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世界存在的两大社会制度,两者之争从未停止。近些年,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崛起,而资本主义国家却呈现衰落趋势,前者坚持努力共同富裕,后者主张上层阶级占有财富。
生产、货币、交换和剩余价值等是社会生产方式进步及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问题是:剩余价值是让少数人享有呢?还是让大多数人共同富裕呢?众所周知,目前的答案是社会剩余价值均被资产阶级(资本家)占有,不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有数据显示:世界26名顶级富豪掌握着全球38亿人的财富;有一部份中等(产)阶级解决了物质温饱问题;而还有大部分人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贫富悬殊。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什么看法呢?请大家踊跃发言,赶快来《共绘网》的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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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1997:445—446)在第六版中对人类自然情感倾向的不可救药性很是悲观:如果在一些事情上我们信任某人,那么,我们所信任的那个人必然是我们的领袖和指导者……,正如由于钦佩别人,我们开始希望别人钦佩自己一样,由于受别人领导和指导,我们才懂得要使自己成为领袖和指导者。……受人信任的愿望、使人相信的愿望、领导和指导别人的愿望,似乎是我们所有天生愿望中最强烈的愿望。或许它是言语能力这种人类特有的能力据以产生的一种本能。其它动物都不具有这种能力,我们也不能在其它任何动物中发现领导和指导其同类的判断和行动的愿望。领导和指导的巨大野心,即取得真正优势的愿望,看来完全是人所特有的,并且语言是实现野心的重要手段,是取得真正优势的重要手段,是领导和指导其他人的判断和行动的重要手段(TMS,VII.iv.24—25)。将斯密的这个议论与《国富论》中他就语言和交换倾向论关系所作的讨论加以对比,可以看出其内心倾向的重大变化。在《国富论》中,斯密(Smith,1976b:25)似乎把交换倾向作为“理性和语言能力的必然结果”(WN,I.ii.2)。他认为,人们在交换活动中施展说服欲和支配欲,是有利于改进彼此福利的,他还相信,交换活动本身能够转化人类与生俱来的指导欲和领导欲的负面作用。但是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中,斯密更多地是强调这种基于语言的说服和支配欲的可怕性这一点。晚年的斯密这样来评价人类的指导欲和支配欲,也许是因为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了玩弄所有的诡辩、伎俩操纵舆论以便实现自己利益的商人和工厂主嘴脸的丑恶,痛感从中显示出的支配欲的可怕性。罗卫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大城市学院校长。
资本阶级提出的不平等是不是真正的平等呢?其本质是怎样呢? 我们承认资产阶级平等观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进步的。因为那时它是反对封建社会的地方特权和贵族特权的。可是,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资产阶级的平等观的本质就显现出来了。资产阶级的平等观,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反映,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产物。资产阶级的平等,就是社会上人们彼此都以商品所有者的资格发生关系,以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被看作是“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平等”买卖关系。资产阶级就利用这一假象,宣称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由的平等制度”。我们必须指出,就是这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未真正实现。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商品时,根本不能兑现等价交换。相反,要从工人的劳动过程所创造的价值中取得剩余价值。工人有一部分劳动没有得到报酬,资本家不劳而获。这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基础。工人由于一无所有,为饥饿所迫出卖自已的劳动力以维持生存,这里,事实上是谈不上什么平等的。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会与工人平等。吃饱的人不会与挨饿的人平等。”“只要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资产阶级制度和资产阶级中的“自由和平等”就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对工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实行雇佣奴隶制,资本独裁,是资本家压迫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法律上的平等,等价交换的平等,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平等,换言之,是把不平等叫做平等。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只能说,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不平等完全是公开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隐蔽的。不平等的实质披上平等的外衣---形式上的平等、欺骗性的平等。可见资产阶级的平等,完全是一种虚伪的平等。 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提出了同资产阶级的平等观相对抗的平等要求。就是说,为实现平等不仅要消灭阶级特权,而且要消灭阶级本身。正如恩格斯所说;“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它应当不仅实现于国家领域中,它应当是现实的,它应当实现于社会和经济的领域中。”“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真实内容,都归结为废除阶级的要求。任何超越于这点之外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平等观,也是无产阶级对于平等的要求和对于平等内容的理解。——摘抄自《学习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关于平等部分)
实现共同富裕,有效办法之一是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分好蛋糕”。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其中,慈善等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不是强制的,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适当激励,不能曲解为“劫富济贫”。 在“分好蛋糕”的过程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推动我国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实现共同富裕,将是伴随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实现共同富裕,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看得到、摸得着”的目标,激励我们更加积极有为地为之奋斗。来源 | 新华社
