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刺激政策，就是政府在短期内，用负债、用扩大的货币供应等等一系列的方法来刺激经济。而引导和刺激消费无疑是会导致浪费的。
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有需求就有保障供给的生产厂家。毕竟生产厂家只有把一批又一批的产品销出去，才能维持正常的生产，积累雄厚的资金扩大再生产。可《共绘网》认为：与其“刺激经济”大水漫灌，不如将资金用在刀刃即科研（研发）上，走高质量与高科技发展之路，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赶快来《共绘网》的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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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工作者的民族自信心受到严重损害。受以SCI为主导的论文挂帅的深重影响，使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我国科学技术还没有自立门户的可能。据说有少数科学家为了得到外国同行的好评，竭其热情，尽其谦卑。而一旦得到外国专家的几行好评，拿回国内，就以“资源”与“资本”加以利用。 一些机构与学者专家，怎么也看不起中国自己的学者与专家的发明创造。没有高频此被引的SCI文章，就不能被评上人才头衔，不能获奖。看不起自己的成果与人才，这大概也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学术界的一大特点。 但是，“紧跟”的结果，即使在人家的“国际前沿”里有所创新，能算是一流吗？人家能认可你是“国际一流”吗？“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指国家的原始创新，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一流。 我们应该承认，许许多多学者长期在写论文的大环境里已“适应了”，觉得在温暖的被窝里，也很舒服。甚至也很有“成就感”。但他们是没有责任的。他们被误导了，也是被迫如此。（作者：陆大道，中国科学院院士，经济地理学家）
(0)设计师的脑子里应该什么都没有，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两张图。第一张图是一座冰山，海面上的这部分看起不大，但海面下却藏着我们看不见的巨大山体。于设计而言，我们要做的就是海面下看不见的这部分，海面上看得见的那部分是商业要做的，这两个部分不能搞混。 所以我说设计不是商业，而现在很多设计师就是喜欢到处跟人讲商业，尤其是遇到商人时，你再和人家讲商业只会显得自己班门弄斧，被人嘲笑。人家也不会尊重你，因为你没有自己的观点和逻辑。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事情，比如去开创一些新的东西，去为关键技术领域的难题设计解决方案，而不是去搞一些所谓的豪华展会，那些东西虽然很好看，却不能长久。 这张图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做事的思维很多时候会习惯于左侧。 比如广东的鱼好吃，我很想吃，可我人在北京，怎么办呢？最快的办法就是直接买一批鱼苗放到北京来养，这样很快就能吃到了，但这些鱼到第二年、第三年就都退化了，口感大不如前。 而右侧则是要研究鱼的DNA，以及养殖这种鱼所需的水土环境，然后跟据研究结果，在北京培育起相同的环境，这样就能让自己一直吃上口感相同的鱼了。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背后的规律和这个例子所反应的是一样的。比如改革开放后，凡是我们引进的技术，大多都停滞在了引进之初的水平上，凡是外国人不给我们的，反倒逐渐走到了世界前列。 这说明，一旦我们完全靠感官行事，觉得自己已经有了某样东西，我们就会变懒，不愿意动脑子，反正现在能用，就不想再费力去做研究了。反倒是别人卡我们脖子的，而我们又离不开的一些技术，逐渐被逼了出来。这是我们必须要认清的一点，我们一定要从源头解决问题。 可现在，很多人还是把精力放在了外观、造型和色彩上，那都是后半段的事情，我们的精力应该放在前半段，放在解决事物的根本问题上，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大自然的规律也早就告诉了我们，外部因素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比如，长江黄河同出三江源，但为什么黄河到下游变成了“黄汤”，长江到下游变成了湖泊和沼泽，是水不一样吗？不是的，是因为气候和地势不同。还有水，零度以下是固体，一百度以上是气体，常温下是液体，为什么它会有不同的形态？是水的原因吗？也不是，是温度变了。所以，我们做设计的不要把思维局限了，要从外部变化中看到更为本质，更为根源的问题，做设计，就是要实事求是地、适应性地解决问题。还有，现在很多做室内设计的人总会说这面墙该如何设计，但我一再强调，墙是商人、消费者和施工队的语言，设计师的脑子里一定不能有墙，有了墙你就没办法创新了。我们的设计之所以徘徊不前，就是因为我们脑子里有个墙。我们脑子里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墙。（柳冠中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陆大道毫不讳言地指出： “中国科研资金、方向正被西方国家的SCI所支配，我们的科研人员贫于创新、贫于思想！” 与愈来愈巨大的投入相比，我国科技界的实际成果并却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突出，在国际上的实际地位也难以令人满意。 科学研究到底给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多少实际贡献成了问题。巨额投入带来了低产出，以SCI论英雄、论人才、论业绩，这类量化指标的局限性、欺骗性已开始暴露出来。 以SCI为主导的论文挂帅对我国科技发展带来怎样严重的影响？ 1）科技人才价值观被扭曲。 现在我国有了大量具有各种头衔光环的人才。论文数量和发表杂志的“档次”，特别是SCI类的论文，已经成为部分学者衡量自己价值、地位的象征及自己拥有的资源。 论文成为他们思想深处的价值坐标系。在这种坐标系下，热衷于写论文特别是SCI论文的学者愈来愈多。已经不再强调发挥集体力量了，也没有了热爱科研团队、发挥集体作用的氛围了。无论多大的项目及集体，只是名义上存在，即在申请项目与最后验收时存在。 而一旦项目得到批准，负责人将项目一分解，课题费一分，实际上没有了团队，各干各的。当主角的愈来愈多，很少有人甘当配角、愿意做好辅助工作了。 近年来引进大批人才中，部分引进的人才（包括从国内单位引进），对国内工作包括工作单位研究方向与领域不了解，兴趣不大，对研究团队的建设也不关心。但这些人才获得的待遇很不一般。学术竞争的平等性可能也正在消失。 对于勇于承担国家需求与重大任务而言，我们可能正在失去诚实可信赖的人才队伍。“学术自由”“自由研究”，是常常被管理部门领导人所津津乐道的当今中国的“优势”。但是，学者们被论文“绑架”了，甚至成为文章的奴隶，怎能具有真正的自由。 2） “紧跟”与照搬“国际前沿”学术思想固化在西方的框架与模式之中。 不少学者至今仍然称“国际一流”与“国际热点”，有些学者公开地认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对西方人的科学技术进行挑战”，“还是还要按美国人的思想与模式进行研究”等。将外国人的研究方向奉为自己的的方向，研究领域、科学问题、研究思路等大都是从别人那里“引进”的。这样的研究成果也较易于被西方“国际主流”所接受、所赞扬。 近年来的各种光环人才的评选，包括最高学术称号的人才，候选人的关键材料几乎都是这样的逻辑内容。无论申请人，还是评委专家们，都非常看重外国人的几行肯定，而基本不强调申请者的成就是否为真正创新，对其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并不认真在意。 一部分迷恋“SCI”的学者，他们极其看不上将全部精力置于国家需求研究的学者，对他们的成果肆意贬低，斥之为“三无”学者（没有国外权威文章，没有国际头衔，英语水平差）。对一些学科任意斥之为“三无学科”，有的被严重打压。 多年来，一些人才与成果，在各种评奖的关口被那些SCI热衷的权威领导（学者）以一两个量化指标不够或由于没有外国人的好评等而否定了，“封杀了”。今天我们对SCI的迷信、崇拜，SCI“决定论”的理念，甚至比西方人更有过之而无不足。（作者：陆大道，中国科学院院士，经济地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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