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对一个国家及其邻国来说，在经济上具有毁灭性的打击。保罗·科利尔和安珂·霍芙勒估计，一场内战一般会消耗一个国家大约4年的GDP。
内战内乱也是对国家安全危害最大的“内忧”。一个国家如果陷入内战或内乱，其安全度必然会降低，必然给外敌入侵提供可乘之机，国家安全也必然因此而受到间接或直接的威胁和危害。而近代中国也发生过内战，这场战争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27年到1937年，也被称为“十年内战”。第二个阶段是从1946年到1949年，也被称为“解放战争”。国共内战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中规模最大的一场内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前不久，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一次采访中称，他预测美国经济将会崩溃，但表示他希望这会在未来一年内发生，因为不愿自己当选总统后受到影响。因此有人担心，在如此经济形势下，中国是否也会重蹈爆发内战呢？在此，《共绘网》想说，大家不用过于担心，中国若要爆发内战，前提条件是：忘了初心，放弃共产党领导（执政）；被美西方利用全盘西化（私有化）；贪污腐败（党风廉政出现问题），人心涣散；出现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政客）……故而，我们认为中国不会轻易爆发内战。对此，您说是不是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一共有人参与 条评论
在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遛弯儿，大家都知道有两件必须“打卡”的事。 一是排队品尝“五道口枣糕”；另外一件就是瞻仰一座神奇的地标建筑，川流不息的人群往来经过，总有人不住抬头边看边喃喃“五道口”。世人更是为她冠以无出其右的盛誉“金融黄埔”。 没错，这座神奇的建筑就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教学楼。 五道口这个地名，在金融圈内如雷贯耳，是很多财经类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早期从这里走出的莘莘学子，后来几乎都成了在中国金融界叱咤风云的大佬。 五道口金融学院前身为中国证券教父刘鸿儒于1980年创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12年与清华大学合并，改名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自成立以来，这所学院确实聚集了中外顶尖的金融教育资源，成为国家培养高端金融人才的重要基地。 然而，就像任何其他机构一样，这所金融学院的学子中也会出现一些异类。当反腐风暴席卷金融系统时，这些个体也成为被清算的对象。原中国银行行长刘连舸和原浙江副省长朱从玖作为“秘书帮”的代表，成为首要调查对象。 在金融系统，证券教父“秘书帮”可谓是赫赫有名，除了朱从玖、刘连舸外，还包括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原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原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罗熹…等等。 这些人，构成了赫赫有名的“五道口85级”，班级校友数量是最多的，历经岁月沉浮，很多人在中国金融界的各个领域卓有成就。他们在刘鸿儒掌管证券业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是金融监管圈中“秘书帮”合纵连横的重要力量。然而，也正因为他们的存在，五道口85级成为了历届学生中“出人”和“出事”最多的一届。秘书帮，是特定的时代一个特定的政治现象，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师爷政治”。 幕友，又称幕客、幕宾、幕僚，俗称师爷，在古代即协助中央或地方官员进行政策谋划、开展调查研究、做好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庶务甚至教育干部子弟的人员。可见，幕友之所以为幕友，就在于他们多隐伏于幕后。于官场中，其充其量是官员的助手、参谋及办事员，未经领导授权，手上并没有丝毫权力。 然而，在高度集权、讲求人治的传统社会，基于地位、身份、权力运作机制等诸因素，幕友们往往可以共享高官的权势，进入前台，赤膊上阵，充当“权力倒爷”或“二掌柜”的角这实与当下的“秘书政治”颇有异曲妙。 古代的“师爷政治”，特色大致有五： 其一，师爷参与具体政务，代行官员权力，实为主子的化身或代言人；其二，师爷涉及权钱交易，与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实为主子的经纪人或利益代理人；其三，师爷实乃官场升迁之终南捷径，不少师爷借助曾为高官出谋划策，博取赏识，从而凭此进军仕途，占据要位，与主子遥相呼应，拓展政治版图，形成派系； 其四，师爷群体往往掌握海量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且行事灵活，通常不受官场规则束缚，故他们可利用手中所控之公权力与话语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五，师爷与官员之间的职责界限模清，因此对于师爷所作所为，缺乏有 AL头球监管，于是同僚往往秉着“打狗须看主人”的态度，对师爷越权干政之举，不愿管，也不敢管。 