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是为了表彰在物理学、化学、和平、生理学或医学以及文学上“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科学家而设立的，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权威的科学类奖项一点都不为过。说它权威，从其评审流程就可见一斑，诺奖评审是由瑞典皇家科学院独立组织，既不需要任何人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上报，也不用填表，也不用吹嘘自己的成果有多么独创、前沿和新颖，更不存在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而是由有能力和资格的提名人推荐，再由权威专家评判后，发布消息，获奖者事先完全不知情......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权威的诺奖成果一定是真的吗？正如浙江大学校训所说的那样，求是才能促进科学的进步。我们都知道，科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新的发现和理论不断涌现。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既有理论和成果的质疑和挑战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动力。巴勒斯坦理论家、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在《知识分子论》里说，“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宁愿居于主流之外，不被纳入、不被收编”，“知识分子如同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非寄生者、征服者和掠夺者。”而谈到知识分子的责任，最熟悉的那句话可能还是“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是北宋大儒张横渠所说，言简意赅，简洁了明，很好诠释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共绘网》认为，中国未获诺贝尔奖不要紧，关键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对于科学研究的热情和追求，勇于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对于既有成果进行批判性思考。不应人云亦云，有信心去反论证（推论）和反权威挑战、质疑诺奖的各个奖项，站在科学殿堂吗？基于此，生命赋予了我们光阴，你又怎么忍心任凭那易逝的韶华于平庸中挥霍？生命赋予了我们理想，你又怎么忍心任凭那颗年轻气盛的心于消沉中陨落？生命赋予了我们力量，你又怎么忍心任凭那一腔热血的斗志于怯懦中消磨？那就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希望大家积极发声、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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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不是文科生失语，应该是文科生迷失方向！看看多少文化战线的东西被侵蚀，画作，服装，电影，音乐，文学创作等等，大量迎合西方价值观的东西，难道不是文科生干的吗？我们这里大量迎合西方，以西方价值观西方尺度为标准的，恰恰就是文科生干的！大量黑化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以此谋取西方认可得到所谓奖项，实际都是文科生干的
(0)在中国，有和没有院士，好像有巨大的差别。在国外，谁都不太知道谁是院士，走到哪跟大家一样坐在一起，也不会有什么主席台，也不会有前面的位置，甭管你是谁，哪怕你是诺贝尔奖得主，大家知道你是，出场的时候也没有人会介绍，就是一个科学家，大家都平等...
(0)我们在评奖的时候还要讲究地区平衡、行业平衡以及人际关系平衡，长此以往，你获了奖大家也不会认为你真的达到某个水平，而是归为平衡的结果。 这里面往往还存在一些诀窍，以至于有些人就专门玩起了这种奖，比如相互串通，这次你评我，下次我评你，完全起不到什么激励的作用了。 显然，对于科学界的奖励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奖不是超功利之心颁发出来的，而是平衡出来的，不是你凭真才实学得来的，而是单位帮你跑来的，那这个奖还有什么意思，它只能代表功利意义，而非荣誉意义。 所以一有机会我就讲，我说评奖这个过程能不能不要让人申报，这一申报就变了味，我们可以让专家来提名，然后内部讨论，慢慢地让这个奖形成口碑。 像民间办的“未来科学大奖”就没有申报这一说，由同行专家提名，然后专家委员会进行评选，这样的奖才是一个巨大的荣誉。 而现实却是，明知很多国家奖是平衡出来的结果，我们在学科评估和高校排名时往往还只认国家奖，这不是进一步强化了功利的目的了吗？ 你做科学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你获得荣誉也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你的真理而向你由衷的致谢，当科学研究变成一个赚钱的生意时，民族还能有什么希望。 所以，要想真正营造出创新的氛围，就必须要在奖励机制与惩罚机制上下功夫，让吹牛造假的代价远高于他的潜在收益，把奖金和荣誉给到真正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人手中。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培育起人们对真理的热爱，对宇宙奥秘的好奇，这才是驱动科技创新的源头所在。否则，即便某些东西暂时做的还不错，但从长远和整体来看，最终还是会落后的，甚至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 来源：明清书话
(0)1、知识是人类特有的资源。书上没有知识，书上只有信息；知识是在特殊的工作和行动中运用信息的能力。 2、有必要难度的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必要的难度，实践可能成了低水平的重复。
(0)知识分子在追求自己的这些目标时根本上只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即人作为人的自我超越的天性，而不是将其当作用来达到某种另外的现实目的的手段，更不是服从由外部给自己规定好了的天命，但我们相信，人类社会却正由于每个人的这种自由发展的努力而将从必然王国一步步迈向自由王国，接近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的社会理想。 因此，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为道德而道德，为正义而正义，为美而美，为艺术而艺术，总之，为自由而自由，这就是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的最后基点。 当然，这也是人类生存和每个普通人发展的潜在方向，但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是先知先觉者，他们最先意识到，每个人为自己争自由就是为人类争自由，当他们把这一目标当作个人目标来追求时，他们实际上也是为人类共同的前景开辟着道路。而当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像知识分子这样的生存境界时，知识分子的使命就完成了，“知识分子”这一角色也就从社会结构中消失了。 因此，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也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好，肩负着社会历史的“责任”也好，如果没有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建设作为前提，如果不是立足于知识分子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点，而只是基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榜样，或是仅仅作为国家、社会和劳动大众“养活”知识分子的代价来要求知识分子，那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变成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无端的苛求，或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虚伪的自我标榜。这等于要求一个意识到自己“也是人”的知识分子去勉为其难地做“圣人”。 然而，一个明确了自己个人的兴趣所在并心甘情愿地为之献身的知识分子，在客观上倒的确会成为各方面的社会精英，而有能力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如爱迪生、莱特兄弟、爱因斯坦、卓别林、甘地、罗素、萨特、索尔仁尼琴、比尔·盖茨等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给我们作出的榜样。
(1)杨振宁、李政道在西南联大读本科，在美国读研究生和从事研究，得诺贝尔奖主要归功于在美国受的教育。同样在西南联大打好了基础，留在国内读研究生并继续从事研究的人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突破呢？这也要问大学吗？我不是为大学推卸责任，但说明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大学里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所谓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我想钱学森本人心里也很明白。 钱学森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但他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并没有什么具体地肯定他在交大受的教育与他所取得成就的关系。他很幸运，当初中美关系非常好，所以他可以进入美国最尖端的军用部门。不管他是否加入了或者加入过美国国籍，却享受着美国的国民待遇。如果是在19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或者中美对抗的时代，他能有这样的机会吗？根本不可能。 钱学森回国之后，国家也为他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浩劫”期间，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得到了保证。与钱学森差不多同时回国的科学家中，有的同样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两弹一箭功臣”。但也有人受到迫害打击。还有像邓稼先，才华不在杨振宁、李政道之下，起点也不低，为国家的贡献足以与钱学森相提并论，却因保密需要长期不为外界所知，又没有能像钱学森那样安享天年。 可见，教育再好，还需要社会提供发展的空间。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更多是要问社会，而不要仅仅问大学。葛剑雄
(0)在持续学习和技术进步方面，中国毫无疑问是优等生。期望我们能早日出现自己的牛顿、爱因斯坦、高斯、希尔伯特、冯诺依曼、拉瓦锡、哈维、沃森、泰勒，将欧美开创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提高到更高的文明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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