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引导和调节的经济体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而没有中央协调的体制来指导或干预其运作。
众所周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只要我们仔细思考便不难发现，美西方等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展现出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混合特征。一是在微观层面，这些国家大力推行市场经济，鼓励消费与出口。试图通过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有效地分配资源，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活力，推动经济增长。而消费和出口作为市场经济的两大驱动力，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在宏观层面，这些国家并没有完全放弃计划经济的手段。政府通过掌控货币的发行、利率和汇率等关键经济变量，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具体来说，政府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如控制货币供应量、调整利率以及投资等，来影响经济运行。同时，政府还通过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引导和调控等非市场化行为。三是政府每年都会给其高科技企业进行高额补贴......实质上是政府有只无形的手在干预经济。因此，美西方等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完全纯粹的市场经济社会，不能再继续迷信西方了。对此，“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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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 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 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
(1)在我看来，斯密在这里要解决的主要是两大问题。第一是，作为商业社会一般主体的、占人口多数的工商阶级的道德建设问题；第二是，担负着把商业社会建设成美好社会职责的少数精英分子如立法者和君主等政治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德性的问题。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他致力于提出适应于商业社会新动向的实践道德论。在这个理论中，最重要的是对谨慎和自制这两种德性的讨论，两者之中又以自制为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斯密晚年越来越从早年对自然自由即善好的交换正义性的理论体系转向新的进路，即在商业社会全面形成的新时代，需要贤明有德之人按照人性的自然逻辑和情感逻辑相结合的原则去创设政体，以高尚的、超越性的伟大德性去实施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在一定意义上，他要发展一种关于政治、法和国家的新观点。在这个方面，斯密无疑是有着内心矛盾的。他在讨论谨慎之人和傲慢之人，以及在讨论体系精神和公共精神问题上，都显示了这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对待国家，斯密持有早年的自然神学观点，也就是强调各个人专注于自爱或者由此衍生出来的爱会得到最有利于促进全体利益的结果，所以，国家这类人工的制度架构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老年斯密对于政治和立法给予了比《国富论》时代更大的重视。他实际上看到了在自然自由的前提下，在商业社会运作蕴含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应该承认某种政治智慧和政治品德的重要性。在这个认识上，斯密的态度与初版相比有了微妙的变化。在《道德情操论》初版和《国富论》中，我们看到的斯密更像是对一切政治和政治家持有怀疑态度、主张限制政治权力的自由放任主义者，而在这里，斯密对于那些伟大政治家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个变化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他甚至把一个国家的长期安定和幸福寄托在这些英明的政治家身上。在第六版中，政治家被赋予了很重大的功能，他们要决定是否对现存的体制进行改革，他们要仔细和巧妙地平衡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他们要维护某种国家安定所需要的公共精神，等等。在晚年斯密的心目中，政治家是一个沟通事物的自然过程和人的情感过程的人，是缓解两者之间冲突的人。至于政治家到底是通过以人的感情过程去干预自然过程还是相反，这是由每一个政治家自己判断和抉择的，它更像是一门艺术。 如此一来，我们必须面对一个被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精英主义这两个不一致的观念包围着的斯密。也就是说，斯密为如何协调事物自然过程和情感过程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所深深地困扰住了。两者都非常重要，但是两者之间有冲突，其中一方是否内生于另一方是不可能最终弄清楚的，因此也就不可能给出一个时间上妥帖的安排。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不独斯密，整个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想都没有给出一个好的解答。罗卫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大城市学院校长。
(0)知道自己不知道，比知道自己知道要困难许多。人可以误以为自己知道——通常如此——并以此来获得优越感和确定性。中国人是很喜欢表示自己知道一件事的，这也知道那也知道，并热衷于知道一件事，这样才好显示给别人自己知道——多无聊的游戏，而国人普遍热衷于此。知道自己不知道，否定之否定是不够的，需要否定之持续，在持续否定的历程中谨慎的确立几项原则，这大约是笛卡尔的方法论，我把它拿过来同我丑恶一面进行斡旋。莫少儒
(0)正确主义者不知道自己偏执，只知道自己正确，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正确，所以他们的正确就是十足坚实的。正因如此，他们不自觉的自大，但他们的正确又不允许他们自大——这简直太煎熬了，于是他们只能虚伪，而他们的正确又不允许他们虚伪，于是他们拼命表现真诚，一切都拧巴，一切都别扭，左支右绌，还不忘了到处指教别人，最关键的是，指教的内容竟然是——不要自大。莫少儒
(0)文中举例的自由主义贸易和保护主义贸易，我觉得拿掉主义不影响意思。带上主义，时间越久越玄学。当然，主义是词尾带来的。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生物学研究的“组学”里面。最近十年之内，有很多种组学冒了出来。但是从技术角度，已经实现字面意思的大约将将一半。所以很多“组学”不构成组学，但是讲起来很高大上，很迷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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