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思想家犹如先知,能看透社会运行的本质,看清事物的发展,帮助人们积极探索和谐、幸福的人生。
古今中外,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都对人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对各个层面的学术都有着广泛研究,包括宗教、哲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给人类进步指明方向和目标,给人类心灵予启蒙......而如今的美西方若无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胸怀和视野,将很难诞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甚至政治家。您说是不是呢?如果您还有良知,是为公平、正义和共建美好世界而来,那就请你将《共绘网》转发出去,让更多人受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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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大师过去几十年的努力,着重于帮助中国人领悟儒学传统的精神基础,以及如何将其与其他学问融会贯通。他以为,在过去500年里,这种领悟大都遗失了,但在今天却迫切需要。比如,他在《原本大学微言》中的诠释中指出,《大学》是一部以“领导力形成发展的七证反思空间”(知、止、静、定、安、虑、得)为根基的领导力培育手册。领导力并非来自企图心或是源自地位的威权,而是来自于一个人一生专注培育自己的深入倾听能力:既倾听当下,又倾听若隐若现的未来,以及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无论是财富、权力,还是奉承等自我关注或他人的不良影响中释放出来。领导人需要培育孟子所说的“不动心”,继而形成明晰的愿景。他们要有诚信,才能因此而建构服务于更为远大目标的真诚协作。他们要成为罗伯特·格林里夫所说的“仆人领导”,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福祉服务。“一切如常”的领导力需要智慧,并非只需要情感。我相信,如前述例子所示,我们所需要的智慧须来自于重振各地的智慧传统,来自于展示这些智慧与我们所处困局的相关和相适。虽然这一行动超出了中国自身的范围,但如果不是中国带动这个进程,我看不出谁还会有这个力量。——彼得·圣吉《2017年<第五项修炼>系列中文版序》
权威靠著述树立。 学者的权威在于能够拿出成果说话,权威也应该是那些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1968年,经济学家张五常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大牌教授D.Gale Johnson曾亲口对他说,该大学经济系教师升级的衡量准则,不论发表文章的多少,发表的学报的声望,有无博士学位和名衔,等等,单论研究成就,而一个人研究成就的大小,全看弗里德曼等大师如何表态。 文学家蒋寅也曾说,“文革”前社科院文学只评过一次评职称,其过程“就是何其芳一个人说了算。何其芳对钱钟书说:你是一级研究员。钱钟书点点头。何其芳又对某某人说:你是二级研究员。某某人说,知道了。”这就是学术权威的地位与影响。 权威是靠著述树立的。弗里德曼的代表作《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于196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首次面世,之后又被翻译成18种语言出版。何其芳能够对同行的科研能力与水平了如指掌,并做出最公允的、令人人信服评价,在于他是文学所所长,更在于他在早年就发表过大量诗歌与政论文章。(李文老师说)
社会大环境如此,学校的老师在大环境里如何才能保持清高,如何保持德?大环境如此,独善其身何其困难!国家应该从大环境治理,而不仅仅是处理这一个刘宏什么老师,否则最多按住葫芦起来瓢,甚至葫芦瓢一起起。一方面更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精英,享受着国家最优待遇和最多尊崇,拥有最大话语权的那帮人,已经背弃了国家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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