，数字经济催生越来越多的新就业形态，要求社会保障体系和机制与之相适应。由于户籍制度改革尚未完成，我国城镇就业市场上仍然存在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从事灵活就业的农民工以及许多新成长劳动力覆盖不够充分。这意味着社会保障制度尚难以适应新就业形态的要求。一方面，加快推进以农民工落户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无疑是解决途径之一；另一方面，随着与数字经济发展相伴的就业形态变化，很多户籍人口也将难以充分被社会保障所覆盖，因此，还需按照增强普惠性的方向探索社会保障的新模式。再次，探索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制度新形式。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固然不是市场经济的例外，但是，劳动要素的特点是以人为载体，因而不同于其他生产要素，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供求信号进行配置。各国经验也都表明，劳动者的工资、就业和社保待遇、劳动条件等，从来就是通过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合同、集体协商、最低工资等制度的协同作用来决定的。数字经济固然会改变这些制度形式的作用方式，但不会减少对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需求。最后，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更新劳动者技能，提高其劳动力市场适应能力。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技能是瞬息万变的，因此，从职业教育和培训中获得的专用技能绝不可能终身管用。相反，从通识教育中获得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却可以使劳动者立于不败之地。这就要求在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基础上，科学地平衡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而不是机械地将两者隔离，或简单地设立两者招生比例。并且，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投资还是作为家庭投资，教育的投入产出也是有风险的，因此，要增强基础教育的多样性和选择性，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作者：蔡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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