李光满:强化劳动和科技创新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共同富裕需要关心的是劳动者和科技工作者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强化劳动和科技创新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让劳动者和科技工作者成为增加收入的主体人群,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多数人增加收入,才能使收入分配人群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因此抑制资本在收分配中的过高占比,做好低收入人群的兜底,然后是大力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应该就是普通劳动者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标。 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工程,我认为造血比输血重要,而造血就是要让中低收入群体能够有工作做,能够受均等教育,就是要让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产业在国家布局、调整中得到体现,使中西部地区能够以教育和产业带动就业和经济发展。我认为仅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靠富人发善心搞捐赠是无法真正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得依靠我们体制优势,通过产业布局、教育布局、资源配置、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等引导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永远无法实现共同富裕,仅靠富人的捐赠那只能是施舍而不是政策普惠。
在线教育、游戏,甚至互联网、房地产的问题,事实上也反映出中国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常常忽视的另一个风险:如何与时俱进地与社会友好、和谐、共赢发展。做企业要尊重规律、敬畏市场、敬畏风险,业务上要合法合规,财务上要精打细算,发展扩张要量力而行,稳中求进。但若想要真正基业长青并成就卓越,只是合法合规、量力而行、稳中求进依然是不够的。社会在不断发展,企业也要不断进化。最重要的进化,当属持续保持与社会的友好、和谐、共赢,真正被尊重和欢迎,包括业务发展是不是真正利国利民,财富获取和应用乃至言行姿态,是不是有很好的社会观感等等。为什么讲进化才能持续保持呢?因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很多事物和事物背后的逻辑都是动态变化的,今天被欢迎被肯定的事情,明天可能就不是了。这些东西说起来有点虚,平时作用也不明显。它不像政策法规有明确的是非标准,遵守或违背,马上会看到效果,但它往往却又比一时的政策措施更能决定企业的长期未来。你可以将它理解为社会价值观或者民心向背,它不是法律法规,但却是无形的标尺,长期默默考核着你,并且每一步都算数。而且,它极有可能会成为新的政策法规。因为我们的政策法规始终是将社会价值观和人心向背放在第一位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比如,共同富裕既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的共同期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企业能更主动、自觉地看到社会趋势和人民大众的要求,并且更好地自我优化和进化,甚至在新的政策法规出台之前就率先调整,那也就不会有被要求规范之后觉得突然,甚至难过等烦恼了。(作 者丨华商韬略出品人 毕亚军)
李光满:2016年12月30日,王菲在上海推出“幻乐一场2016”演唱会,演唱会票价最高炒到60万到100万一张,当时我在《王菲天价演唱会透出一缕不祥之音》的时评文章中写道: “王菲天价演唱会正在演化成一场国家危机,这早已超出了音乐、艺术与市场经济的范畴,正在变成一种不祥之音。也许你会认为这话耸人听闻,但我们从这场天价演唱会所反映出的社会财富分化,社会阶层固化,社会风气恶化的社会状态,就能闻到一座大厦正在腐烂变质的味道。” “王菲被人称为天后,拥有强大的粉丝群体,是这个社会中一种文化现象的代表。她一边诵着佛典,抄着佛经,祈求佛祖保佑,一边跨界红尘,伸出贪婪之手,向社会索取巨额金钱。其实不仅仅是王菲,还有赵薇与王林同流合污,与资本大鳄们一起在资本市场上大发横财,2015年一年即获得40亿元的巨额财富。还有黄晓明,一场婚礼就耗资两亿多元,还有更多的演艺界明星吸毒、嫖娼、滥交,演艺界的种种乱象源自他们成为了这个社会中一个特殊群体,部分明星来钱太容易,形成了精神空虚、生活奢靡,失去节操,他们不再代表艺术,仅只代表腐朽的生活方式,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绝不是有品味的艺术享受,而是让社会崩溃的奢华生活体验。”“现在面对王菲的天价演唱会,我们是否还在懵懂不觉,以为这是社会繁荣的表现,以为这是精神高贵的表现,以为这是艺术品味的表现,而看不到贫富差距正在啮咬着这个社会的肌体,腐朽堕落正在吞噬着人们的精神,看不到中国正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敌对势力正在加大颠覆中国的力度,战争正一步一步向我们迫近。”
李光满: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探讨如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初衷,也是改革开放的初衷,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久久盼望,现在终于作为一项战略出台,并开始在浙江试验。在浙江试验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意义绝不比当年在深圳和上海浦东搞特区的意义小,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更加重大意义的举措,是社会主义宗旨的回归,是人民为上的追求,是中国未来的方向和趋势,更是整个中国政治理想的未来。
谢长安:在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消失,而是呈现出了新的表现形式。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到了全球化水平,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已经不是过去的工业国与农业国的国际分工关系,而是金融主导型国家与物质生产主导型国家的国际分工关系;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形态发生的重大变化,如知识经济的产生,一些领域的发展需要巨额资本的长期投资,加上全球化下市场竞争无比激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不同垄断资本需要加强联合与协作以应对各种挑战,如跨国公司之间建立战略联盟、金融寡头控制全球金融体系和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等,因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发展到了生产资料的少数资本集团占有的程度。由此,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可以归结为生产和资本的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的少数资本集团占有的矛盾。表面上看,资本主义全球化是资本在全球积累的过程,表现在金融全球化方面是资本以金融形式获取剩余价值,表现在全球生产体系方面是资本通过掌控产业链高端、国际营销渠道和大宗商品定价权等获取利润,但不论哪种途径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其源泉都存在于生产领域,而生产资料被西方少数资本集团占有的事实就决定了全球化的规则“代表的不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普通公民的利益,而是代表大公司和金融集团的利益”。由此,少数寡头成为全球剩余价值的主要占有者,甚至是食利者阶层,势必带来分配不合理、投机盛行等问题。当全球剩余价值源泉被开发殆尽,资本全球扩张无利可图时,经济危机必然会爆发,西方表面上的繁荣与高福利神话也会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