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这个词在近几年中频繁被提起,特别是网络的普及,微博等社交工具的大众化,让公知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中,但公知也有好坏之分,应当警惕。
曾经以鲁迅为代表的公知时代在网络社会中已经慢慢消融,更多的时候公知更像是一个贬义词,虽然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有一定的关注度,看似公平正义却时常做着墙头草两边倒的事情......而中国应警惕部分留美、留欧、留日派学者即所谓的公知或智库的一些言论、观点和文章,别把中国带偏、带陷阱去了。中国需要客观、理性和科学的声音(智库)谋求复兴而不至于偏离轨道(航程)。您觉得呢?如果您有何锦囊妙计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赶快来《共绘网》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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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指出的是,相比起名声已经臭掉的西方NGO,还有很多“自带干粮为”为敌对势力干活的人,特别是在文化口,比如前段时间那个上海某高校质疑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女教师,公然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暴行辩解。 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位女教师并不是历史教师,她本人的授课内容与此无关,就是挑着南京大屠杀公祭日的时间来发表暴论恶心人的,甚至很可能有刻意组织的嫌疑,甚至举报她的学生在事后还遭到了报复,辱骂举报学生的人当中不乏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
文章揭穿了世间一切假象、假话、假事…!马克思资本论突出的是真!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也是求真!改革开放为了饱饭就是实事求是的求真行为!保存自己才能争取真理、正义!就算它是正义的化身,也必须他们生存时候的所为…
2014年,我曾经在郎咸平亲自主持的财经节目“郎眼财经”中当面和他辩论,郎咸平认为应该将国企私有化,而我则认为国企的问题主要在管理,是“委托-代理”的链条过长所导致的,不在产权,当务之急是恢复国企的人民性。无论如何,通过“郎顾之争”,郎咸平俨然成了国民英雄,风头一时无两,但我认为,这其中的大部分荣誉,应该属于长期坚持斗争的非主流经济学家。 这场争论,在2004年8月以后达到高潮,事实上成了八十年代之后的又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即从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禁锢中解放思想),直到2005年两会期间,权威人士做了“不动摇”的表态后,争论才渐渐落幕。时隔17年,回过头来再看,这场大讨论至少产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后果—— 第一, 这是主流经济学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虽然他们仍然把持着教学、研究的重要岗位,但在民间舆论中,却失去了光环,被视为一群不诚实的人,他们为瓜分国有资产而炮制的种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如“冰棍论”、“吐痰论”、“靓女先嫁论”等,都在民间成了笑柄。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也开始下降;第二, 国企改制中的主要政策手段“管理层收购”被叫停,做优做大做强国企,开始成为非常强势的舆论和政策,一些国有企业在此后的几年中陆续进入世界500强。但是,引爆这次争论的根本问题,即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侵吞国有资产的“原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被搁置起来了,并在今天被敢于冒险犯难的司马南再次引爆!(作者 | 郭松民)
首先必须承认,“原罪”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其基本含义就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企改制”过程中,天文数字的国有资产,被一些人(主要是管理层)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成为许多今天的“民营企业家”的“第一桶金”。 “原罪”问题,损害了亿万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侵犯了人民最基本的公平感、正义感,也是以“教父”柳传志为代表的“新阶层”的历史包袱。 这个问题,必须被解决。因为它已经成了一道无法愈合的历史伤口,不解决,就会不断地渗出献血,社会也会因此不断地被撕裂。 当年,做为主流经济学家中最有忧患意识的一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曾经提出了一个“零点方案”。 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某一天的零点开始,对“民营企业家”在经济领域内的犯罪,无论是偷税漏税还是侵吞国有资产,都一律赦免,“零点以后再严格依法办事。”张维迎的逻辑是,只有这样,“民营企业家”们才会放心大胆地把钱用来投资,推动经济发展。不难想象,“零点方案”看似冰雪聪明,但政治上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由此引发的对全民财富的掠夺狂潮,将足以引爆一场内战。胡锡进在回应司马南时说, “倒过来追究联想是否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需要非常非常谨慎。因为有不少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都有所谓的类似‘原罪’”,“我很担心,如果反过来追究,甚至形成一个运动,将会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造成打击,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 胡、张两位相隔十几年的共同担心,不由得让人联想起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关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论述,是不是相当准确,并且具有历史穿透力呢?迄今为止,联想方面对司马南以及民间舆论的质疑,仍然保持沉默,这是傲慢的,也是愚蠢和胆怯的。(作者 | 郭松民)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现代公蜘是横眉冷对国与民,最终成为千夫指。作者骂公知骂得极致了,佩服佩服.....公知们岂能与鲁迅相比,它们连给鲁迅提鞋都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