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年来一直占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位，去年，我国刚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国人收入水平逐年提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存在着划分低产阶级、中产阶级与高产阶级的标准。据了解，目前我国中产家庭仅3320万户，约2亿左右的物质中产群体（阶级）。
这3320万户中产阶级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但令人担忧的是，当今社会极度缺乏文化中产。文化中产，是指那些在社会中，不仅物质生活得到改善，而且在精神和道德上也得到提升的人。他们被称为“仰望星空”的人，是社会需要的人。文化中产应该具有理性精神、创新精神和责任担当。然而，目前中国的商界、学界和公务员系统这三大中产群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堕落，思想贫乏。社会上也有一些人，他们只看重物质利益，忽视社会责任和道德约束以及精神文化方面的高品质追求，这样的人，无论多么富有，都不能被称为文化中产。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改变，以培养更多的文化中产与社会公共知识分子。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清醒吧，中国人。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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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越高，越不贪婪。 古书上记载，从前有一个很穷的农民救了一条蛇的命，蛇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于是就让这个农民提出要求，满足他的愿望。这个人一开始只求衣食，蛇都满足了他的愿望。后来慢慢的贪欲生起，要求做官，蛇也满足了他。直到做了宰相，还要求做皇帝。蛇此时终于明了，人的贪心是无底线的，于是一口就把这个人吞吃掉了。蛇吞掉的是宰相，而不是大象，留下了“人心不足蛇吞相”的典故。今天，人们渐渐地把“人心不足蛇吞相”写成“人心不足蛇吞象”来比喻人贪心永远不会满足，就像蛇贪心很大最终想吞食大象。其实真正贪心大的是人的心，而非蛇。《庄子》中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鸟在林子里安家，所占用的不过无数颗树的一个树枝。偃鼠在合力喝水，最多不过喝到满腹为止。这就是告诉我们做人不要贪婪，因为贪婪是许多祸事的根源。贪吃蜂蜜的苍蝇，会溺死在蜜浆里，有些人因为贪婪，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却把现在所有的也失掉了。有人说，贪婪是一种精神病态，就像先天残疾一样，它是一种后天的残疾；就像肢体残疾一样，它是一种精神的残疾。渴求那些自己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难道不是病态吗？贪婪是个无底洞，满足是个无尽藏。人应当戒除贪欲，放弃那些多余的东西、不需要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对于你的幸福来说，就是“余食赘行”。道德经云：“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不但不是帮你得到幸福的，反而是阻碍你得到幸福的。人生，应该舍弃贪婪之心，追求平静平和的内心状态。 京博国学
(0)一个社会，当大部分人总是希望通过追求财富和地位来实现自己受人尊重的愿望，而不是通过追求美德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当这个社会占主流地位的评价标准是给予财富和地位以道德败坏的特许权，那么，在斯密（1997：75）看来，这可以称得上是道德情感的败坏了：正是由于我们钦佩富人和大人物、从而加以模仿的倾向，使得他们能够树立或导致所谓时髦的风尚。……甚至他们的罪恶和愚蠢也成了时髦的东西（TMS，I.iii.3.7）。虽然，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中，斯密理论上还是承认在中下层阶级那里财富和德性一致的可能性，但是，他又不能不看到人们因为对快乐的同情总是要比对痛苦的同情强烈，使得人们很容易受追求快乐心理的驱策，超越道德底线去追求财富和地位。占据社会人口大多数的社会中下层的人，虽然不得不安于平凡生活和辛勤劳作，职业需要他们具有最起码的道德素质，但是这些人从内心最原始的情感出发都会羡慕和赞美财富和上流社会的伦理，附庸权贵，真正崇拜智慧和美德的人不过是少数。斯密从人类的共情天赋中去寻找商业社会道德败坏的自然基础，将对快乐的同情心天然地强于对悲伤的同情心→爱慕浮华和虚荣→追求财富和地位→背弃德性和道德情感败坏这一逻辑过程揭示了出来。 这个视角的变化，究竟是意味着斯密从同情共感论，进而从基于这个理论的《国富论》商业自由论的后退，还是只不过对人类自然情感积极作用产生了一定的怀疑，这个问题不好简单地定论。