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拥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例如，欧洲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包括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化等。同时，西方国家也有着广泛的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而美国是一个由移民建立的国家，其文化和宗教传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融合，包括欧洲文化、非洲文化、亚洲文化和美洲土著文化等......但总体来看，美西方还是没有多少历史的文化传统与习俗，最多也就是宗教信仰，故其不受羁绊，唯有简约创新。
反观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国家。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经历了许多朝代的更迭，从夏商周到明清，每一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和文化。其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礼仪、道德、诚信、尊重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因如此，中国的繁文缛节太多，导致其思维受限，难于突破？对于美西方与中国的创新思维，您是怎么看的呢？请在此说一说吧！“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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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拥有一种颂扬勇于出去闯天下者的文化。他们如果成功了，就会被视为优秀的企业家，受人钦佩并获得应得的社会地位和认可。如果失败了，就当作很自然的中间阶段，是通往终极成功的必要过程。所以他们会振作起来，重新开始。 这种文化有别于英国文化。在英国这个比较静态的社会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所处的身份和地位。 英国人有过不少伟大发明——蒸汽机、纺织机和电动马达，他们获过许多诺贝尔奖。但是他们的发明很少成功地被开发成商业项目。 为什么会这样呢？跨越两个多世纪的帝国造就了一个崇敬旧富豪和地主阶级的社会，暴发户受到鄙视。年轻聪颖的学生立志要当律师、医生和专业人员，即那种因为智力和动用脑筋而受人景仰的人，而不是那种苦干和运用双手的人。 相反的，美国是一个新型社会，没有阶级障碍，每个人都颂扬起家致富，都想发财，从而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冲劲去创业生财。在美国企业里，年轻人往往在会议上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他们洋溢的生气会被疏导以帮助公司变得更具创造力。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0)两大原因，造成内卷。人们为什么会身处内卷困境而无法自拔呢？ 囚徒困境理论对此作了很好的解释。 按照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在制度的压力下，人如同囚在困境中，为了自身的利益，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配合”的方案，极少人会选择与体制对抗。 因此，人们便乐此不疲地与小范围内的相关的人员，进行零和甚至负和的博弈，客家谚语把这种现象叫做“裤裆里面打拳”。 大家争来争去，累死累活，不管你再努力，付出再多，利益总量不会增加，还是这么一点点。 由此看来，制度化的内部竞争是内卷的第一成因。 从文化基因上看，两千多年的帝王文化和太监文化驯化出无数的“顺民”。 帝王文化的核心是愚民，以利于其统治，而太监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拍马屁，讨好主子，以期获得主子的恩赐。 所以，有的人从小就要求听话，要求坐言起行都规规矩矩，习惯于在狭隘的人际关系里寻求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 文化基因里决定了中国人习惯于内部竞争，而缺乏向外开拓创新的勇气。 看看现实中的官场职场的残酷内斗，即可理解。 从文化的另一个角度看，传统文化到了某个阶段而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后，就容易走偏，走进死胡同，既然无法适应外来文化挑战的新形势，只好在内部不断深挖，寻找寄托。 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诸多规矩、讲究、禁忌就是内卷。封建迷信更是将内卷发挥到极点了。 人性是闲不住的，若是没有新的思想产生、没有新鲜事物可以期待，就必然会琢磨出一些东西来折腾。 如各种风俗习惯，又如微雕、微刻和书法等等，以增加一点生活的花样。这也是内卷的成因之一。 内卷是一种无声的悲哀。 它慢慢消耗了我们的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磨平了个人的锐气。 陷入内卷之后，对个人而言，是一种无声无息不知不觉的虚度。 对社会或机构而言，大量的人默默地做无用功，白白浪费了资源，降低了整体效率，削弱了对外的竞争力。 我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博士、教授和研究员，但是，我们的科技创新竞争力却与之很不相称，这或多或少与我们的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的设计有关。 无数的人才，被困在内卷化的制度性环境里无法自拔，造成巨大的人才浪费，令人痛心。 内卷告诉我们，表面的精细、复杂、讲究不等于高级，更不等于先进，那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一种黑暗中无知的消耗，一种悲哀的精神寄托。 只有跳出圈圈，站在更高层次上的不断向外突破、创新和创造，才能不让那种精致的、繁复的、看起来特别敬业的内卷化状态困扰我们，才能回归到向上勃发的新常态上来。 明白了内卷的含义，大家便可以有意识地避免陷入内卷，减少内卷造成的浪费和伤害。 无论你是决策者还是执行者，做事之前都要判断一下，尽可能避免内卷。社会应该鼓励和推动开放自由的竞争环境，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放在鼓励发明创造，建立最小约束的自由机制上来。文 | 丘小海
(1)如今我们的 GDP 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 20名开外。 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 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时，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 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施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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