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宣布将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易危”。对此，国家林业局回应称，大熊猫仍为濒危物种，需加大保护力度。
IUCN从1963年开始编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用以衡量全球主要物种生存状况和受威胁情况，名单将物种濒危等级划为7级，由高到低依次为“灭绝”“野外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和“无危”，此次IUCN降级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的主要依据是其数量明显增长。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有1864只野生大熊猫，增长率达到16.8%。按理说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它表明我国一直推行的保护大熊猫的方针是正确的，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也得到了回报。不过红色名录不是一份简单的数据报表，根据濒危等级不同，它会给出不同的资源投入指标，力求将好钢用在刀刃上，让每一分钱花在最值得花的地方。既然除了大熊猫，世界上还有很多濒危动物，像西非大猩猩、苏门答腊猩猩等更是达到“极危”程度，而一国财力物力总归有限，当某些物种转危为安时，腾出资金用于保护那些处境更糟的物种也就无可厚非了吧？
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经济思维，它的疏漏不在于要求保护濒危程度更甚的物种，而在于过分简单地根据数量判定物种生存状态。造成物种濒危甚至灭绝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因为自然环境发生变化导致食物链断裂，致使其数量断崖式下降，就是所谓的“自然选择”过程；可能是因为物种自身竞争力弱、幼崽存活率低，低迷的种群数量一直是常态；当然，更多情况下是由于人类肆无忌惮的捕杀致其濒危。尽管上述三种原因均可导致物种数量下降，可相反地物种数量回升，却推导不出这些可能因素均已被消除的结论。以大熊猫为例，熊猫数量回升同我国近些年来的自然保护区建设、饲养人员队伍壮大等原因有关，但同样离不开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等外部原因，即熊猫数量的上升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降级削减投入，将不能保证相关法律依旧顺畅地执行，更不能保证原本存活率极低的熊猫在脱离外部辅助后能正常存活。国际环保组织“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首席环保官约翰·鲁滨逊评价：“很少有物种能够从濒危名单上被划掉，这说明保护措施有效。”此前保护工作鲜有成效会不会与IUCN奉行“见好就收”的原则有关呢？
有人或许认为我们的分析过于草率：IUCN降级并不意味着取消对大熊猫的保护，只是降低标准。的确如此，然而我们质疑的不是降级行为，而是这种简单依据物种数量来制定保护策略的思路。国家林业局负责人指出，大熊猫的濒危性由下述四方面原因决定：栖息地破碎化、种群交流状况有待改善、三分之一竹林可能消失和保护管理能力亟待提高。要彻底改变野生动物濒危状况，最根本的是要为它们创造一个合乎本性的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不能立竿见影，可只有做好了这一工作才能防止结果反弹。为从根本上改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当其数量回升时我们更应乘势做足做好修复工作，而非将投入倒抽出来。名录对保护濒危动物有一定指示作用，却不能成为我们的根本依赖。针对不同物种建立富有针对性的管理档案等，暗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的方法无疑更值得提倡和推广。
坦白说，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是许多物种濒危的根本原因，在自然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未根本扭转之前，任何轻言降级的做法我们都要慎之又慎。
（作者：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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