很明显，“师爷政治”乃传统政治体制之薄弱环节，这也恰是历代读书人趋之若鹜的要因所在。秦汉时期的尚书台，从一个纯粹办理文书的秘书机构，演变成南北朝权力过大、尾大不掉的尚书省，其间兴风作浪、把持大权的，便是一个个手握笔杆的师爷们。结语。 五道口秘书帮的覆灭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权力和贪腐永远是一对互相勾结的兄弟。作为公众，我们应当保持警惕，监督权力的运行，呼吁透明的政务，让任何权谋和贪腐都无处藏身。 五道口秘书帮的覆灭也是中国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又一胜利，它向全国人民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法治的力量无所不及，任何腐败分子都逃不出正义的追击。让我们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廉洁、公正的社会，让权力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来源： 铁肩担道义
(0)解放思想解封讨论要直面社会经济民生的具体问题。讨论不能停在嘴上，说一套做一套。比如主媒新闻对腐败分子的深入揭穿，持续猛抓，这思想己经很解放了，可问题为什么没得到解决？因此，应当采取具体可执行能贯彻到底政策方法和措施。比如从上到下对干部个人财强制执行公布制度和监督执行惩戒规定等等…
(0)“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怎么解放思想，也决不能背叛这个宗旨、核心、灵魂！ 解放思想决不是异想天开，改基因！牛羊解放思想，决不会变虎狼！不知虎狼是不是也想“解放思想”？西化传教士们给中国人传教，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无非是想让中国人数典忘祖，去认贼作父，与国际接轨，昄依欧美。
(0)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及其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旗帜。在中国式现代化三种理论资源中，马克思主义是最后的“落脚点”，因为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的目的是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来说，其中所蕴含的体现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相关学说发挥着指导性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之“魂”。常玲玲 陆信礼
(1)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腐败这个件事，总是存在，反腐败虽有一定成效，但腐败的生命力却极其顽强，贪官也是越来越多。 明太祖朱元璋是十分痛恨贪腐，其中的原因很简单。 一是因为朱元璋小时候受贪官污吏之害，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母双双饿死。而父母死后，朱元璋竟然找不到一处安葬之地，还是一个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了，给了他一块地，朱元璋才得以安葬自己的父母。 二是，朱元璋打下天下之后，天下已经是朱家的了，如果贪腐不清除，那朱家王朝只怕也会像元朝那样飞灰湮灭。 所以，朱元璋采取了强力手段来惩治腐败。 最有名的就是剥皮填草，也就是剥下贪官的人皮，填入稻草制成人皮稻草人，立于衙门门口或者当地土地庙的门口，以示众人。 如此残酷的手段，算得上是历史上最严厉的反腐。朱元璋曾经告诫官员们说： 为官者既受朝廷重禄，尚无餍足，不肯为民造福，专一贪赃坏法，亡家果可怨乎？ 02 但就在朱元璋执政期间，发生了很多的腐败案。 明初有四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功臣集团的清洗，而空印案和郭桓案就是打击腐败而出现的案子。 空印案的爆发，有着历史原因。 当时地方交上来的钱粮，由地方人员和在京官员核实无误之后，双方印章确认。但如果不对，就要返回地方上，重新确认数字，再印章。但明朝疆域辽阔，交通不便，如此就太耗费人力和物力了，所以就在白纸上先印上章，根据实际数字填写就行。 很显然，这中间很容易出现贪腐。但这种行为并不是明朝官员们发明的，而是沿袭的元朝的制度。 但朱元璋知道之后，勃然大怒，大加惩处，最终很多人受到严厉处罚，被杀的人员超过了万人（对此，不同学者看法不同，也有学者认为被杀的官吏在千人左右）。 03 更让朱元璋震惊的是郭桓案。 洪武十八年（1385年），也就是空印案之后的第三年，朱元璋怀疑户部侍郎郭桓有贪腐行为，于是派人调查。很显然，这里面有人举报郭桓，不然朱元璋是不会知道其中的问题的。 一调查，不得了，拔起萝卜带出泥，一个大窝案就此展现朱元璋的面前。 