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说:“假如一个作家只能为他自己的时代而写,那我就得折断我的笔,放弃写作”。这句话表达了他对于写作的深深追求和执着。他认为,如果一个作家只能为他自己的时代而写作,那么他将失去写作的意义和价值。
这是因为,写作不仅仅是为了反映当下的社会和时代,更是为了超越时代,触动人类的普遍情感和价值观念。我们知道,一个好的作品不仅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时代相适应,更需要超越时代,传递出普遍的人类情感和价值观念。这样的作品才能够真正地触动人心,激发人们的共鸣和思考。写作应该具有超越时代的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作为创作者,我们应该努力创作出能够触动人心、传递普遍情感和价值观念的作品,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时代的简单反映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实现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如果我们做不到雨果那样,那我们不必灰心,选择《共绘网》的话题来写(小作文),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它的话题直抵人心人性,关照现实世界乃至未来,刀刀见血,句句经典……您认同吗?“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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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这个时候,应当从传统里挖出一些东西填补这个缺陷,但是今天讲儒学的人,只抓其皮毛,不抓其精神。以辞藻华丽来文饰内容浅薄,以口号响亮来文饰内涵空洞。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没有在这一部分精神的境界、文化的境界上下力气,尤其近几十年来的余悸未定,还在胆战心惊的状态之下,没人敢动。所以,不能单纯地说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以下的文字其实是李哥给我发的一个截图并附之以他的评论后,我对他的回复。他的截图清晰的表明:我们社会资源的占有阶层其可怜的文化水平。(截图找不到了) 过去我听有一句话说,“要饭的你给他点钱,要钱的你给他点饭,这样你就知道谁是真的要钱或者要饭的人了”。 后来我把这方法广泛运用了一下,尤其是在文化上。论道的你给他讲讲哲学,讲哲学的你给他论论道,你就知道他到底什么水平,我觉得屡试不爽。 再后来我遇到装逼群体又把这方法进化了一步,比如说,有诋毁你诗的,你给他看看古人的诗,当然得暂时装作这首诗是你的,然后你会发现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一定是对方。 郑渊洁的“库斯卡娅”式的段子,在我不知道这个段子的时候就曾用过,所以当我听说这个段子的时候,自然也只有会心的一笑。 在现代中国有一个极其无奈的现象,长期占据某个领域之喉舌地位的,几乎都是不学无术之人,即便不能说是不学无术,也必定是平庸之辈。 所谓的作协文联诗社,慢慢的都被酒囊饭袋所占据,才华要么沉沦其中,要么超脱其外。圈子就像宗教一样,由它的善意初衷,沦落为权利的游戏。 说到底,中国的文化圈已经没有什么文化水平了。 中国的作家,几乎很难写出具有哲学意义的作品,究其原因,总要归因到如此的悖论中去。真正要饭过日子但陷入反思的是第欧根尼,中国的作家总是借着要饭的名义行要钱之事。他们所思所想只是应用层的苦难、悲伤、快乐或者激昂,而不知道也不会去探究在这些现象之下,是否有一个底层逻辑支撑着世界的规律运转。 余华的苦、路遥的平凡、陈忠实的变迁,等等等等,无一不是如此。这样的作品所要表达的,中国古代的小说、曲艺已经写尽,如《窦娥冤》《范进中举》《三言二拍》等,从现实意义上来讲,中国现代作家没有超脱出这种框架。 命运的悲苦,不仅仅在于我们所面对的肉体生存困境,其背景不该简化为人与人的冲突,而个人与社会环境的抗争,也不能只依靠同理心来获取同情的回报。如果我们要塑造真正的悲剧人物,他的痛苦应该来源于物质与精神、本质与观念、正义与良知等等的冲突和反思。 在诗人和作家的笔下,命运不应该是一个具体的神或宿命,而必须是某种抽象的概念。 这种概念根植在人性中,无论经历多少岁月,都对他的阅读者具有指导意义,正如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一样,在人类存在的每一天,我们都背负着相似的枷锁在命运中举步维艰。冷月的环球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