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但长此以往的“单打独斗”导致各个城市、各个地区画地为牢、资源浪费，加剧区域不平衡等现象，值得关注。
当“红利时代”逐渐消解，“科技时代”遽然开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生命科技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给世界带来全新的变化，城市和地区发展模式也应该逐渐变革。共绘网认为中国的34个省级行政区域应打破地区小圈子建设，向城市群、都市圈演进，推动区域一体化协调联动发展。只有区域协作、共融，才能共享资源，共创美好蓝图，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如果您有何锦囊妙计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赶快来《共绘网》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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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会有所变化。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的是靠城市化推进。中国一年经济增长10%的话，其中50%左右是城市化推进的，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建设，以及大规模的房地产产业的建设。1980年中国城市人口只有1.8亿，2020年中国城市人口九点几亿，增加了7亿多的人口，在40年里边，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城市扩张。 1990年，中国一年新建房屋1000万平方米；2000年建设房屋1亿平方米；2010年新建房屋10亿平方米；2020年中国新建房屋面积是十六点几亿平方米，估计今后到2035年，中国一年生产的房屋会逐渐降低到10亿平方米以内，形成一个折旧平衡的过程。 中国城市化率，目前已经到了64%左右。由于我们有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加上过去几十年计划生育管控，老龄化加速，再加上现有的农村人口中老年人居于多数，与世界同口径相比，几乎等同于欧洲75%左右的城市化率。刘易斯拐点，城市化率的天花板75—80%。今后15年是中国城市化率进入天花板的阶段，即使再过100年，城市化可能也在75—80%左右，不会变成95%。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聚的过程趋于尾声。 中国的基础设施，中国现在已经有16万公里高速公路，有35000多公里高速铁路，还有城际铁路，各种各样的轻轨轨道。这些年发展成了世界之最。总之，今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是局部地区、局部领域的改造提升的建设，过去那种急风骤雨、铺天盖地大规模发展的阶段过去了。 今后15年，中国GDP增长靠城市化拉动、靠房地产拉动、靠城市基础设施拉动的动力，会从50%降到10%左右，经济发展更多靠产业结构调整，靠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发展的方式会转变为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转变为大都市连绵带的模式发展。也就是说与城市群没关系的，与大都市圈没关系的，与大都市连绵带没关系的地方，它的城市化发展将放慢，这是一个变化。 另外一个变化，就是中国城市将从过去几十年的基础开发、形态开发为主，转变为功能开发，转变为更多靠产业发展结构的完整、系统配套。城市的发展动力，更多地来自内在的功能性开发，提升效益潜力。 从空间来说，像都市圈、城市群、大都市连绵带变化，使得内涵质量效益更高的提升。产业链角度讲，中国整个城市化会从形态变化，变成功能升华，更多地集聚功能内涵，使得中国一二三产业之间更加的匹配，教育、卫生、文化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都会更好的改善。黄奇帆（重庆市原市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0)充分利用各城市优势。除了完善户籍制度外，《十四五规划》也强调在产业发展方面充分利用各城市优势。具体而言，未来超大和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将「增强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功能」，以「率先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产业结构」(8.28.3)。为达成这目标，这些超大和特大城市将「有序疏解中心城区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等功能和设施，以及过度集中的医疗和高等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合理降低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8.28.3)。 邻近的大中型城市将「充分利用综合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主动承接超大特大城市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并且「立足特色资源和产业基础，确立制造业差异化定位，推动制造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因地制宜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区域专业服务中心」和「增加文化体育资源供给，营造现代时尚的消费场景，提升城市生活品质」(8.28.4)。整体而言，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方向将会是「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为重点，增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带动全国经济效率整体提升」(9.30.2)。由此可见，未来超大和特大城市将优先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而邻近的大中型城市将扮演支援角色，城市间将通过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紧密连结起来。 以上政策对企业来说，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从挑战的角度来看，现时在超大和特大城市(尤其于中心城区)营运的企业将可能要加快升级转型步伐，加大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业务比例；同时，一些原有的后勤设备(如：仓库)有可能将会逐渐搬离这些超大和特大城市，企业或者要面对后勤设备租金因供应减少而短期上升的情况。但从机遇的角度来看，超大和特大城市的经济发展以高端产业引领，表示在未来更多拥有高消费力的高技术人才将在这些城市定居，这些城市消费市场的发展有望更上一层楼。邻近的大中型城市承接超大和特大城市产业转移，除了可以使这些城市的经济更蓬勃，刺激当地需求外，这些城市也将会有更多业务配套，如：仓库、专业服务等。企业扩充业务到这些大中型城市将会更便利。（曾诗韵、潘焯匡）
(1)协调是内生特征，目标更是直接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协调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区域协调、城乡协调和行业协调。通过实现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促进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协调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和行业收入差距。
(0)中国“全国统一大市场”既然能解决这么多难题，那它本身又该如何建设起来呢？ 其具体操作流程，我们可以用“立破并举”四个字来解答。 “立”什么？立规矩，建规立制，比如中央提出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四统一”的基础制度。 这是市场健康运行的底层规则，只有规则一致了，政策和执行才能真正协同统一，这也充分体现了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尊重。 统一大市场，还需要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意见》就说了，要加强市场监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减少自由裁量权等，目的都在于有效地提升监管效能，促进公平公正执法。当监管更加科学了，市场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就会增强。 那“破”什么？就是要打破改革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具体而言，相关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着力强化反垄断，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 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整治网络黑灰产业链条； 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全面清理歧视外资企业、外地企业等各类优惠政策； 清理废除妨碍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以及招标采购领域违反统一市场建设的规定做法等。 不难看出，这些措施既针对市场主体也针对政府部门，在着眼打破显性壁垒的同时，更强调破除各种隐性壁垒。 比如文件就给各地区提了个醒，“不搞‘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更不能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这意味着各方应主动清理各种壁垒，特别是要破除思想上的壁垒，把新发展理念真正落实到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去。 我们也期待这种“立破并举”的做法，最终将以点上的改革破局，来为大局稳定保驾护航。
