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敞开了大门，积极引进外资，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全面升级。由于外资的进入不仅可以带来资金和技术支持，还可以引入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市场理念，推动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因此，中国政府开始逐步放宽外资进入的限制，允许外资控股中国的各行业。但不久前，一篇名为《自来水和食盐由外资控制，等于是把14亿中国人的“生死”交给外资》的文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这篇文章声称，国家将自来水和食盐这两个重要的民生行业交给了外资控制，对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构成威胁。
另外，据资料显示，双汇集团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却被美国高盛集团为首的财团获得了100%股权；法国达能拥有娃哈哈饮料超过51%的股份；金龙鱼食用油被美国公司收购，在中国占有75%的食用油市场。同时，大宝护肤品：2007年被美国强生收购。南孚电池被美国激烈控股了72%。白加黑感冒药由德国拜耳收购。个别城市的水务：从1997年开始，法国威立雅陆续入股中国很多城市的水务系统......就此拱手相让，使外资渗透各行各业，让其赚的盆满钵满。
总而言之，允许外资控股中国的吃喝玩乐甚至衣食住行等行业，却让国企退出放弃，真使人百思不得其解……正所谓国强才能民富，现国企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积累了不少经验和营商之道，是否应重新掌控国家的各项经济命脉呢？对此，“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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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低迷也不是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所在。当前各主要国家的股票市场都不能很好作为经济的晴雨表，反而出现了美国那种实体停滞而股票市场繁荣的二者完全背离的状况。比起资金都从实体经济抽离而投入股票市场并催生新的泡沫，股票市场的低迷还算是一种更好的情况。我国企业目前信心不足的原因不在于股票价格下跌，而在于其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和现金流压力大，背后原因则是垄断平台和高租金等因素压低利润。引进国外金融资本后，股票市场也许能够有昙花一现的繁荣，但危机必将紧随其后，而且这种股票市场繁荣无法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样的，政府债务和产能过剩同样不是主要矛盾，这些因素都不是企业融资难和投资意愿低的原因。 要判断何为经济的主要矛盾，只要看某一问题解决后，其他问题是否随之迎刃而解即可。我们认为，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还是需求不足，一旦投资或消费需求得到提振，股票市场、政府债务、产能过剩等问题都将得到解决。解决需求问题的难点在于，私人企业不会在经济低迷期选择扩大投资需求和拉动就业，就业压力又会导致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不足。因此，必须通过公共经济部门来弥补需求的不足，例如依靠刺激性财政政策和国有企业投资支出。为了实现这些措施，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的扩大是必要条件。田磊 昆仑策研究院
(1)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指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大改革措施、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与社会公共秩序相关的重大活动等重大事项在制定出台、组织实施或审批审核前，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开展系统的调查，科学的预测、分析和评估，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和预案。为有效规避、预防、控制重大事项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社会稳定风险，为更好的确保重大事项顺利实施。从当前中国社会的总体形势看，整体平稳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风险，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体系运行平稳有序，社会整体发展保持着良好态势。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各种问题和矛盾凸现出来，不少问题和矛盾还呈现出继续恶化的态势，社会风险也在不断累积。当前，“三农”问题、腐败问题、房屋征收、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悬殊问题、就业问题、金融风险的加剧、安全生产问题、犯罪猖獗问题、诚信危机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安定因素等这些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当前中国十分紧迫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和处理，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失控从而形成社会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些社会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之源。
(1)经济的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外需（净出口）三部分组成。其中消费和投资可为我国自己掌握，外需则主要受外国影响。从我国消费不足的逻辑起点出发，我国有上、中、下三条对策可选：“上策”是通过有利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改革来真正推进消费转型；“中策”是在收入分配改革进展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刺激投资来稳定增长；“下策”则是在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前，停止刺激投资（甚至打压投资）。 下面具体来谈上、中、下三策的具体内容。先说上策。“上策”是通过“全民国企持股计划”来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而增加经济中消费占比，实现消费转型。 要提升我国消费占GDP比重，必须从增加居民收入入手。居民收入如果不能明显增加，刺激消费的政策将难有效果。而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要增加居民收入，更重要的还是要建立起依照投资回报率这个价格指挥棒的变化，来动态调节收入在居民和企业两大部门间分配的市场化机制。 要建立这个机制，光靠给老百姓发钱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让居民对企业的经营行为、投资和分红决策有话语权。我国现存的庞大国有企业，为实现这一点创造了条件。国有企业当然是全民所有的。接下来要让老百姓更直接地感受到他们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让国有资产在老百姓那里“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让国有资产的回报更直接地惠及老百姓，从而支撑民众的消费。我之前曾专门撰写过《以“全民国企持股计划”根本化解中国经济的困局》一文，详细阐述过这一方案的构想，此处就不再展开了。 