从《道德情操论》第六版整体来看，斯密还在努力修补同情共感理论与自然自由体系之间的裂痕。不过，有一点大概是不容置疑的，晚年的斯密对商业自由的评价已经不比早年那么乐观了，相反，他更强烈地意识到商业自由所带来的财富积聚潜藏着侵蚀人类道德情感的危险，为此忧虑感增强了。与初版那种从人类对财富和权力的向往和追求中寻求社会进步契机的观点不同，在第六版中，他从人们对财富和权力的羡慕、向往和追求中寻求人类道德情感腐败的根本原因。在初版中，斯密认为“只有错误的宗教观念才是导致我们的自然情感发生极大错乱的几乎唯一的原因”（TMS，1st.312,III.6.12），可是在第六版中，斯密则把人类羡慕财富和对权力的情感倾向看作“最普遍的腐败的原因”（Dwyer，1987：173；Minowitz，1993:184）。 在第六版全新增加的第六卷即“论德性的品质”一卷中，斯密也是从“对富人和成功者的钦佩的倾向”中寻求道德情感腐败的原因。斯密在隔了30余年之后，改变了自己的财富观以及对财富所具有的积极社会功能的正面评价，在临死之前，他已经认识到财富的集中无论是对于道德还是对于经济都是有害的。 在第六版新加的一段话中，斯密这样写道（Smith，1976a：64）：为了获得这种令人羡慕的境遇，追求财产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产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TMS，I.iii.3.8）。这个论断确实耐人寻味，表明斯密对财富的评价不再像早年那样积极，而是怀疑财富能够带来真正的幸福和高尚的德性。罗卫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大城市学院校长。
(0)人需要什么才能过好的生活。 需要利？需要名？可能都得有，物质基础是幸福的基础，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才可以去做想做的事。 好的生活又如何定义呢？能随手买得起豪车、奢侈品叫好的生活吗？也未必。 只有丰富的精神需求算得上好的生活吗？可能也不是，二者合一，都求其均衡可能是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我见过很多城中村的拆迁户，一夜之间变得富有了，开始沾染各种恶习，他们缺少了精神追求，内心的空虚，使得他们急需找到消解的办法，这样的日子肯定也是脱离了我们所谓的好日子。 我所希望的好日子，物质上要能过得去。 只有物质上较为自由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能够在湖边开一家咖啡店，坐在自己咖啡店里聊聊事、做点自己喜欢的事，看似简单其实也是奢求，需要较为厚实的物质条件才能支撑我的这个梦想。Hello鸡汤
(0)现代人往往都在追求提高物质生活方面下工夫，这种追求的后果是很可怕的。要知道，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一旦这种欲望得不到控制，那等待我们的就是无止境的痛苦，其实物质能带来的享受，精神也能；药物能治疗疾病，心理疗法也能做到。所以，我们用一生来追求财富，不如用一生来培养出一种好的心态，让我们的精神达到一种超凡的境界。
(0)反对我的意见的人会举出中国历史上的例子。一次次的改朝换代，无数人事沧桑，多少草莽英雄、贩夫走卒、平民百姓成了帝王卿相、达官贵人，以至文人雅士，开国之初或得势伊始，他们或许粗俗不堪，胸无点墨，以至士人落魄，斯文扫地，但稍假时日，或数代以后，这些人的后裔无不知诗达礼，至少也会冒充斯文。依照他们的说法，目前的情况不过是兴衰间的一个过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文化的提高和精神生活丰富是自然而然的事，就像中国历史上曾经一次次重复出现的那样，所以完全不必作杞人之忧。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从春秋战国至清朝取代明朝，中国基本价值观念和文化走向一直没有改变，所以任何王朝如果要确立它们的政治地位、巩固他们的统治，就不得不接受这一传统并且加以利用。甚至连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者，尽管已经是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却只能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所以，尽管改朝换代，家族兴替，文化或精神的传带者可以变化，但文化或精神本身没有改变。谁想成为社会的上层或拥有文化或精神财富的人，就只能接受传统的文化或精神。原载《葛剑雄文集》
(0)自我的精神成长，就是敢于走出去，遭遇他人。最后返回自身，看似自我否定，实则是人格完整性的体现。 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不知道黑格尔所说的“精神”为何物。因为，个人被抽象了，成了缺少人格、情感、精神的自困存在。也正是因为如此，越无知反而越自信。
(0)生命在不可避免的消逝，人类的意义是内在于精神的，而非外在于宇宙的。宇宙的冷漠和浩瀚会淹没所有你所以为的盛大，然而这盛大让我们的精神得以振奋，感知到生而为人的幸运，并为此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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