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十三五”以来,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决定性成就,科技实力明显增强。中国两会召开过程中,与中国经济、疫情防控、环保等多个领域一样,中国科技创新发展也受到了世人的特别关注。
近年来,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在很多领域已跨入世界前列,在纳米、化学、材料、量子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论文数、被引用数、专利申请量都是世界第一,但核心技术短缺情况尚未根本改变。我们知道,工业制造业(实体经济)涉及成百上千万个零部件、元器件和原材料,如果中国拥有数量众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隐形冠军)与之配套生产,就能解决“卡脖子”等痛点问题,中国实体经济就大而强。如果您有何锦囊妙计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赶快来《共绘网》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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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小巨人”和“单项冠军”计划,受到美国高度关注。美国智库基于对中国超600家“单项冠军”和9000余家“小巨人”企业的分析,认为与美国注重高利润节点、把低附加值产业外包到国外的做法不同,中国的工业竞争侧重于整个产业链,中国优先考虑的是产业链安全和影响力。这些企业构成关键产业链节点,不仅反映中国的相对优势,也折射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弱点和依赖性。
从苗圃到森林。12年前,朱宏任就看到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在创新、尖端制造和战略安全中的重要性。2011年,朱宏任和工信部中小企业司的同事共同研究了中小企业成长困局,并提出了要以“专精特新”破解这一困局的想法。 这一提议很快就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2012年4月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小型微型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新颖化以及与大企业协作配套发展的道路,这也是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中小企业专精特新的发展方向。 在此后的的6年里,工信部先后发布了多个关于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和规划。不过,中小企业真正意识到“专精特新”政策的落地,还要追溯到2018年的一次来自美国的禁令。 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虽然中兴通讯的这一次危机以“巨额罚款+高层换血”的代价暂时告以段落,但这也为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缺少核心技术让中国企业的发展处处受限。 3天后,《科技日报》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为题,推出了一组由35篇报道组成的专栏,系统性地向公众介绍了我国在哪些核心、关键领域还受制于人。 “卡脖子”问题的本质是技术垄断,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不仅制约了产业升级和发展,也卡住了国家经济的命脉。 对此,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游玮多年前就有体会。埃夫特前身为芜湖奇瑞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由奇瑞汽车于2007年8月出资设立。 “奇瑞投资埃夫特一个原因,是奇瑞想用自主品牌机器人造自主品牌车,而这个梦想源于奇瑞在早期曾被国外机器人厂家狠狠的宰了一刀。”游玮在日前举行的腾讯产业科技大会上透露。 彼时,奇瑞所采购的进口机器人出现了一些故障,需要机器人厂家进行现场服务和解决。在这个过程中,荒诞的一幕出现了,负责现场服务的国外工程师从法兰克福上飞机时,就开启了计时收费模式,解决一个小问题就花费了上百万。 “这一刀让奇瑞深感虽然汽车的三大件自主化解决了,但汽车装备如果不能实现自主化,别人一样可以随意拿捏,以攫取高额利润。为此,奇瑞当时就找到哈工大机器人所合作,快速组建了QH165项目组。”游玮回忆。 埃夫特的经历,只是过去二十年中国制造业往事的一个小小缩影。作者丨张睿
当下,中国正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世界国家之间的力量均衡也在加速调整。“我们正面对一个VUCA时代,也就是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时代。”朱宏任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俄乌战争、贸易战、全球化脱钩和产业链重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频繁发生,面对不确定的国际形势和经济发展形势,中国庞大的中小企业集群,构建了中国经济的底气和稳定性,成为推动持续科技创新的基石。 “中小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当我们讲这个国家强大的时候,总会用一些大企业的成果作为表征,但是真正反映国家实力的,还是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朱宏任认为。 以工业强国德国为例,其出口引擎不是西门子或者戴姆勒·奔驰这样的巨头,而是一些名不见经传,却在某一个细分行业里面做到极致的中小企业。面对风浪时,虽然中小企业正面抗击风浪的能力差,但是“船小好调头”,更强的灵活性,让经济形成韧性。作者丨张睿
