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阶级斗争”使中国衰退了十年,经济跟不上发达国家不说,还被内部斗争搞得支离破碎,举国之内一片衰退迹象,庆幸的是,改革开放政策及时挽救了落后的中国。
基于当时的国情,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家领导人致力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率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第一个向全国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的确,经济是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基础,如果经济基础不稳,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从此之后,中国从上到下都开始进行经济建设方面的探索......
当中国逐渐自立自强后,更意识到一个大国的发展必敞开国门,融入世界潮流,于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后,提出了改革开放等重大国策。而改革开放以来仍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为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市场红利。与此同时,党领导中国人民唱响“春天的故事”,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创造了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当今中国,以大国相称,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值得宗教国家借鉴,将时间(转化)用在发展经济上,其目的是提高全员劳动生产力,而不是将时间花在无谓的宗教活动上……对此,您认为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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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参加202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您带来了哪些建议?又比较关注哪些领域的问题呢? 余淼杰:是的,我今年带来七八个建议,主要是围绕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展开的。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分成两大块:一个是关于深化改革,一个是关于对外开放。 我先说对外开放,这里面又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怎么样更好地落地推进“一带一路”的倡议。我的核心建议是,要加快推进中日自贸区的建设,做好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地发展。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二块,要做好向北的开放,推进陆上丝绸之路向东的发展,促进与俄罗斯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这是关于对外开放的。 关于对内(深化)改革的有几个方面。对内改革一个核心的关键,就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话,关于人才的流动,我也会提一个建议,主要是促进国内高端人才的自由流动,希望能够争取更多高质量的、高端的人才到东北来建设东北。另外一方面,也是关于促进国内的大循环,降低物流成本。去年我提的是关于公路,今年我提的是关于怎么样更好地提高高铁的高质量运营。教育方面,包括我们怎样提高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这里面又涉及到关于民生的内容,就是说关于怎么样重新认识、界定失业率的指标。因为大家都会关注,现在失业率相对比较高,其实这就取决于怎么样界定失业率的指标。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或者科学标准来算的话,我们失业率其实并没有像现在看起来那么高。所以,这个科学的界定也非常地重要。 另外一方面,关于怎么样改善民生。关于改善民生这个角度,涉及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一块核心的关键点在于,现在降税降费多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少一些阶段性的安排。换言之,你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临时性的或者阶段性的安排,客观讲我们更需要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比如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等。所以,我的建议大概会从这几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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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作为根本性物质力量,是决定历史发展长程的核心因素。 在社会发展的各具体历史时期,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有时表现得十分直接和显著,且关系清晰、易于理解;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则往往表现得比较间接和迂回,关系复杂、较难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可能表现为生产关系变革及上层建筑革命,“辩证”地成为一定时期发挥决定性历史作用的关键力量。也就是说,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可能直接影响重大历史事件和国家发展局面,而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却可能并非显而易见。此时,究竟成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的核心因素为何,则可能极为难以判断,往往形成对国家发展方略的不同认知和政策主张,导致所谓“政治路线斗争”。 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坚信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在基础理论上信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性,而且在国家方略思维乃至政策选择上,有效体现生产力第一性原理,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实践问题。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这一原理在具体实践中的把握多有“争论”,甚至多次发生过违背生产力第一性原理而出现“大折腾”的情况。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次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即摒弃各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论调和政策主张,而坚持生产力第一性原理,并且充分地体现在国家发展方略中,即使发生不测事件,也绝不动摇、义无反顾。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就国家发展方略而论,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就是坚持生产力第一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取得的,并且体现为生产力标准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在逻辑一致性。 历史证明,国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践及其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才是最具真理性的国家方略取向,并据此确立了生产力第一 性的政治原则。 生产力第一性原理基于对生产力性质的深刻理解,即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力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积极、最革命的因素,具有“元初”性特质。中国作为由唯物史观指引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方略“初心”萌生于生产力的元初本性。生产力之于人类发展,如同生命细胞之于生命体繁衍,也如同商品二重性之于市场经济发展,以其朴素的元初基因,孕育着成长的无限张力。人类社会在演化过程中,生产力具有吸纳新生因素的包容之力,可以聚集鲜活的科技之力。人类在发展历程中,特别是自 18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的活跃、积极、革命秉性,集中体现于科技之力的深度融入,彰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特征,进而使生产力的新质态充分呈现新兴科技的强大创造力,彻底改观了人类发展的“生产力-新科技”交融态势。金碚
世界的分裂,其实是由宗教造成的。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的教义是重叠的。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是不真实的,只有理念世界是完美的。基督教教义则认为,地上世界是罪恶的,世俗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于是,西方世界始终是二元对立的:希伯来-希腊、信仰-理性、神学-哲学、神圣-世俗、超验-先验、现象-本质、身体-灵魂、心-物,等等。最终,这种二元对立被政治权力所利用,政治越来越成为宗教般的存在,并且导致了各种人类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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