户部侍郎郭桓、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等人胆大包天，采取各种手段贪污、中饱私囊： 一、私吞太平府、镇江府等府的赋税。 二、私吞浙西的秋粮大约二百五十万石。 三、征收赋税时，巧立名目，征收多种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的赋税。 三项合计，郭桓等人一共贪污2400多万石粮食！这是一个空前规模的腐败案，因为朱元璋时期，全天下的税赋加起来也才2943万石。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 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 也就是说，加上郭桓等人的贪污，国家总收入可以直接增加八成。而郭桓担任的侍郎是三品官职，一个月的俸禄是35石，一年就是420石，他们所贪污的粮食是相当于郭桓57142年俸禄。 明太祖在《大诰》对这件贪腐案感叹道：“古往今来，贪赃枉法大有人在，但是搞得这么过分的，实在是不多！” 这么大的案子，并不是郭桓一人可以干得了的，最终顺藤摸瓜，牵连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在内的众多官员。朱元璋痛下杀手，将这些官员全部绳之以法，被杀者超过万人。 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朱元璋杀了贪官，但他想着要给老百姓一个说法，把整件事情说清楚，但在公布贪腐金额的时候，他犹豫了。因为2400万这个数字，说出去，只怕老百姓会觉得他在造假，所以他把贪腐金额改成了700万。 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 而为了杜绝贪腐，防止官员们篡改数字贪赃枉法，朱元璋又将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 04 就在郭桓案发生之后，朱元璋也在思考如何才能治理腐败，想来想去，他觉得只有把老百姓发动起来，才能让贪官污吏无处藏身。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向全国颁布了《大诰》，其中有一条新规定：如果官员有违法行为，当地百姓可以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拦截，则枭首示众。 朱元璋担心到南京伸冤的老百姓见不到自己，又在通政司的门口放置一块红牌，上面书写一行字：“凡是想向我报告却又不能进入宫殿者，拿此牌，可以直接进入内府，各门守卫、官员不得阻拦”。 朱元璋在午门外设立“登闻鼓”，号召受冤的百姓们击鼓鸣冤。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鼓励百姓越级告状；他甚至鼓励百姓把贪官直接绑赴京城治罪，各级官员如果胆敢拦截，直接诛灭。 这是两千年封建统治里闻所未闻的规定，可谓是开天辟地。 但腐败遏制住了吗？ 抱歉，没用。 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派人把茶叶卖出境，从中牟取暴利，陕西布政司的官员不敢过问。欧阳伦家奴嚣张跋扈，甚至殴打沿途的税吏，税吏一气之下向朝廷告发。朱元璋大怒之下，将欧阳伦等人赐死。 面对如此种种，朱元璋曾经感叹说： 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 也有一种无力的感觉。 你说，贪官为什么越来越多？无心镜
(0)最近，北京一所的大学一位教授他提出了个新主意。 他提出一个新的思路，下面让陈sir给大家说一说。 他提议，可以让官员们自己自觉来公开财产和收入，用一些激励的方法，让他们觉得这么做是对的，值得的。 并且他还提了这个做法有3个好处。 1.这种做法可以省下不少查贪官的钱和精力。 你想啊，如果官员自己报上来了，那查的人就轻松多了，也不用到处打探、调查，时间一长，这监控和侵权的事也少了，是不是挺好？ 2.这样能提高官员的廉洁度。 大家都在看着，官员自己也得规规矩矩的，不敢乱来。 同时，这也是对人民的一种交代，增加了透明度，我们老百姓也能更放心。 3.提升政府的形象。 官员自己公开财产，那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这样一来，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就好多了，大家也更愿意支持政府的工作。 那么，我们再深入想一想，为什么这个教授要提出这个新观点？ 可能是因为它触及到了一个关键点——信任。 在这个信息这么多的时代，很多消息一下子就能在网上流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个教授的提议，从根本上来说，是在尝试重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 只有当政府的运作变得更加透明时，人们才会逐渐恢复信心，相信政府在为公众服务。 再者，我们还要考虑到，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时间去实施和完善。官员财产公开这个想法也不例外。 它需要一个合理的过渡期，需要法律的支持，需要制度的配套。 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各种可能的后果。 比如，官员的隐私权如何保障？公开的信息如何确保其真实性和准确性？