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突出特征，是我们战胜各种重大风险和挑战的不二法宝，是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的强大动力。实际上，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因国穷，加上大部分资本和人力分散，导致其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集中力量办大事”带着我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相继建成青藏铁路、载人航天、港珠澳大桥，中国“天眼”，推动着中国迈向新征程。如今，中国经济发展依旧迅猛，应当继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由国家把控（垄断）如土地、水电、文教、医疗和金融等重点领域的“平台”资源，国富后，不仅可以保证合理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公平切蛋糕）。而“平台”（经济）一旦落入资本家手中则易造成贫富差距，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最好的写照？对此，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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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收入分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要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劳动报酬及其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规范劳动关系，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防止资本凭借所有权优势形成强势议价能力压低劳动者的工资福利。要调节资本要素所有者取得合理利润，要确保工资水平有助于劳动者实现高质量的劳动力再生产，要确保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相一致。要防止同一生产部门内少数资本通过垄断限制其他资本获利，防止不同部门之间利润率差异过大导致经济结构失调。要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探索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实现形式。（作者何自力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1)当下中国社会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如何判断自己所处的社会阶级身份？本文引用B站UP主“失踪棱镜”的观点，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八大阶级，可谓入木三分，现整理总结如下： 一、 官僚资产阶级。 不必展开，略过不谈。 二、 大资产阶级。 改开初期，国内资本极度稀缺，多地政府为争抢资本，诸多环节大开绿灯。时至今日，气候已成，在各行各业中举足轻重，其中尤以买办和金融两股势力最为恶劣。 1、 买办阶级。 买办在当下社会仍然为数不少，身在国内，心向海外，为外国资本所驱使。无论官民都深恨买办，其行为愈发隐蔽，伪装愈发高明，漂亮国等正是买办们东窗事发之退路。 图片 2、 金融家阶级。 金融家本应借贷周转，以助百业。然而今日金融资本不务实业，专务投机，因利润率极高，严重恶化经济成分。金融蚕食实业，其后果如何，多国皆有因鉴。同时，金融与买办多有勾结，不少金融家背后都有国际资本的影子。 3、 互联网资产阶级。 所依仗者，唯有万千用户本身。流量资源、网络社区数据资产本源于用户，用户既享受其服务，又为其贡献价值。网络数据资源的深层价值不止于流量本身，其操控舆论、垄断信息、炮制新闻、收买媒体、采集数据、贩卖隐私，渗透各行各业，处处争利于民。但互联网产业太过年轻，利益边界尚未完全划定，相关伦理还未完全构建，许多在现实世界中不合法或者受到道德谴责的行为在互联网产业中尚属模糊地带，这种无序状态给了强势方极大的运作空间，占有大量灰色利益。 时至今日，互联网及其数据已经是新时代的基础建设和生产要素，新技术、新产品带来的收益该如何分配，成本该如何摊派，不能只由互联网资产阶级单独决定。就好比人类第一次发现某种矿产资源时，没有监管和法律，谁率先开发，那么资源收益就属于谁。但是后来人们意识到，资源不能随意开发，要有许可制度和税收制度。要将资源收益向社会分享才能获得开发权，对矿产资源如此，对互联网产业也应该如此。 此外，互联网资本也在飞速金融化，金融借贷业务比普通业务利润更丰厚，融资上市再抛股套现，较之一般的金融借贷业务更暴利得多。 4、 实业资产阶级。 具有两面性：一面防范外资，憎恨买办；一面剥削无产，严加防备。其中，右翼较为反动，不恨买办，只恨自己无外力扶持，不恨金融，只恨自己无力染指；左翼较为进步、爱国立场坚定，尽力合法经营，或有良善者对其员工待遇保障亦有所照顾。 在国际竞争中为中国经济做出较大贡献，其形象整体正面，作用依然关键。但其资产阶级本质不变，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道德水平如何，法律意识如何，阶级利益所在，剥削无产者是维持阶级地位的唯一手段。 总结：所有大资产阶级有一共同之处，即对资产阶级法权视若性命，甚至试图染指政治保障此类权利，故而拉帮结伙以壮生食。大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区别在于，官僚资产阶级直接掌握权力，大资产阶级不能。别部司马刘豫州
(0)实现共同富裕。过去40年，中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努力地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党中央在十四五2035年期间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战略，就是在努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追求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理想，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我们一定要清楚它是一个分阶段实现的目标，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概念，不能犯急性子的毛病。它是一个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共同配合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做大蛋糕是第一性的，分好蛋糕是第二性的，如果只有分好蛋糕没有做大蛋糕，最后会越做越小，这也是违反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是有差别的富裕，不是一刀切的平均的富裕。共同富裕讲的是要缩小三大差别，不是说消灭三大差别，是要让过大的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缩小到社会可以容忍，大家可以接受的状态。 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三次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二次分配讲公平，兼顾效率，三次分配讲道义，讲风格，讲自愿，不能靠强迫捐款。