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更快，同时几乎所有国家内部收入差异也越来越大，社会也越来越分化。这造成了今天民粹主义扩展到各国的局面，而且越是发达的国家和社会，民粹主义越是盛行。
可《共绘网》认为，全球化并没有错，只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被参与和主导的极少数人所占有，而大部分社会成员分享不足，甚至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即他们的工作机会因为全球化而流失，他们的工资水平因为全球化而下降……有人说，传统的“资本主义＋民主＋福利”模式，导致财富分配已高度不均和社会高度分化。对此，您觉得这一制度该如何转型升级、如何创造动力机制，决定西方世界的未来呢？如果您有何锦囊妙计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赶快来《共绘网》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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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公知这一物种，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虽然走下了舞台，却并没有走进棺材，仍在隐蔽的战线进行活动。 大浪淘沙，曾经传教士一般推销西式“自由民主”的旧公知已经纷纷被埋葬，剩下来的都是生命力顽强的顽固分子，随着他们沉渣泛起，我们迎来了后公知时代。 在后公知时代，最为壮观的莫过于阴阳怪气派，如果总结他们的文字特点，一言以蔽之，不说人话，充满着阴间氛围。 与“辣笔小球”这类憨批不同，新公知们深刻地明白言论自由的红线在哪，直接反社会反国家，越过“真红线”触碰法律，自寻死路。 于是他们学会了“伪红线”上反复横跳，花式踩线，讽刺揶揄，极尽挖苦之能事，你还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帮人自创了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外人看了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粉丝们却门清得很，只需要他稍微说上两句，评论区就会有追捧者为其“注经”，博主与粉丝互相唱和，恶心他人。【来自：乌鸦校尉】
(0)从法治视角来看，我尤其强调法治与宪制是避免民主政体失败的关键因素。就民主与法治两者之间的关系看，我们发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社会即便没有优良的现代民主而仅有优良的法治，也可以拥有一个较为优良的社会生活形态，但是，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法治而仅有民主，就容易出现制度溃败、治理失效的情形，甚至重新沦为专制或极权统治。以英格兰为例，19世纪议会与选举改革之前，英格兰仅是少数人拥有投票权，可以说是一个民主制度并非优良的社会，但是英格兰自1215年《大宪章》之后，基于他们深厚、昌明的法治宪制传统，这个社会是一个个人自由较为完备、市场经济逐渐扩展的优良社会。相比之下，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则是一个相反的例子。按照1791年新宪法，法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民主程度最高的国家，但是，由于缺少法治传统，所以民主并没有导向一种稳定而有效的国家治理，反而滑向了后来密尔和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暴政”或“暴民统治”。持续不断的街头暴动，政治领导人和政府走马灯似的更迭，未经审判就把个人投入监狱或直接处决，从城市到乡村遭到破坏的财产权，结果是一个乱糟糟的法国。《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第六章关于智利的案例研究中，实际上也触及了这样的问题。阿连德出任智利总统以后，政府要对既有的产权制度进行“革命”，总统也开始违背宪法——试图绕开议会而依靠总统命令治国。这样，到1973年政变前夕，智利的农民、工人、中产阶级和工商业主纷纷走上街头，智利的法律和社会秩序一时陷入混乱。所有这些都为军事政变提供了可能。这两个案例说明，有民主而无法治，民主常常难以维系，民主失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作者｜高全喜）
