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科技进步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发展突飞猛进。
然而，目前科技体制和科技创新生态还不利于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我国虽然拥有数量众多的科技工作者、规模庞大的研发投入，但是还存在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对属于战略性、需要久久为功的技术，缺乏远见卓识且没有提前部署；创新体系建设还不完善，芯片等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有待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巨大创新潜能有效地释放出来。同时，目前的社会风气也还没有达到鼓励或激励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的研究氛围。创新体系建设还不完善，远没有达到关注全球科技发展趋势的新要求。因此，我国的科技强国之路还十分漫长。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同时，感恩您随手传递到朋友圈，让更多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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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的统一是党的团结统一最深厚最持久最可靠的保证，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带头抓好理论学习，坚决克服“学习走形式装样子”“学习不系统不深入”“学用脱节，学归学做归做”等问题，引导和推动全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着力做好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化、内化、转化工作，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就一定能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作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作者：仲音）
(1)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创新也必须建立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都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已过去170多年，现实生活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动，时代条件和社会实践变化远远超出前人想象可及。作为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就是因为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能够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推进对其理论进行不断修正、丰富、创新和发展。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必然要求。（作者徐立佳，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0)科研工作能够做得好，需要一种奉献精神，不能够仅仅把它当成一个谋生的手段。完成这种职业上的任务，没有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恐怕还是很难取得成果。科研人员，也包括承担科研任务的学生，基本上是没有8小时之外，绝大部分科研人员压力还是很大的。但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期，国家对科技高度重视，对科技投入很多。目前中国的研发投入，在过去这20年有了快速增长，这一点在科技界我们体会特别深，我们能够干很多以前想干而不能干的事情。每个人应该说有一个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很好的舞台，跟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作者：白春礼，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党组书记、院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院长）
(0)中国大学缺乏的不是人力财力，而是对新思想的敏感性和激情。现在就拿斯坦福大学的“复杂系统理论研究组”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我这次重回斯坦福大学之前，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学科。“复杂系统论”这一说法，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但是还没有成型，目前只是一些零散的论文，尚无成熟的著作。一天，我看到学校网站上的一则通知，学校的“复杂系统研究小组”有一个活动，请生物系的戈登教授作报告。我很好奇，就决定去听听看。 戈登是生物学系的一位女教授，她的报告内容是亚利桑那大沙漠中的一种蚂蚁的“社会组织”。每年酷热的夏天，她都带一帮学生去做田野考察。他们发现，虽然蚂蚁并没有各种级别的官员，也没有规章制度，然而能够有条不紊地生活，可以避开天敌的入侵，可以有效寻找到食物。它们靠的是什么？ 戈登教授的研究解开了这个谜，告诉人们这种蚂蚁如何分工协作，如何传递信息。她的演讲中用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真实引人入胜，连我这个第一次涉猎这个领域的人，也听得津津有味。 其实，环顾一下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复杂系统”，诸如语言、大脑、交通、植物、天气无不是如此。该研究课题的目的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中概括出共性，为人们认识复杂的世界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将以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分支出现。到那时我们会再一次意识到，又得跟着别人的屁股后走。 我参加的这次活动，大概有五六十人参加，既有资深的老教授，也有本科生、博士生。参加者的专业背景什么都有，有来自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系科的，也有来自文学、历史学这些传统人文学科的。组织者热烈欢迎每一个新来者，包括不是学校的正式师生。 这种研究小组完全是群众性的自发活动，没有任何学校的领导指使命令。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类似这样的小组五花八门，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绝不要小觑这样的活动，它们很可能就是某个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组织这种活动，一需要敏感性，要有敏感的知识嗅觉，及时捕捉那些新思想；二要有激情，这些研究小组完全是出于兴趣，组织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没有任何功利可图，顶多向学校申请一点儿活动经费，买些开会时用的点心和饮料，或者支付外校专家的交通费。这种自觉自愿的奉献精神，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文/石毓智）