这三次分配在本质上讲，一次分配是基础，二次分配是关键，三次分配是辅助。在分配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让全体民众努力工作，各得其所，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我们一定要完整的理解共同富裕。（重庆市原市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1)在回答人民之问中发展中国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重视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经济问题。如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学需要回答的人民之问，具体来讲就是如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共同富裕。 首先是富裕人民。富裕程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党的二十大报告用专门篇章擘画“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高品质生活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二是消费升级，由追求消费的数量转向消费的质量，更为关注消费的品质、档次、品牌、卫生、健康和安全。消费对经济发展起基础性作用，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需要解决好居民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的问题。 其次是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进入新时代，在人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问题。分配制度是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政策，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作者：洪银兴，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
(1)美国的普通民众像工具人一样每日辛苦劳作，工作的唯一动力是下一份薪水，无论多么努力似乎永远都没有足够的钱。而垄断企业向他们的股东每年支付数千万美元，但其普通员工领着的却是最可能接近最低工资的报酬，这一切都是经过资本家精心设计的，因为一个不断处于生存压力下的边缘人，将永远没有时间思考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律并开启革命。
(1)在收入分配变化过程中，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则在于：运用国家的力量优化资源的配置，在宏观上把握、引导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以避免类似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由于市场的盲目发展导致经济危机的情况；通过社会保障、立法等形式避免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发生过的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生活条件极度恶化、延长工作日、雇用童工等情况的发生，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使社会能够健康平稳地向高经济发展水平过渡，最终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素质、工作能力与收入获得全面提高。（注释略）（作者李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中国走到今天，在民生领域盲目 “与国际接轨”，导致今天形成了“四座大山”——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 我们曾经笃信市场，以为市场真的能搞定一切，然而，市场却往往失灵，特别是在民生领域与社会建设上。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凤凰卫视出版中心主笔玛雅，就民生领域的市场化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 仇和落马与私有化医改的不归路。 玛雅：仇和曾经是地方改革的风云人物，2000年担任宿迁市委书记时，卖掉了当地所有的公立医院。应该怎样认识宿迁现象？其中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最大的教训是，医疗是一个市场几乎完全失灵的领域，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市场手段在医疗领域都是起的反作用。 如果将医院当商场，将医生当商人，过度医疗就无法控制，结果就是医疗费用一路上涨，老百姓看病越来越贵、越来越难。 所以在医疗领域，政府应该承担责任。 不能放任逐利的机制兴风作浪，否则老百姓蒙受损失，政府也会遭遇极大的困境。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完全取消公立医院的地级市，所谓“宿迁模式”是失败的。 这些年医改，国家投了大量的钱，各个地方医疗服务的水平普遍都在改善。 可宿迁的医院私有化以后，发展是节节后退的，人才留不住，医疗水平也没提高。 宿迁老百姓不满意，都到外地去看病。宿迁政府也不满意，早就想重建公立医院，把卖掉的医院买回来，可是对方不同意。 当时仇和卖医院，最大的宿迁人民医院以7000万元卖给了金陵药业，后来宿迁政府出价10亿、20亿，金陵药业都不卖。 现在金陵药业近30%的利润来自宿迁人民医院，那就是它生蛋的鸡。 宿迁政府没办法，只好在市区以外重新建一个2000张床位的医院，已经投入近20亿元，全部建成肯定不止这个数。这一卖一建，对一个城市是多大的损失，而且寒了多少人的心啊。 有些老百姓认为，在医疗领域的所谓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说白了，“不就是不管我们了吗”？！宿迁一个500多万人的城市，政府对医疗资源没有任何掌控力。 那老百姓看病怎么办？靠什么来保障医疗？ 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手上没有公立医院；没有公立医院，要是再来SARS，靠谁来抗病？靠市场，能靠得住吗？
(1)玛雅：从“格列卫”仿制药案，我们得到什么启示？ 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得到的启示是，国家要对老百姓的医疗卫生负责，远远不是建立医保就完成了，何况我们现在医保水平还很低。 需要做一个制度设计，从医疗、医药、医保全方位入手，几方面形成联动，才能为老百姓提供健康保障。 现在北京的人均医保水平已经超过台湾了，北京大概是7000元，台湾是5000元人民币。但是台湾是高水平的免费医疗，北京很多进口药都不报销。 为什么花钱多却不如台湾做得好？就是没有制度安排，没有宏观把控，太多的钱浪费了。 现在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要真下一番功夫去谋划，去管理，现在下的功夫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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