(0)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的伟大洞见，其中提供了两条标准。一是“圣化构想”。所谓“圣化构想”是指枉顾人性的复杂，却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在头脑中构建一个完美的改造社会蓝图，认为一旦实现就会建成人间天堂……在索维尔看来，任何社会都混杂着善与恶，人类历史上从未缔造过完美的社会，未来也不可能有真正完美的、理想的社会。好的知识分子，不会承诺最好的东西，而是小心的去选择最不坏的那个。有句话可以说是为“圣化构想”者量身定做的：“那些把人类引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意愿铺设而成的”……二是 “辞令技巧”。所谓“辞令技巧”是指自己的思想、理念在现实中明显失败后，还善于文过饰非，掩盖错误，为自己的错误寻找合理化的借口。由于这些知识分子太喜欢美化自己的理想愿景，以至于一直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再加上写作和诡辩本来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因此，面对错误，非常善于过滤事实，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材料或者词汇来替自己狡辩……
(0)现在的美国，其实是两个平行世界，一个是科技世界，一个是宗教世界。 美国东西部沿岸以高科技和金融为主，是美国的科技世界；而美国的五大湖、中部、南方地区则是以传统制造业、农业为主，是美国的宗教世界。 如果扣除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等因素，其实从1965年以来，美国五十多年时间，大部分平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到达顶峰时，没有再提高，而是悄悄下降了。 而美国家庭的开支是一直在增长的，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医疗开支，从1965年人均年支出146美元，上升到了2018年11172美元，美国现在的卫生医疗支出占到了全国GDP的18%，而中国是4%，医疗支出已经成为了美国国家财政的重负。从1965年开始，美国启动了全球化，大公司开始陆续迁出美国，带动了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到今天56年时间，美国东西海岸的富人赚得盆满钵满，而美国的五大湖、中部、南方地区则开始出现空心化、锈带化。越来越富有的东西海岸拥抱了科技，在玩特斯拉、医疗、猎鹰火箭、操作系统、半导体、高端军工等等，依旧是全球最牛逼最先进的国家。 而越来越贫穷的五大湖、中部、南方地区拥抱了宗教，主要在玩失业、酗酒、吸毒，变成了中国人看到百思不得其解的国家。而在增加美国人支出最多的医疗产业里，麦克森公司、联合健康集团等大部分位于美国东西两端，属于高科技产业带。同时为了快速发展科技，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美国实业只能选择全球化，像特斯拉这样只有进入高效率的中国才能得以生存，在美国非得玩破产不可，也无形中加剧了美国的失业率。其实我们可以归纳为：美国的科技世界，正在剥削美国的宗教世界。（文 / 克文）
(0)2021年让社会动荡的一个长期因素正在快速浮现——阶层分化、贫富分化，它们几乎无处不在。财富以更快的速度集中在更少数人、少数国家的手中，连疫苗的分配在被划分成了三六九等。发达国家截留了三人份以上疫苗，而最不发达国家到2021年年底也许才能得到极为有限的第一批。这会加剧不发达地区的动荡，悬殊就是动乱的温床，极度的分化会引发极度的混乱。
(0)美国贫富分化程度愈发严重，中产阶级收入增长停滞，阶层固化。1）美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1968-2018年基尼系数从0.386升至0.486。2014年，美国前1%的人口拥有20.2%的总收入，前10%的人口拥有47.0%的总收入；而在1980年，二者的占比分别为10.7%和34.2%。 2）美国财富分配差距持续扩大。2014年，美国前1%的人口拥有38.6%的总财富，前10%的人口拥有73.0%的总财富；而前者在1980年的占比为22.5%，后者在1985年的占比为60.8%。 3）美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持续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带来收入分配上的变化。美国人均实际GDP平稳上升，1953-2017年间增长了238.9%；但是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却只增长了122.2%，尤其是1980年之后，收入增速显著放缓。经济增长的成果集中流向高收入阶层，而未惠及广大的中产阶级。 4）美国阶层继续固化，年轻人的幸福感被剥夺。美国的绝对流动性从1940年的92%下降至1984年的50%。这意味着1940年出生的人群，他们30岁时的收入基本都能超过其父母年轻时的水平；而1984年出生的人群，竟有一半不如父母。千禧一代（出生于1981-1996年）往往要背负巨额教育贷款、遭遇次贷危机引发的“大衰退”、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和房贷、只能继续和父母住在一起，最终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和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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