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美国政界不相信、不接受，执意把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并公开挑明竞争的实质是理念之争。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日前在北京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60分钟节目采访时，对中美关系的性质做了定性：“不想生活在中国人占主导的世界”。他表示，美中竞争是一场理念之战（主义之争），是一场谁的理念应该引领世界的较量。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的这一言论在最近引起了轩然大波。伯恩斯的这一表态，无疑是对中美竞争态势的直接表达，美国已经放弃了对中国的幻想，并且认为中国是一个紧迫问题。而实质上，伯恩斯的说法与早前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格的偏激言论：“很难想象自己和中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愿意移居外星球，以避免与中国接触”如出一辙。很显然（彻底暴露了），西方一直以来都想把中国变成“西式民主”的国家，企图通过文化乃至意识形态渗透，颠覆我国的政治体制，把我们变成第二个苏联（本质上是认知的问题）。故中国新理念的红旗必须插满全球，否则亡党亡国？您对此有何见解呢，请在此说一说吧！“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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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设下“二元对立”棋局。回到中美博弈，应当指出，这个“棋局”是美国设置的。我们必须回答的是：美国如何设置这种棋局？为什么会这样设置棋局？美国的棋局设置是其“二元对立”文明思维的产物。“二元对立”表现在西方文明几乎所有的领域当中，宗教、种族、民族、党派、阶级等概念都包含对立的意涵，甚至是直接表达为对立。 “二元对立”更体现在国际政治层面。历史上，“一神教”、宗教战争、联盟都是“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直到今天，这种思维不仅没有些许改变，反而在一直强化，尤其表现在中美关系上。在政治层面，美国总统拜登把中美关系定义为“美国民主”与“中国专制”之争。美国把中国定义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竞争的国家。“美国民主”与“中国专制”之分便是要实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和中国的“对立”。尽管美国学术界一直自诩独立，但实际上一直在为美国的“二元对立”提供哲学和思想基础。或者说，美国学术界本身也是“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只不过是包装不同。美国学者近年来所“提炼”的“修昔底德陷阱”便是从古希腊的外交实践中而来。近来，美国学界更是制造出一个“全球东方”的概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本来就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但美国见不得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因此先动用其“政治力量”，把中国“开除”出发展中国家阵营，进而开启与中国在“全球南方”的竞争进程。但美国深知这一进程的难度，因此“另起炉灶”，构建了一个“全球东方”的概念。今天，很多美国学者便认为今天和今后的世界由三个政治集团组成——“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全球南方”。第一个由美国和欧洲领导，第二个由中国和俄罗斯领导，第三个由印度、巴西等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无定形集团领导。如果考虑到美国一直在构造的“印太战略”，美国的“二元对立”不言而喻。 二元对立不是一种共存思维，而是一种零和游戏思维。“和平共存”不是西方思维的一部分。西方只认可“互相威慑”的“共存”，但这种“共存”只是暂时的，因为“互相威慑”背后便是适者生存式的竞争，直到另一方的失败。至少在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中，西方的“二元对立”都非常成功。“二元对立”通过制造恐惧，迫使各国“选边站”。一旦各国站队，设局者就开始了“赢”的过程。因为设局者是根据自己的优势而设局的，一旦对立的“阵营”形成，设局者就可以“分而治之”（二元对立思维的又一逻辑结果），直至把对手打败。 于中国而言，前述四种态度或者认知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理由轻视美国，美国不是“纸老虎”，而是一个拥有巨大毁灭能力的国家。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理由恐惧美国。中美两个大国谁也打不败谁，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自我击败，而恐惧便是自我击败的开始。 “亲美国”是一厢情愿，不要幻想中国变成了西方那样的国家，美国就接受我们。经验地看，对美国而言，“二元对立”不仅适用于对苏联和中国那样的“竞争者”或者“敌人”，也适用于其联盟内部——日本、德国和法国等盟国——一旦对美国构成竞争，美国同样进行打压。“仇视美国”也要不得，如同其他情绪，一旦仇视占据主导地位，理性同样会消失。郑永年
(1)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实践举措。加强党的领导，配强专门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帮助推动实际工作、解决具体困难”。党的全面领导是我们推动各项工作的法宝。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做国际传播工作，主要负责同志既要亲自抓，也要亲自做。做好各项工作，人才是宝贵的资源。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 创新体制机制，开展交流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我们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要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尤其在当前西方刻意围堵中国的情形下，要克服困难主动走出去，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发声。强化理论研究，讲究战略策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评价体系、美学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污蔑抹黑，既要针锋相对、迎头痛击，又要主动设置议题、精准反制。(作者：陶文昭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1)身体快速长大，精神和心智要变的成熟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特别是近现代一百多年承载了无数苦痛历史记忆的民族，一个长期缺乏安全感的民族，魂魄要想安稳下来并不容易。斗争是本能的反应。基本的哲学还是以斗争获得安全。
(0)改革开放后，引入市场经济激活了中国经济活力，在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决策的指引下，开启了中国经济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绝对的绝无仅有），这个奇迹依然在进行中。而这其中，中国文化自信的力量是根本，也重新让人们认知到了中国文化的力量。《易经·乾卦·象曰》“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周易·杂卦》中“革故鼎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的创新思想。 《论语·学而》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子路》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东方智慧。 道家的“天人合一”（庄子，“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礼记·礼运》中“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 《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止戈为武”（“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尚书》中“协和万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 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精神动力与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思想渊源，可以列举的太多了。这些文化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曾为了统治阶级服务而刻板化，落得过迂腐的批判，但其本质的内涵一直一脉相承。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硬实力的底气也强化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自信，世界不再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犹太资本家左右舆论的文化声音。汪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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