2018年,美国挑起对中国的科技战,举国哗然。 3天之后,科技日报报道了35项卡脖子技术,包括芯片、操作系统、真空蒸镀机等,涉及多个领域,全国科技界掀起了卡脖子技术的攻坚浪潮。 但也就是这5年时间,35项卡脖子的技术已经被攻克了23项,掘进机主轴承、激光雷达、水下连接器、真空蒸镀机、医学影像设备元器件一个个都被搞定了; 航空发动机、核心算法已经被搞定得差不多了; 全球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基本上已经被摘完了; 在这些完全被攻克之日,就是中国打通任督二脉之时,也是重建国际秩序的时候,而不是西方世界躺在高福利上高呼:自由、平等、博爱..... 但是看到这份成绩,中国陷入了深深的焦虑。 2022年,中国拿走了全球顺差的1/3,这个幅度还在持续提升,预计卡脖子技术全部搞定,除了石油和铁矿石,我们还需要外国什么呢? 到时候,难道拿走全球顺差的70%? 于是中国加快了一带一路的步伐,要帮助外国搞基建,发展工业...... 不过这并不顺利,因为缅甸说我为什么要发展经济,我要噶腰子挣钱。 阿根廷说我为什么要建设工业,我要举债发福利。 欧猪五国说啥,你居然让我努力工作?你想得美!凭什么! 赞比亚说原来你给我借钱还要我还?我真是看错你了!......一个坏土豆
创新链是从技术创意、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实体产品和市场化的转化过程,是由基础技术研究、技术转化、市场开发和价值实现等环节形成的链式结构。产业链是由原材料生产、技术研发、中间产品制造、终端产品制造以及流通消费过程构成的链式关系与形态,涵盖价值链、供需链、企业链和空间链。数字经济与产业链的融合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利用数字科技创新攻克产业链中的“关键技术”“卡脖子技术”例如,目前全球产业链环节的国际布局面临某些发达国家的断供和断链,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增材制,造(即 3D打印),则可能复制和替代部分分工环节。增材制造根据数字化的控制方式,减少原来实体经济生产的任务细分,在不改变实体经济工艺流程与产品特性的前提下,实现协同制造、提升生产效率。二是双链融合,使数字技术融入创新链,数字技术的集成迭代、人机物的全面互联在实体经济生产活动中几何级渗透与扩散,带来技术范式、价值形态、生产组织三个方面相互融合与渗透,由此形成“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的发展路径。
品牌的价值在于建立信任,降低交易成本,创造溢价。在经济低迷的时候,人们在消费上会更为谨慎,把钱花在更稳妥、更具确定性、信赖感更强的品牌上。经济低迷期,头部品牌要敢于出手,是拉开差距、扩大份额的好时机。IPADATABANK在一项关于品牌营销有效性的研究中发现:面对经济下滑时,削减品牌营销预算可能有助于保护短期利润,但在经济复苏后,品牌会变得更弱、利润更低。而聪明的企业在品牌营销上投入了更多的资金,赢得更大的发言权,从而有能力实现长期盈利。一个优秀的品牌战略,一定是同时满足三个“点”:既能体现产品的优势点,又能反映与竞品的差异点,更能直击消费者需求的痛点。好品牌必须三点合一,缺一不可!
在德国,没有哪家企业是一夜暴富,迅速成为全球焦点的。他们专注于某个领域、某项产品的“小公司”、“慢公司”,但极少有“差公司”,绝没有“假公司”。它们大多是拥有百年以上经历、高度注重产品质量和价值的世界著名公司,也被称之为“隐形冠军”。 德国有家葡萄酒作坊,快400年了。二战中很偶然留下来的,很幸运没被美国飞机炸到;德国的马牌轮胎公司是1871年成立的,现在我国几乎每个地级市都有它的分店;德国的阿迪达斯公司是1920年创办的,至今也有94年以上的历史了。但是,德国的产品不打价格战,不与同行竞争。一是由于有行业保护,二是由于价格并非决定一切,打价格战可能会让整个行业都陷入恶性循环。(工业智能化)
产业大规模重组。 简单来说,就是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很可能会关闭、倒闭,而龙头企业会做大。很多隐形冠军会被打造出来。 隐形冠军指的就是一般老百姓不知道的、消费者不知道的,但是在产业中间地位非常特殊,集中度非常高的企业。 比如只有某一个企业生产某一种零部件,他如果出问题,全球产业都会停顿。 这种企业江苏很多,非常多都是搞配套的,未来他们的市场地位会被打造出来,这是产业大重组。 这其中的风险很明显,就是企业倒闭,而机遇,在于投资。 举个例子,电梯。2年前调研,数据显示我们国家有800家电梯厂,而在中国之外,全球大电梯厂只有10家。 随着未来房地产下降,电梯行业肯定会有一批大重组,这是风险也是机遇,如果能在这个过程中选对企业、投对企业,利润就会上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
莫菲特联邦机场,位于旧金山湾区,中国人对这个名字很陌生。 上个世纪以来,这里长期是美国海军的技术研究基地。 许多技术公司就驻扎在机场周边,为美军提供服务。来自军方源源不断的订单,哺育了这些初创公司,最终奠定了硅谷的雏形。 事实上,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整整30年,洛克希德都是硅谷最大的雇主。而洛克希德七成以上订单来自美国政府,主要是国防部。 没有这些订单,硅谷难有今日地位,至少不会发展得那么顺利。 美国管理学家吉姆·柯林斯曾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提到飞轮效应: 要让一个飞轮旋转,一开始你需要很大的力气去推动。但等它转动起来,有了正反馈,你不用费很大的力气,它也能依靠惯性飞转。 包括硅谷,乃至我们羡慕的德国和日本许多隐形冠军,之所以能在今天横扫世界,很重要一个原因是: 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来自政府和市场的正反馈。 相比之下,中国大多数企业由于起步晚、错过了市场孕育期,一出生就面临巨头碾压,尽管有政府扶持,但没有市场订单,一样很难转动起来。 正因为如此,来自下游厂商和采购方的信任,才弥足珍贵。 2020年,作为中国大陆存储行业的希望,长江存储发布128层闪存芯片,用3年走过国际大厂6年的路。 谈及此间的艰辛,长江存储CEO杨士宁特别提到: 64层3D NAND虽然是公司的第一个产品,但这个产品已经做到了华为Mate 40的旗舰机里。 很多媒体在报道时,都用“落泪感谢”来形容杨士宁彼时的心情。 虽然身处全球竞争最惨烈的行业,尤其要面对三星这样的狠角儿,但长江存储是幸运的,毕竟有华为的支持。 相比之下,更多在技术上解决了卡脖子问题的企业,至今仍陷在被市场猜疑的困境中。 他们想要的很简单,就是一个机会,哪怕是一次失败的机会。正如很多“首台(套)”企业负责人呼吁的那样: “自主创新不易,我们只想跟国外产品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突破卡脖子技术的企业,是国家的英雄,我们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因为: 当有一天它们扛不住倒下,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技术团队,很可能被跨国巨头轻而易举地挖走。 到时候,谁来撑起中国产业的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