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中华民族身处何种境遇，青年都是国家的生力军、是民族的顶梁柱。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将自己的成长成才与实现中国梦紧紧结合在一起，担负起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责任。
所以作为当代大学生，必须深入了解中国梦的提出背景、由来、内涵、特征以及实现途径，将中国梦的实现作为促进自身发展的源动力，以此将国家的兴旺与自身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打开思路，你的人生格局才会变大......故中国乃至全球的大学生们可以将《共绘网》的议题（话题）作为你们毕业论文的题目吗？唤醒一人是一人！社会不需要空洞的说教，而是期待你们的答卷来实现宏伟目标。因为社会不仅需要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而且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更要靠一代又一代的年青人去实践、去奋斗。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赶快来《共绘网》的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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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良知的人[强][强][强][强][强][强] 缺的不是钱，缺的是德，搞学术研究的，拿到是国家的信任，纳税人的辛苦，人民的未来，甚至是会影响到国家对科学的依据，假大空的科研骗取研究经费事情太多了！
(0)写作是一个学者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方式，著述是学者美德和才干的最好证明，也是衡量一个学者水平高下最重要的标准。学者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述而不作”，是圣人做派；圣人每有心得，只要说出来，就有人记录，有人编撰，但你我都不是圣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在质与量的关系上，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陈景润一篇“１+２”的推导，爱因斯坦的两篇关于相对论的论文，都能够奠定他们在科学史中的地位。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数量虽然不是成为大家名家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好多大师级的学者，如马克思、韦伯、汤因比、熊彼特、哈贝马斯，无不著作等身。 或许有人会说，当年科斯就靠两篇有关产权的文章石破天惊，足以雄视百代。但这毕竟是个特例，而且，我们还得承认，经济学离自然科学较近。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一级研究员仅何其芳、俞平伯、钱钟书三位。何其芳是所长，俞平伯是何其芳的老师。钱钟书当时仅四十出头，评职称时著作只有《谈艺录》，何其芳认为他够一级研究员，就定一级研究员。这件事，通常又被拿来作为成果不在数量而在质量的证据。其实，我想，当时的文学所中人，几乎没有谁不知道写作就是钱钟书的精神生命。改革开放伊始，钱先生出版煌煌140万言的《管锥编》，就是一个证明。假若只有《谈艺录》而没有《管锥编》，钱先生的学术地位无疑要大打折扣。（李文老师说）
(1)论文篇幅相对短些，只要内心世界出现异动，就可以动笔，如《何典》主张的那样，“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拾得蓝中就是菜，得开怀处且开怀。” 在没有十分满意的题目时，完全可以写八分满意的题目；初稿完成后，放一段日子，再拿出来看看，改改。国学大师黄侃，惜墨如金，他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后因饮酒过度而去世，是年四十九岁，给学术界留下莫大遗憾。（李文老师说）
(0)当你陷入“孔乙已的长衫”问题，觉得自己的教育期望无法满足、辜负父母期望的时候，你应该来精读《共绘网》。《共绘网》的新理论在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管理学产生巨大影响。
(0)经济观察报：您所列举的这些问题，其根源在哪里？ 华中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章开沅：首先教育行政主管机关需要反思。那一套指标体系，所谓量化的、刚性的指标体系，把底下逼死了。过去也不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相对来讲，要少得多。现在为什么这么多，这么严重，而且累积不改呢？教育改革首先要改革教育管理方式，一是要回归大学本位；一是要回归教育本位。 其次，大学自己也要反省。也不能说什么问题都是上面的，都是社会的不好影响了我们。大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精神力量，大学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到社会上坏的影响呢？尽管现在的主政者已把大学的定位从精英教育改为大众教育，但大学 (特别是著名大学）就整体而言仍然是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因此，大学校园风气的败坏，乃是最可怕的败坏，因为这必将影响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 这并非耸人听闻。社会良心主要在大学，人类文明危机的问题，一些社会沉沦问题，都需要教育工作者匡谬扶正，形成强大的、正义的社会声音。大学要明辨是非，坚持正确的，反对错误的，以自身的良好行为体现道德规范。大学要以正确的舆论影响社会。 教育应该首先治疗自己，然后才能治疗社会、治疗全人类。我最寒心的、最痛苦的是，许多大学校长都认为某些教育评估是不好的，但是都不敢讲。明明是办了很大的错事，公开的作假，大面积的作假，败坏诚信，这在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事。这伤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够消除的。
(1)卢湖川 提问：我们学校想筹建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在设计时候就想，如果能够了解像华为这样的创新企业的一些未来需求，通过校企合作，给学生更多发展的引导和空间，将能够促进未来技术人才的培养。这是我们作为教育界自己的想法，不知道华为在未来技术人才方面和高校合作是否也有相应的想法和具体的措施？ 任正非：这可能涉及国家的体制设计。我认为，科学与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学是发现，技术是发明。 范内瓦·布什有本书《科学：无尽的前沿》写得挺好，科学就是无尽的前沿，未知的才叫科学。从这个角度，教育和科学是一样的，教育不一定要有准确答案，准确答案不一定是学校的需求。 别人家有位在MIT读博士的小孩对我说，他们没有讲义，也没有课本；老师上来讲一通，黑板上写一通，指定一批参考读物；几名教授讲课时互相批判，各有各的观点，各自推荐一些参考书指导你去读；然后你写，写文章不需要结果，只要思维逻辑是合适的，老师就给你打分了，这就是科学。 老师讲的是他正在研究的前沿，他自己也未完全明白，科学是一代一代去努力的。博士只要有思想方法，不一定会有结果，有些科学太遥远，一步很难证明，过程正确也是好的。我们火花奖也不一定要有“结果”才行，否则怎么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 如果教育总是追求结果，学生思想就会被约束。所以，不能太实用主义，以需求为导向，牵引中国前进是不够的。教育应该放开让学生“胡思乱想”，只要他想的逻辑相吻合，就不要去约束他。 读书是为了拿到开门的“钥匙”，关键是读一个方法学，运用知识的方法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取，怎么组合、怎么拼接，这就是大学要学习的。 企业的需求是现实性的，因为我们必须要解决现实问题，但教育不应该集中在现实需求上，要面向未来。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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