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的几十年发展历程中,我国经济犹如坐上了快车,再加上制造业和工业的双向发展,在“中国制造”的全球化之下,我国也成为了各国公认的“世界工厂”。
当“中国制造” 也渐渐向“小而精、细而强” 地发展,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试图效仿中国,成为“中国翻版”,暂且不论越南、印度等国家的经济、制造实力,其实,中国可以充分发挥“世界工厂”的优势,可选择某一或多个新兴市场国家同时开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产业区》,携手并进,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全面推广辐射至全世界。您赞同吗?如果您有何锦囊妙计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赶快来《共绘网》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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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新能源、数字经济爆发式增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新产业快速增长。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8.2%、12.9%,增速分别较规模以上工业快8.6、3.3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5.1%、32.4%;新能源汽车和集成电路产量达367.7万辆、3594.3亿块,分别较上年增长152.5%、37.5%。全年高技术产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7.1%和22.2%,分别快于高于制造业整体投资3.5和8.7个百分点。
什么是全产业链? 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从服装鞋袜到航空航天、从原料矿产到工业母机的一切工业产品,成为世界唯一的全产业链国家。 全产业链还意味着中国的产业不仅全面,而且几乎所有的产业都进入全球前5,多数深耕产业进入全球前3或第1。 中国的全产业链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制造任何东西,几乎都可以直接关门做出来。 中国,是全球17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那中国出口的是什么? 七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时代早已经成为过去,一去不返。现在,是中国出口一件大型机械产品,换几万吨美国大豆的时代。高铁和军工换大米,电子技术换石油,才是最新的中国贸易。 在中国的出口货物中,服装、鞋帽、家具、玩具等工业品的比例只有14%,机械、电子、汽车、仪器等中高档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例超过55%。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机械出口国,在机械产品出口金额上,早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和德国。.......中国制造,每天都在积蓄自己的力量。
靠货币扩张来扩大内需市场,在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转型时期,日本人已经走过这条路,后果十分惨烈。同样,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经济转型,中国之前的几年曾尝试用财政扩张,来扩张内需,后果也很麻烦。可见,要把经济从出口导向型,转型为内需导向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它是个技术活。经济这辆马车,需要通盘的重新设计。弃绝吸毒那一套,直面问题,选择治疗谋求康复,走上了这条方向正确的路(出口导向型),那么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理论上,已经不存在了。
中国在津巴布韦做的,不限于种地、挖地。津巴布韦的人均GDP不过1000多美元,经济崩溃后,贫困率高达72%,失业率一度超过80%,是个地地道道的穷国。但是,津巴布韦也有自己的优势。 早在2004年,津巴布韦的小学平均入学率已达96.6%,三分之二的学生能够升入中学,成人识字率97%,这些数据在非洲都名列前茅。 矿产资源丰富加上优质的人力资源,使得津巴布韦非常适合投资,特别是初级、传统的制造业。 近年来,中国向津巴布韦转移了一批水泥厂、钢铁厂之类的传统产业。 中国企业做的,就是往津巴布韦转移相对传统的产业,同时进口当地资源,向当地出口相对高附加值的产品,再培育当地的消费市场。 中国正在津巴布韦重构产业链,津巴布韦恰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之一。 这恰恰是美国最不能容忍的,因为美国控制世界,控制非洲,真正的核心手段是控制产业链,通过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固定于产业链低端来获利。 2017年,津巴布韦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穆加贝,前第一副总统姆南加古瓦上台执政。 西方原本满心欢喜,认为他会倒向西方,但没想到,姆南加古瓦的态度相对务实,对华友好,多次访问中国,并把与中国的合作作为头等大事。 更让西方受不了的是,新冠肆虐全球后,姆南加古瓦对中国疫苗毫无质疑,带头打中国疫苗,津巴布韦也成为最早开打中国疫苗的非洲国家之一,对其他非洲国家起到了带动作用。对于这次美国的抹黑行动,津巴布韦人明显不买账,最先揭露美国这一行为的,也是津巴布韦最大的报纸——《先驱报》。 津巴布韦总统发言人奇兰巴则直言,美国此举一是为了离间中非合作,二是帮助反对派上台。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津巴布韦政府心里是清楚的。