如果能够做这样有利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改革，则可以从根子上化解我国长期因消费不足而来的内需不足，增长缺乏可持续性问题，也可以让经济增长更加惠及人民群众的福利，真正落实高质量发展之要义。 当然，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时间。在我国成功推进消费转型之前，仍然需要靠外需或投资来创造需求，稳定增长。而外需的决定权并不在我国。考虑到我国经济体量已经相当庞大，海外经济拉动我国外需的难度已经变得更高。此外，海外越发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给我国出口制造了越来越大的障碍。因此，我国很难回到2008年前靠外需拉动而经济繁荣的局面——依靠外需并非是我国的一条对策。在收入分配改革未能实质性推进，外需又不是很强的时候，我国经济能否保持平稳，关键要看国内投资的强度。这就引出了我国可选的中策和下策。 “中策”是在消费仍然疲弱（收入分配改革进展有限）的前提下，继续通过刺激投资来创造需求，稳定增长。这条对策当然不是最好的出路——上策才是我国的最优选择——但它是在收入分配结构约束下的“约束最优”。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中策不是“最优”（上策才是“最优”），却是“次优”。 当然，持续刺激投资来拉动需求有其弊端。比如，我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债务负担。又比如，我国地产开发商的杠杆率不低，部分开发商过度追求高杠杆、高周转的商业模式也有难以为继的风险。因此，这种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确实容易遭人诟病。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近些年我国在刺激投资方面越发审慎，甚至还在近些年出台了令地产投资明显走弱的地产去杠杆政策。这些打压投资的措施虽然看起来有其合理性，却弊大于利，是比中策更糟的下策。 所谓“下策”，是在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时，停止刺激投资，又或甚至打压投资。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很可能重演1998到2002年长期通缩，以及大面积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的局面。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我国消费不足、投资过剩的经济结构失衡，根子在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收入分配结构。这个收入分配结构不会因为打压投资、放任经济增长下滑而自动优化。打压投资，并不会像某些天真者所设想的那样让经济结构自动平衡，而只会让需求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进而引发供给面的被动收缩（企业的倒闭和工人的失业）。这种只看局部，不看宏观经济整体的片面思维，正是近些年我国宏观政策出现“合成谬误”的主要原因。 徐高经济观察
(0)中国市场经济主体的重要特征是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既是改革体制的中心环节，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国有企业作为特殊企业，具有独特的产业组织形态特征，本质上也可归为社会企业，即以市场经营方式实现国家安排的企业主责主业使命；国有企业行为的首要目标不 是获取利润，获取利润是体现企业经营效率和业务可持续的工具性方式。显然，国有企业在“新质生产力”所提示的国家发展方略上，可以发挥独特的功能，承担重要使命，特别是在发挥中国独特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上，承担重要功能，探索产业组织形态的深度改革。 因此，中国具有推动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组织创新的更大选择空间。 当然，在市场经济制度中，市场化经营的营利性企业是为数最多最普遍的市场主体组织形态。按传统主流经济学的观念，企业的组织行为是同质化的，即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如果偏离这一目标就会失去市场竞争力且难以生存。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简单。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生产性组织形态，其具体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可以按使命意愿进行模式选择和形态构建的。企业即使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也具有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组织行为动机，使之更具市场竞争力和社 会融洽性。这一性质，非常适应于“新质生产力”所提示国家发展方略取向，即需要各类市场经济主体，以相适应的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形态，承担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使命。可以说，这是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本身所意涵的产业组织变革指向，即以产业组织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如果不进行产业组织创新，“新质生产力”所提示的国家方略取向就缺乏实践“抓手”，虽然可以想象，但却难以实现。金碚
(0)国家资本投入是中国的独特优势。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的经济危机，按照马克思所说，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一点，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中国可以解决，就是通过国家资本投入，实现经济的跨周期调节，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当然，投资过剩都是相对的，必须经过测算，实施有效投资。投大基建，可以带动上下游产业，吸纳过剩劳动力；投入科技，可以增加创新动能，提供生产效率；投入教育，可以储备人才，提高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充足的高素劳动力；投入社会保障，比如抵免五险一金，可以增加消费动能。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公知”如此痛恨国有资本和国家干预了？这不符合背后“金主”的利益。
(1)2007年经济就已经产生了问题？是因为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早期“国进民退”的突出政策就是“抓大放小”。政府把比较小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了，但重点不在“放小”而在“抓大”，这是政策的核心所在。“抓大”就是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在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意思就是说，国有企业在资不抵债的时候不会破产，所以国有企业不会害怕破产，这就导致了国有企业胆子非常大，敢于借钱。 软预算约束问题，是所有经济改革失败的最基本原因。“国进民退”和努力壮大国有企业，就把国企不可避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都拉到中国经济里来。到了2007年的时候，国企做大做强很见成效，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也再次凸显，使经济产生了严重问题。作 者：许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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