(0)我们经济的发展、金融的发展未来还有一个特点——区域化。 总体来看，未来南方和沿海一带，以及几个大的城市群，包括长三角、大湾区，成都、重庆，长沙附近大的区域发展会比较快，同时很多城市的省会地区发展会比较快，人口资源将更加聚集。 正所谓搞经济地方要选对。 而在国家政策层面，我相信一定会把北方的一些人口流出地方关注起来，帮助他们找到一些核心产业，让没有离开那个地方的人群也能够得到相应的发展。（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
(0)这是打造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辩证逻辑—— 东海之滨，大江奔涌，书写着新时代江海交汇的传奇故事。 “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人口、资源禀赋差异巨大，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 “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总书记深刻指出。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 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打造活跃增长极；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蹄疾步稳…… “我们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大棋局接续落子，相连成势，区域协调发展空间布局愈加清晰。
(0)金一南：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等等，建设一小时通勤圈，协同发展水平，培育一批现代化都市圈。过去有三大经济圈，全国最大的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第二大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就是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第三大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2020年总书记提出“第四大经济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发改委还在规划中部崛起规划，这是包括整个经济发展的完整规划，包括各种各样的体制、乡村的治理，等等，还专门提到保护和延续城市文脉，杜绝大拆大建、让城市留下记忆、让居民记住乡愁。这些都写入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里去了。
(0)实实在在的战略举措，优化了空间布局，推动区域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 2020年，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达557973亿元，占全国比重超54%；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3%，增速在四大板块中位列第一；东部与西部、中部与西部、东北与西部地区的收入之比分别为1.62、1.07、1.11，比2013年分别下降0.08、0.03和0.18。 进入新发展阶段，区域协调发展如何更进一步？高质量发展无疑是关键词。习近平指出，“要形成几个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在全国发展大局中明确自我发展定位，探索有利于推进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有效途径”。 今年10月22日，习近平在山东济南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指出：“‘十四五’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抓好重大任务贯彻落实，力争尽快见到新气象。” 对于以4%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约1/4经济总量的长三角，习近平要求，“必须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 近日发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部署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等9大任务，进一步激活西部近4亿人口的广阔市场。 承东启西、连南接北，中部地区是全国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空间枢纽。不久前，《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针对6省发展水平不同、域内经济联系紧密度融合度不高等问题，推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产业转移、推动动能转换、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新时代的神州大地，一个个发展引擎加快转动，区域板块之间不断融合互动，资源配置效率全面提高，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正加快铺展，大有可为。（文/徐佩玉 邱海峰）
(0)刘鹤：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这四个趋势中，城市化是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命题。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更重要的是，正确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保证，我国人多地少和缺水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现适度规模经济效益和深化分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选择。 记得1993年齐怀远部长带队参加达沃斯论坛，他派我参加经济政要的圆桌讨论。我是职位最低但是被提问最多的官员。 会后，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广东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李光耀说的是正确的。 围绕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转移，过去30年我们遇到多少复杂的挑战和难题？ 粮食安全、农民利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转移劳动力素质、政府考核方法、财税制度、社会稳定甚至人权问题。 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表明，由于缺乏区域性的大城市所造成的大规模劳动力长距离流动性就业，是造成雪灾发生后交通堵塞的结构性原因。 中国的基本国情使得生产力布局的长期供求关系远离均衡点，城市化模式的战略选择必须是国家行为。 但是，自然经济思维和利益分割的实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30年，我们大约转移了不到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却占用了将近10亿亩的农田，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 在城市化模式选择上的犹豫，使得分工、专业化协作、规模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等观念的实践都面临很大困难。 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世界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大城市的兴起，这是工业化和分工深化的结果，我们没有赶上这次浪潮。第二次是小城市的扩散，这是治理大城市病的自然要求，我们经历了这一次浪潮，但是对此有所误解。 目前全球开始了第三轮城市化浪潮，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网络联系（city-region and net-working），全面提高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 这个趋势在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东京、大阪等城市开始起步，大城市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面对这些新趋势和国内城市化进程挑战诸多的背景，从战略上，我们需要认清潮流，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主体功能区和特大城市圈的思路； 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发展规划，对混乱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应做好政府事权划分、财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设计，培育和创造符合中国在全球经济定位的大城市圈。 从战术上，需要接受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病”的教训，审慎和负责地处理各类现实问题，在建立城市功能区、接受大量转移劳动力和治理大城市带来的噪音、空气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决社会难题等方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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