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公布了一项约2.2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该计划为期8年，旨在重建美国老化的基础设施，推动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发展，创造就业机会。
美国全球基建计划旨在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计划。“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建成了一大批合作项目，加强了各国互联互通水平，为共建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我们认为世界需要的是搭桥而不是拆桥，是互联互通而不是相互脱钩，是互利共赢而不是封闭排他。希望美方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振兴。不过，中国跟着启动全球的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新基建工程）后，相信2050年“一带一路”带领中国占据全球公共产品主导权的结果难以改变，造福世界人民。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如果您有何锦囊妙计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赶快来《共绘网》的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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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再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也不允许别人来提供。自由开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将在资源和生存权利的竞争中，不断地走向对立和对抗。全球化死了，世界走上了寻找新规则体系的道路。是用和平的方式还是暴力的方式结束这一探索，这是所有人都在关注的问题。（谭吉坷德）
(1)如果说货币刺激手段，最快最猛的是房产，那么财政刺激手段，力度最大的就是基建。 2022年，中国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3.65万亿，已经是历史第二高，而且央行还上缴了1万亿利润充实国库，加上往年结余，今年的实际赤字率将是历史新高的4%。合计8万亿左右砸下来，基建是要大干一场的。 别看数字吓人，但能干的事其实不多，关键是现在材料人工都贵了，200块的小工都很难找。 所以大规模的传统基建，修桥铺路是干不大动了，地方债利率再低，那也是要还钱的，产业基建，如修电站车站东数西算等会有机会，但受限原材料上涨，仍在博弈。 大机会在能产生收益率的地下管廊、水利建设、防灾减灾设施等。 国内的地下管廊和雨污分流早已饱受诟病，青岛下水道油纸包的荒唐谣言满地都是，中国城市的面子搞完了，是时候搞点里子了。 同样，从1969年红旗渠竣工后，全国性的水利大会战就没有再开展了。 毛主席那个年代，水利设施折合现在的GDP可达240万亿，趁刺激的时候大修水利设施，饭碗能端的更牢。 基建看着没有技术含量，但全球能搞的国家也并不多，欧洲的多瑙河各搞一段修不了，非洲和东南亚等一众穷国，水泥都没有，修不起。
(0)在这次疫情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基建狂魔”，为拯救生命做出的争分夺秒的赛跑：火神山、雷神山两座救命医院分别都在12天内建成。 这背后是过往几十年在“铁公基”领域的汗水积淀。 回望中国经济过往历程，正如任泽平所言：“过去40年，若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怎么会有中国制造的强力竞争力？” 正因为此，中国才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逐步成长为GDP总量近百万亿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而在当下中国经济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更是亟需“新基建”的接棒与突围。“新基建”不仅将会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有效政策手段，更会是中美贸易摩擦下大国竞争和改革创新的关键杀手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运之战，胜负手！
(0)毫无疑问，中国也确实有能力使基础设施投资达到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想要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发挥应有作用，需要解决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一是中国是否有足够的项目储备； 二是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积极性； 三是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如果这三个问题不能解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无法实现，也就无法真正通过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关于项目储备，中国有充分多的项目可以进行大量投资，根本不存在投资饱和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地方政府积极性的问题。2020年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3.75万亿元。但地方政府基金收支总量却存在1.98万亿的超收额，这表明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性不高。 主要原因似乎有二：第一，地方政府还债压力巨大，它们必须首先努力降低杠杆率，越来越多的资金被用来付息和偿还债务，而不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第二，“终身追责”使它们不愿冒投资失败的危险。 关于资金问题，我以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融资存在一个基本矛盾： 一方面，在经济不景气期间，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者不愿意投资，政府只好推出“刺激计划”，通过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创造“挤入效应”，以带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由于不愿意扩大财政赤字、不愿意通过增发国债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从银行和资本市场为基础设施投资筹措资金。而信贷和资本市场资金的提供者，恰恰就是那些因经济不景气，预期投资回报低、风险大而不愿投资的市场化投资者。为了吸引投资者投资公益性的、不能产生现金流的基础设施，筹资者必须提高回报率，必须要利用政府信用，使市场相信这些公司债有政府的隐性担保。 这样一来，虽然中央公共财政风险得以避免，但是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和企业风险提高了。而为了抑制后两种风险，政府对专项债、银行贷款和城投债发行购买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显然，政府必须在防风险和稳增长之间找到最佳平衡。我认为在过去天平过于倾向于规避金融风险。但目前天平已经向稳增长的方向倾斜，“稳增长”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先目标。 此时，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结构的不合理之处需要引起重视。目前存在一种怪现象，基础设施融资成本越低，融资量越少；融资成本越高，融资量反而越大。 目前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是基建融资成本最低的方式，但是相对于十几万亿甚至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量，中央一般公共预算贡献只有几百亿，占比非常低。相对而言，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约上万亿，专项债大概为3.5万亿。而城投债，作为成本最高的一种融资方式，融资量约6.2万亿，这是去年的大致数字。 这种怪现象需要纠正，政府需要充分利用低成本的资金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而不能为了躲避风险而大量采取高成本融资方式。（余永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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