这些都是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官场腐败是个老大难问题，但我们也看到了希望。 每一次的尝试，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我们前进的脚步。 我们期待着，教授的这个提议能够经过认真的讨论和适当的调整，最终能为反腐败这事前进一大步。 这也许就是反腐败斗争的新起点，一个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公正、更加透明、更加健康的起点。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这场斗争中的一员，为推动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然了，这教授这招也不是万能的，但至少提供了个新思路。要是真能行得通，对付腐败分子也算是个新招数。 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方案，关键看哪个方案对我们老百姓有好处。 教授这个想法，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让我们看到了除了传统的查处手段之外，还有别的办法。 说到底，对付腐败，我们还得一把一把抓，哪个方法有效，哪个方法就值得一试。 这个教授的主意，也许能在这场反腐斗争中，起到一个不小的作用。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有声音，说西方为什么能搞多党制？我们就不能搞？我们比西方差哪里了？ 这个问题属于认知短缺，常识不足导致的。我问你，西方无论是两党竞选执政，还是多党竞选执政，无论谁上台执政，他们的资本主义方向变了吗？执行资本主义路线变了吗？这些都没有变，只是在具体做法上不同罢了。 这就是说，西方的多党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不动社会根基，不改方向与路线，只是在微观上进行调整策略罢了。可是，在中国，你敢说共产党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大方向，换一个什么党执政，他还能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吗？恐怕这个大方向都改面目全非，何况是路线问题呢？ 反过来，你认为在我们中国实行多党制，每个党都保持在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与路线上，有多大的概率呢？ 恐怕这个概率是非常小的吧。为什么不相信这一点呢？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达成民众共识，已经八百年了。无论哪一个党执政，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都不会跨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都会在这个意识形态下，实施具体的治国理政。 而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不过形成短短二三十年，很快又被后面几十年，给退回去了。我们中国人有的意识形态共识是什么？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主义。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们这里短短几十年，资本主义也是短短几十年。西方是长达几百年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如果让中国过早地实行多党制，就意味着，在缺乏足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识下，出现了多个土皇帝，多个山头政权的形势。你走社会主义，他走资本主义，他又走一个什么什么别的主义，大方向根本无法形成共识，也就不会形成统一的社会主权国家主权，那后果一定是四分五裂，重新进入割据状态。 在历史上曾经的割据状态，还能保持一个大中华不变，是因为外部列强也处在一个相对薄弱的历史时期。他们那个时候，吞吃不了这些豆腐块。可是今天不同了，今天，只要我们中国一旦出现分裂版图，西方列强会以不及掩耳之势，吞吃掉我们的每一个版块，从而让我们整体淹没。因为今天西方有那个能力了。这个能力，最强的不是军事，而是金融资本的控制力。老碗哥
(0)如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那份备忘录，再听听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向总统提出的关于“有效传播美国思想及价值观，最终获得美国对清朝未来精英的思想控制权”之建议，你会作何感想？ 中国历史不断用血的教训反复证明：中国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敌，而是己方阵营的冷枪，历朝历代的每一次沦亡，无一不是祸起萧墙、丧于自家人之手。笔者说过一句话：“唯一能够打败中国的只有中国人自己！” （作者抱陽書院 ，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0)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