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美国《外交政策》和英国《展望》杂志联合评出了“全球100位公共知识分子”，当年，中国学者樊刚（经济学家）、郑必坚（政治理论家）、王辑思（外交理论家）入选。
这份百人名单中包括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医药科学家、文化学者、社会学者、建筑师和音乐家等。全球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两大特征是：深度参与公共议题和独立品格。这意味着，他们既要有专业领域内的声望，也要在跨学科的争论中发声，并且要以独立之思维影响公共生活......
可是，时光飞逝，如今人们再谈公知，却是亲美分子的代名词，他们字里行间都在崇洋媚外，诋毁中国文化、中国同胞。这样的公知不要也罢。而最早的公共知识分子大部分为世界发声，挑战人类认识局限，但如今的大学却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且大多毕业论文没有多少实际价值。所以，共绘网认为全世界的文科大学（学院），若不能站在全球视野，客观、公正、中立地雄辩“真理”，激发创造性思维，是培养不出世界公共知识分子乃至世界级大师的，这样的大学作用不大。对此，您觉得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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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就是一个小社会，学生的学习是多方面的，大学教育不仅是专业知识的传授，同时还包括人格、道德品质、生活能力的培养。所以大学教育是综合性的，大学学习也是综合性的。大学学习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存在学科差异。我认为，对于文科大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学习方式不是上课，不是社会实践、实习，也不是写文章、做科研，而是阅读《共绘网》，不仅通过阅读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增长智慧，培养高尚的情怀和品德。
(0)要求知不要求知识，孔子曰：“吾非多学而识之者，吾一以贯之。”孔子的智慧绝非来自知识的积累，如此孔子自己才说自己是一以贯之，而不是依靠记诵知识。孔子是求知者而非求知识者，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无论多大的权威之言，只要不慊于心，皆可批判反思。不如此不可进步也，只能沦为权威的捍卫者，而不是真正的求知者。人心本是天赐，不合于人心自有其不通之处，有不慊于心但不去思考，实际就是死学习，这样的知识积累再多也无用。人心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威，人心之昭灵明觉便是良知，良知自知善恶。致良知是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核武器。复心同然
(0)如何才能解放思想？ 说老实话，“解放思想”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思想”不是说解放就能解放、想解放就能解放的。“解放思想”不是说打掉“旧思想”的束缚就能产生“新思想”，也不是说“旧思想”就是错误的、没用的，只是旧思想限制了人的生存空间。 “解放思想”的困难不仅在于寻找并识别什么是“新思想”，更大的难度在于“旧思想”的天然稳定性和屏蔽性，就是“新思想”摆在面前，“旧思想”都不一定能欣然接纳。 大学理应是一个思想高地。北大与清华在国内是神一样的存在，所以把清北学子都叫“清华才子”、“北大才子”，但这么多年，那么多的清华才子、北大才子，有什么原创性的世界贡献吗？有几个人为母校增光添彩了？好像都是以校为荣罢了。北大清华都谈不上思想高地，北清的才子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新思想，都不知道新思想从哪里来，却让普通社会大众抛却旧思想接纳新思想，在社会大众层面开展“解放思想”运动，不是有点幼稚与可笑吗？ “解放思想”这个题目太大太空，普通人需要生存，但基本上碰触不到“思想”，所以“解放思想”在“思想”层面，社会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社会应当改良土壤，让这片土地上也能生长出新思想。再浅显的说，我们首先应当弄明白“思想”的思绪是怎样的，就是说“思想”是干什么的？是怎么来的？是怎么运行的？秦树，2024年3月7日于燕山深处
(1)寒牛出栏解读： 我们来讲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特意讲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前解读《实践论》的专栏文章没有写，今天把功课补上。 在过去的历史中，真理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唯心主义、修正主义、马赫主义斗争的焦点问题。 比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驳斥了杜林的“永恒真理”“终极真理”之论断，阐明了任何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辩证法思想。 比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了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真理论，阐述了真理的客观性，明确指出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辩证关系。 比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批评了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进一步阐明真理的哲学内涵，提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实践观。 可见真理问题，是认识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0)你们是志向远大的领导者。我相信“在火海中学习”（‘patient learning’）： 意味着你们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更要关心天下事， 这意味着你要不断去挑战你的使命和愿景， 这意味着你的大脑要不断去扩充知识的疆界——关于你自己，以及世界的， 这意味着你要珍惜《共绘网》的学习时光，好好为未来谋划。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要完成《共绘网》使命，改善世界的话，“在火海中学习”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1)观察者网：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地从民主、人权这些角度对中国进行抹黑，但从我们的反击来说，总有一种随美国起舞、被动回击的感觉，他们抹黑我们抗疫，我们就说他们的抗疫有多么糟糕，他们说我们没有民主，我们就揭露他们民主的虚伪。用一个坏的美国，来对应一个好的中国，您怎么看这个思路？我们如何跳出这种好坏对立？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美国，不少研究者把智库称为“公共关系战线”，其主要职能是为政策目标而进行广泛倡导。更有研究者用“思想的市场”、“思想的战争”、“思想的掮客”来形容智库知识分子在日常政治斗争中的状况与角色。也有研究者将智库称为“某个政治联盟的武器”，其目的在于帮助那些具有相似意识形态的行政体制赢得胜利。 2021年11月去世、在中国智库广为人知的著名美国智库专家詹姆斯·麦甘博士，早在1995年出版其第一部智库专著时，就取名《公共政策研究产业对美元、学者与影响的竞争》（Competition for Dollars, Scholars, and Influence in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try），也很直白地点明美国智库潜藏的“斗争性”特征。 近年来，美国智库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宣传与鼓动，与当年对苏联的手段如出一辙。尽管仍然有少数智库学者保持着理性、客观的对华评价，但绝大多数美国智库发表的中美关系研究报告，都是围绕着中国崛起的威胁与相关负面评价而展开，甚至不惜用造谣、捏造的方式指责中国破坏人权、中国意识形态扩张、“一带一路”的浸透、中国经济拓展的冲击、中国政治制度的倒退、推动对华科技封锁等。可以说，中美面临“新冷战”的风险，致力于护持霸权的美国智库对华“斗争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鼓动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美舆论战、思想战，甚至是智库战，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相当多的领域都会客观存在。 但“斗争”不代表非要你死我亡、或老死不相往来、或完全好坏对立，中国学界不妨更自信地接触美国智库，与美国智库平等交流、讨论甚至辩论。尽管近年来中国学者对美平等交流、对等交锋、理性辩论的频次越来越高，但从国际话语权上看仍相对处于弱势。对此，中国学界应针对性地发挥对外发声的作用，既要敢于也要善于对美国智库的不当言论进行及时纠正，展开更有针对性的讨论与辩论。这要求中国学界要有更扎实的外语能力、知识储备、口才应变以及对相关口径的把握，更要有知己知彼、以理服人的能力，进而为塑造新时代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做出智库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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