1993年,德国大众汽车落户上海。作为大众汽车的供应商之一,德国巴登符滕堡州的弹簧生产企业克恩-里伯斯也来到中国,计划在上海周边建厂。那年秋天,克恩-里伯斯总裁斯坦姆博士在考察了很多地方后,都不满意。在别人的推荐下,他去了紧邻上海的太仓,看到当地海运堤两岸的杉树,“很像家乡的黑森林”,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决定在这里落户,成为当地第一家德企。太仓政府对待外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这让斯坦姆博士很满意,但唯有一样他不满意,那就是人才。克恩-里伯斯每年要高质量生产上亿个零件,但本地缺少能快速上手的模具工。当地职校毕业的学生,不仅专业不对口,也没有摸过机床,缺乏实操经验。一开始招来的工人,“既不会给机器加油,也没能力维修”。斯坦姆博士想到把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引入太仓。 在德国,学生在小学毕业时,就会面临一次分流,一部分人走上高等教育之路,进入以攻读大学为目的的文理中学;另一部分人则选择职业教育,进入普通中学和实科中学,毕业后在企业找到“双元制”教育培训岗位,进入职业学校,接受企业和学校的联合培养。 所谓“双元制”,就是企业、学校联合开展职业教育。其中,学校负责理论知识、公共课等课程的教学,企业主要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实用技能、技术。 在德国,职业教育并不是被高等教育淘汰后的“第二选择”,而是与高等教育双轨并行。德国联邦文化部数据显示,德国40%的学生选择高等教育路线,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比例高达50%-60%。这主要是因为,“双元制”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样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他们可以从事税务、会计、市场营销等工作,也可以成为程序员、工程师。而且,德国双元制与高等教育打通,职业教育出身的学生,一样可以在“双元制”教育属性的应用科学大学就读,拿本科、研究生等高等教育学历。“双元制”职业教育也是德国成为世界先进制造强国的“秘密武器”。刚卸任的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说:“双元制”职业教育为德国社会经济贴上了成功的标签。克恩-里伯斯的创始人Hugo Kern就是双元制学徒出身,这也是斯坦姆博士在太仓引入双元制教育的原因之一。克恩-里伯斯联系了太仓当地的太仓中专,提出一起建立培训中心。通过企业与学校、政府的多方协调,最后三方达成一致:招生由企业主导,每年企业经理负责去学校招生,学校根据企业对学生的要求制定学习规划。此外,企业每月给学生发津贴,学校收学费。培训中心还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对德国“双元制”的一些规定做了“改良”:学生数周或者数月往返学校与企业一次,课程也从四年制改成中国的三年制。2001年,在中德政府的推动下,太仓建成国内首家德资企业专业工人培训中心(DAWT),由克恩-里伯斯、主营创新教育教具的德国慧鱼、太仓高新区政府和太仓中专共同经营。DAWT培养出来的学生,除克恩-里伯斯之外,其他企业可以以5万元的价格,从这里“买”走一名学员。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德企进驻太仓,技术工人的需求量大涨,需要的工种也越来越多,许多德企也纷纷效仿克恩-里伯斯的做法,在太仓建立培训中心。太仓政府也把双元制当做当地招商的一张特色名片,为此每年拨出2000万补贴双元制,设立培训中心的外资企业每年可获得200万补贴,大专院校的双元制学生每年可获得5000元政府补贴。目前,太仓已经建立了二十多个双元制培训基地,为当地企业累计培养了1万多名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像克恩-里伯斯在太仓的工厂有八九百名工人,其中双元制员工有100名左右,占比12%左右。双元制也已经成为当地的招牌。据说,很多德资企业到太仓考察,第一站就是去培训中心。(作 者丨 周瑞华)
中低端工业的用工荒应该靠机器人或产业转移出国解决。中低端工业工资低时间长不自而且由,很多环境有毒,那一点钱还比不上中老年的职业病医药费,也是社会负担。快递,美容美发,厨师,保姆等工资也不一定高,但有一点自由度,而且有以后自己做生意的可能性。中国的职中中专当然应该走培养高级技工的道路,中国需要多少有幼儿园老师质素的保姆?中国需要多少能管人会教人的高级技工,应对一带一路和国内的产业需求?只不过中国目前职中中专很缺资源,从师资到设备,从设备到材料,都缺。还有,中国需要产业升级,如果中国的许多产品像德国的一样硬气,自然工人高工资。
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党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既大胆试、大胆闯,又实事求是、稳扎稳打,在综合平衡中稳中求进。把制定长期政策目标和广泛的政策试验结合起来,中央设定大的政策目标,在地方设立试点或试验区摸索具体的实施方法,然后总结试点经验,以点带面、以点串线地推广到其他地方,实现探索、试错、纠错、前进的螺旋式发展。党提出并实行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衔接,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顺利实施。注重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及时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和国家政策。对试点先行中的风险和挑战,党及时作出分析并进行相应的政策和制度调整,避免了在全国推行时出现大范围政策失误甚至引发社会震荡。从建立经济特区到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从建设雄安新区到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党通过试点办法,积极而又稳妥地成功推进一系列重大改革。试点先行、由点到面的工作方法,既实现了改革的“蹄疾步稳”,也将地方的创新精神融入中央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促进了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动,提高了政策的创新力和适应力。经过长期探索实践,中国实现了以试点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人民在共享发展和稳定“红利”后进一步支持改革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