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客,李大钊在《乡愿与大盗》里如此描述,“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那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
有人说政治家苟利国家生死以,而政客沽名钓誉、或中饱私囊,现实中确实如此,政客确实是自私又无聊的,尤其欧美国家的政客最出名......一般而言,各国政府和政客唱“红脸”说好听的,而民间则唱“白脸”说难听的,但都应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看问题(任何问题都有两面性),要讲真话,不讲假话。只要是客观、公正、公平、正义且为解决社会问题有益处的都应支持、鼓励,反之,应予以抨击和改正。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如果您有何锦囊妙计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赶快来《共绘网》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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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有权不可任性”的理念深入人心,对权力的制约不仅在于监督其有没有贪赃枉法,更在于从认知和道德层面进行理性审视,这是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道义担当,而不应付出巨大代价后再让老百姓去评判。 与此同时,也不能一味责怪知识分子良知的缺位,外人没有听到不等于他们心里没想、嘴上没说、笔下没写,把1600字删成5个字才发出来,这个责任就不在知识分子身上。 有些人之所以对真话忌惮,一方面是缺少与真话进行交流的自信,认为是在揭疮疤,另一方面就是真话听得太少,习惯了赞歌就听不进反调,还有一种情况是真话被故意过渡掉,只保留有利于某一特殊群体的话语体系。 确切地说,讲真话难,听真话更难,难的是压根听不到或者听完后的抵触与反感。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道理讲起来秒懂,做起来则万难。 自己努力讲真话,虚心听别人讲真话,这是一种修行,与诸君共勉。作者 | 梳子姐
说真话的好处是:你不必记得你曾经说过什么。 启示: 假话如同台词,常常是背熟了再说;真话如同咳嗽,多数是在压抑不住的时候喷涌而出。 一句谎言,通常要用十句甚至更多的谎言来掩饰,人不要活的那么辛苦。
有人类的地方就有谣言,任何国家都一样,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谣言并不可怕,可怕的应该是不知道哪里有权威声音,哪里有事实真相。从今天开始,我们现在所有媒体都要努力了。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 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见《论语·八佾》。原文是:“子入太庙,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引自第110页)
记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学者曾讲:“一个人肯付出一生来对一个国家的缺点进行匹瓶,也许是他用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国家热爱的最好方式。”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包容并鼓励匹瓶,对于一个公民社会而言意义重大,他可以帮助警惕或规避可能存在的政策失误,也能抵消因为意见过于趋同而导致的独断和专行。从某种意义来讲,一个社会对批评言论的包容尺度,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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