(0)向松祚：让年轻人甘心做基础科学研究。我们下一步要思考基础科学研究怎么才能做起来？基础科学研究不是老年人做的，严格意义上来讲，超过40岁的人就不可能再在基础科学上有什么突破，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的理论突破，技术科学的突破，都是年轻人做出来的。我们今天有什么体制机制的保障：第一能够让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能够安心的做技术研究；第二，他们的基础研究成果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他们在基础研究领域作出重大贡献能够让他们拥有好的生活。今天在很多地方都是做不到的。我相信在中国没有多少年轻人能够沉下心来做基础科学研究。首先他们自己养不活自己，如果我踏踏实实做基础研究，做一个学者真的可能要饿死。一些城市房价这么贵，动辄好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一平）。这么搞下去，技术研究能搞得出来吗？
(0)茅台集团质量总工程师王某入围2021年两院院士候选人，引发广泛争议。央广新闻也给予了评论。中国有两位获聘美国科学院院士，却被拒中科院院士的女科学家： 李爱珍，女，材料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颜宁，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终身教授，30岁成为清华最年轻博导，37岁率领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攻克困扰结构生物学界半世纪的科学难题。2017年，颜宁离开清华大学，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颜宁的这一选择在当时受到不少非议。 北大学霸许晨阳，2020年11月10日，获得2021年度科尔代数学奖。 赴美留学期间，许晨阳收到了来自母校北京大学的聘书，2012年，他也毫不犹豫拒绝国外丰厚待遇回到北大任教，但却在任教6年之后又再次去往了麻省理工。 他留下了三句话，简练概括出了我国目前在人才培养上的问题。一是我国学术界的造假问题太严重、二是学术风气很浮躁，很多人都是追求名利，不能把心思放到学术的研究中去、三是对辈分太看重，对年轻人的扶持力度很小。 除了科研成果，李爱珍在1989年就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还先后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半导体方面的技术人才，为半导体研究增加了许多新的技术力量。 尽管李爱珍的工作成绩非常出色，在她申请中科院院士时还是被拒了4次。最后一次申请中科院院士的时候，被拒理由是年龄超过限制，这让李爱珍彻底与中科院院士无缘。（中原民）
(0)哪些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长。经济学教科书上列举了很多，比如技术、人口、资本、资源禀赋、商业环境等等。哪个因素最关键呢？花了好多年，经济学家们才搞清楚这个问题。 早期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资本或劳动力，直到1957年，才直指本质。 1957年，诺奖得主索洛对美国经济增长历史的数量分析中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居然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外87.5%的“余量”即为科技进步。 经济增长的87.5%都归为科技进步！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
(0)华夏民族不缺少智慧，缺少的是那种敢于怀疑的态度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据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在各色人种的平均智商测评中，东亚黄种人达到106，欧美白种人100，居于人类平均智商中线，其他人种则低于100。所以东方民族的学习能力、创新创造能力具有智力基础。但是文明、文化的创新创造，仅有高智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不断追求新知的探索精神。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现代科技要做出一项发明发现已经非常困难。在近代文明的早期，发现新知可能只需要一个“脑筋急转弯”，牛顿不就是看到苹果落地而恍然悟出“万有引力”的吗？中华先民在文明早期就在观察太阳、月亮、星辰运行规律，并制订了“黄道、赤道”天球模型，命名“三垣四像二十八宿”，观测记录《星象表》，制订《历法》，服务于生活生产。数千年间，中国人有一万个理由去做几个地球、太阳、月亮和众星关系的天文模型，在地圆、地方、地球中心、太阳中心等多个可能假说中进行测算排除，从而发现真理。但是后世子孙一直固守古圣贤的“天圆地方”说，而不肯去探究真相，这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西方人则完全不同，1434年郑和副使到达佛罗伦萨觐见教皇尤金四世，赠送了包括《授时历》、《星历表》在内的一批图书典籍。在之后的150年间，西欧先后出现了哥白尼、布鲁诺、第谷、丢勒、开普勒等十多个《星表》、《星图》，制订了和《授时历》同样准确的《格列历》，并先后发现了“地心说”、“日心说”、五大行星等天文新知。这些新知不可能来自1500年前的所谓托勒密天文学，更大的可能是托勒密天文学就是来自中国元明时代的《授时历》和《星历表》，否则凭西方人旺盛的求知欲和强大的学习能力、发现能力，不可能在1500年间毫无建树而在《授时历》西传后的150年批量诞生伟大的天文学家。 “中学西被”不是否认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独立性、创造性、宏大性，同样也不能否认中国古典文明的初级性、浅表性、经验性。虽然从孔子到王阳明一直主张“格物致知”、“格物穷理”，但却始终在初级知识体系内徘徊，未能创立严谨的学科体系。关于人与世界的知识始终停留在2000多年前古圣贤的典籍里，后世不过是一代一代地背诵、诠释这些古籍。近二、三十年民间掀起一股“国学”热，似乎在西方知识体系之外存在着一个独立的“中国学术”，实际上这种认知是不客观的。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阴阳”、“五行”，都不是“范畴”意义上的学科体系。数学、医学和伦理学应该是“国学”中最为成熟的学科，但用现代学科标准考量，就显得很初级、很肤浅。《九章算术》是西汉时期成书的一部初等数学例题集，解决了加减乘除运算、面积体积计算以及小数、分数、比例、开方、方程等基本的初等数学计算问题，是2000年前非常了不起的科学文化成就。到唐代已经有了《算经十书》，宋明时期算学著作多达几十种。在西方出现欧几里得几何学之前，中国人解决了全部初等计算问题，并有了微积分等一些高等数学概念。但是中国数学几千年始终停留在例题和心算、筹算、珠算水平上，没有形成公理系统、抽象公式和笔算方法，从而也就没能迈进高等数学的殿堂。《皇帝内经》成书于西汉，是对过去两千多年先民用“阴阳”、“五行”理论探究病理、看病治病经验的总结。之后两千年，中医有一万个理由通过解剖一具尸体去探究人体结构和生命奥秘，哪怕解剖一只猴子也能看出端倪，但始终未能了解人体脏器功能和病理生理问题。虽有很多宝贵验方，在治疗疾病上也有独到之处，但始终未能从经验之学上升为医学科学。可以形象地说，中国古典文化是小学和初中，西方近现代文化则是高中和大学。没有中小学的基础不可能学懂大学课程，但中小学毕竟是中小学。（司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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