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报告，2013年中国GDP增长率继续下降，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率为7.6%，物价水平稳定在2.5%，中国在2014年也将处于主动减速、控制风险的调整年。经济结构性减速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城市化的压力，如果2018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60%，投资率将下降，消费率将上升，也就是说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城市化率提高为导向的投资整体增速会下降。二是来自中国人口红利挑战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挑战，人口红利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导致劳动供给下降。三是中国已不再是完全靠工业推动的经济模式了，目前服务业的比重超过了工业部门，但中国服务业受到多方管制，导致中国服务业的劳动效率低于工业化，如果大量结构往服务业上配置，整个经济也要减速。对此，你怎么看？
一共有人参与 条评论
中国能否靠解决结构性问题来保持较高增长？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梁红博士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人口老龄化。现今，中国退休人口远超新增劳动力，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已低于其他国家，中国50-55岁的退休年龄需要尽快进行调整。同时，中国整体教育水平仍然不高且仍有庞大的农业就业人口。但是，年轻一代的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快速提高，人才红利可期。 中国需要靠解决结构性问题来保持较高增长的第二个挑战是高杠杆。中国杠杆率上升反映低效的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与“被迫”的高储蓄之间的矛盾，而非偿付风险。中国债务分布中还存在“奇葩”，包括居民部门银行存款大于总负债，广义政府部门（不算国企）银行存款大体持平于总负债，以及企业在银行的存款可以覆盖四成以上的总负债，其中国企占比60%以上。出现高杠杆的原因还包括:政府及机关团体存款规模庞大，占比不断攀升；中国“五险一金”结余大部分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同时，梁红博士认为2014年以来中国宏观债务率上升是靠给居民、房地产企业、政府、融资平台加杠杆，而非房地产的实体企业显著降杠杆来实现。 第三个挑战是高房价。高房价出现的背景是中国实际城市化率仍然较低，且缺乏大型城市。中国的住房需求主要来自于改善性需求及农村人口进城的需求，但当今人口流入较大的城市新增住房供应不足，且大量住房的质量低下，不能满足新移民新增的和原住民改善性的住房需求。
(1)纽时7月26日中文网刊登了一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文章，标题是“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 在文中，克鲁格曼断言，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并且会比日本更惨。他的全部立论根据就是人口增长率。他认为所谓日本30年经济增长停滞，原因在于日本人口增长下降和停滞。他用了这样一个数据统计的图表来说明： 然后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经人口因素调整后，日本实现了显著增长：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45%。美国做得更好，但这并不符合日本停滞不前的说法。”这以后又简单地提到了劳动参与率和青年失业率的问题。 所有这些对日本的分析都是睁眼瞎式的分析。 首先，克鲁格曼绝口不提美国对日本高科技和汽车行业的打压。实际上国际经济学界认为，这个打压才是日本30年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不但萎缩了日本的创新活动，而且打击了日本的士气，使日本上上下下都看不到前途在哪里。这个问题在这篇短文中无法展开说。 其次，他所引用的日本的劳动参与率，只是讲了成年男子，而日本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和美国一样低。在这一点上中国远高于美日。 第三，这个克鲁格曼也承认青年就业率实际上是一个波动的数值。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就业波动，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为什么他连这个常识都忘了？ 显然这个克鲁格曼对日本经济分析所引用的数据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统计数据对于经济学的意义，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白痴哈耶克，在他的获奖演说中明确指出，那是假装有知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其他的文章中再讲。 然后这个克鲁格曼就用寥寥数语对中国经济下了结论，没有引用任何数据和图表。 他说：“现在的中国和1990年的日本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中国经济极不平衡，消费需求过低，仅靠过度膨胀的房地产行业维持经济运转，劳动适龄人口也在减少。与1990年的日本不同，中国经济的大部分领域仍然远远落后于技术前沿，因此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前景应该会更好，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可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似乎困扰着许多新兴经济体，它们增长迅速，但是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滞不前。” “所以，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情况可能会更糟。” 他对中国的预测对吗？ 首先，他以及和他一样的那些中国经济学家睁眼瞎，他们说的话自相矛盾。劳动适龄人口虽然是个绝对数字，但与失业率存在相对性。如果失业率高，就说明在这一段时间内劳动适龄人口充足。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 中国目前失业率高是一个不争事实。失业率高有很多原因，本文不做详细分析。例如文科生占每年大学毕业生将近一半，比例太高，是原因之一。这些文科生没有任何技能，只能填充像公务员、服务类的岗位，由于中国经济转型，公务员、中介公司、销售类的岗位正在大量流失，这些人去做快递员，我认为并没有埋没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没什么。 更何况智能制造正在中国起步和发展，未来会有大量制造业的人工岗位会流失，在可见的未来，中国恐怕不是劳动适龄人口不足，而是大大过剩。妇女劳动力曾经是中国低端制造业的一个优势，随着低端制造业的转移，妇女劳动适龄人口恐怕也将会是一个问题。 总体上说，中国的失业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结构性问题，不解决大量的结构性问题，靠发债发钱，这绝对不是一个出路，而中国经济学家睁眼瞎们的药方永远只有一个。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瞎了，他们瞎了难道奇怪吗？（于中宁）
(0)北大国发院黄益平：中国奇迹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经济水平确实很低，增长潜力自然就大，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确实释放出了能量。过去的“不对称的市场化”，也就是各种要素市场的扭曲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 在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这样的政策扭曲也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 中国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度很高，最高时是在2009年，投资占GDP的45%。这样看起来当年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当年的投资会变成来年的生产能力，生产出的产品最终要在市场上销售，而老百姓又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消费，最后产能压力就变成很大的问题。中国的运气比较好，当时正是一个大力宣扬全球化的时代，中美关系也处于良好时期，而美国人正在尽力消费，其储蓄率非常低。美国的消费能力和中国的生产能力刚好碰上，一拍即合，中国生产出的大量产品都销售到了国际市场上，最主要的方向便是美国。于是，中国的顺差越来越大，美国的逆差越来越大。 但这个体系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当时预料到国际贸易要出问题。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很多国家并不太在意，而且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因为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好事。但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变大以后（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麻烦就来了，原因在于大国和小国对于世界市场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像中国这种体量的大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市场不断扩张，意味着中国的市场份额在扩大，别的国家的市场份额则在减小，后续就会出现就业问题。最近这些年可以看到，在国际市场上，凡是中国需求量大的商品，价格就会上扬，而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上，价格就会下跌。中国经济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无论是从投资效率、经济结构失衡，还是从国际市场调整等方面来看，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都是无法持续的，奇迹总归是要过去的。当时我们观察到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逆转，以前劳动力严重过剩，后来逐步出现了短缺问题，2005年后工人的工资就明显上升了；另一方面，政府也不断地说要推进要素市场化，即过去的种种扭曲要被取消，比如让市场来决定利率水平。如果上面的分析成立，也就是说要素市场的扭曲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很快、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那这种扭曲的消除必将会大大影响中国经济。
(0)   1  
共3条信息 |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