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

——斯坦福经济学家告诉你惊人的真相！

日前，美国经济学家罗斯高在一席发表了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演讲。这次演讲是他多年主持的团队研究的数据统计结果分析。这些分析并非刚刚获得，之前他已经在斯坦福学报、美国之音、财新网等多家媒体上进行了阐述，但都未引起社会足够的关注。

罗斯高是斯坦福的高级研究员、教授，从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驻守中国，与中国学者合作，关注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进行相关研究。

他从12岁开始学中文，熟悉中国文化，被朋友们称为“比中国人还中国”。他是中国社科院首位获得批准进行研究学习、搜集资料的外国人，获得中科院颁发的“国际科技合作奖”和中国外专局的“中国友谊奖”。

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罗斯高都待在中国。他下基层，做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他揭示出中国农村社会贫穷的根本原因、决定孩子智商的基因以外的主要因素，警示了高速发展的外壳下可怕的危机。

这些决定着中国未来的事实，与每一位国人都息息相关。

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过着无可奈何的低质量生活

罗斯高在郑州考察苹果公司的代工工厂时发现，应聘流水线的工人入厂要进行智商测试。令他吃惊的是，与一般的智商筛选相反，这里不要智商高的工人。理由很简单，流水线作业非常无聊，智商稍微高些的人很容易厌倦，那样就容易引发辞职。工厂希望稳定，因此只要智商偏低的人。更让罗斯高吃惊的是，符合条件的工人不难招聘到。

这真是去年获得雨果奖的小说《北京折叠》的提前到来。故事中说，未来北京由于人口稠密，将居住者根据阶层分为三个等级，居住在环境迥然不同的三个空间中，分享48小时。  第一空间的500万高尚阶层住在大地的一面，2500万的位于第二空间的中产阶层和5000万的第三空间的底层劳动者住在另一面。第三空间的人只能享受晚上10点到下个早晨6点的8个小时。就是说，他们见不到白天的日光。在黑夜中，他们做着极其低等的劳动苟延残喘，用血汗钱支付昂贵的物价浑浑噩噩。

现实社会中的流水线工人们每天高强度、长时间的机械作业，下班后在嘈杂、凌乱的居住地满足于吃吃喝喝、休息睡觉，常见的娱乐方式是电玩、赌博等，他们没有任何追求和进取心。工资不多，日常开销后所剩无几，这样他们必须继续努力工作。没有技术，也没有勇气，更没有眼光去构想，所以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去求职——只能是从一条流水线换成另一条流水线。

谈不上发展，工作和生活可选择性非常狭窄。生活上重复周围人、前辈的轨迹，草率结婚、早早生养孩子、把孩子丢在老家，自己再出来打工。攒了钱盖房子，为了是给自己的孩子娶妻生子。孩子们长大了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是做农民工出来打工。

中国农村父子两代都是农民工的家庭很普遍。滚滚的民工潮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而他们却始终过着勉强温饱的日子。

63%的农村孩子根本没上过高中

这个怪圈为什么能维持几十年并且日益扩大？原因很简单，一大半的农村孩子没有念过高中。

罗斯高有一套区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方法。他不关注一直以来经济收入高的发达国家（欧洲，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他关注两个群体——五十年来，越入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及处于“中等收入”的国家。他将“中等收入”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国家的普遍特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已经70年了，它们一直都是中等收入。这些国家跟地区往往不是很平稳，经常是又革命了，又犯罪了。一旦恢复稳定一段时间，经济又会开始上涨。而且你看，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其实都在这个中等陷阱里面。”

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有个明显的不同。前者的劳动力中的75%是高中毕业生。后者的劳动力中33%是高中毕业生。就是说，前者每四个劳动者中，三个是高中毕业生。后者平均是每三个劳动者中，一个是高中毕业生。而在中国，是四个劳动者中，只有一个上过高中。

为什么？教育制度使然。比如加拿大和中国。加拿大的义务制教育是从学前班倒高中毕业共13年。如果成人后仍不能完成高中毕业，还有专门的成人高中，对居民几乎是免费。中国的义务制教育是9年。加拿大的高中毕业条件是学生修满20门课，其中包括一门劳技课、一门体育课，其他为语言、数学、科学（化学、物理、生物）、地理、历史、职业规划等等，并为社会服务最低30个小时。

13年和9年的差距还不止是多余的4年的课程。更在于，如果学生从一开始进入初中就知道自己不再读高中，他们的学习成绩不仅不增长，有的还会负增长。罗斯高的调查表明，从初一开始，不想上高中的学生的学习基本就是负增长，到了初二更明显。负增长意味着学生们把小学学的东西都忘记了。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2013年，中国城市高中入学率为93%，比美国还高出一个百分点，但农村的高中入学率只有37%。一面是GDP飞涨、城市大学生的毕业数量每年剧增，一面是农村孩子越来越趋向于文盲。

一半的农村儿童智力发育迟缓

逐本溯源，罗斯高发现从小学开始，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就有差距。农村孩子的健康存在着问题。“我们给他们抽血，看看是否贫血，是不是营养不足、缺铁——如果你贫血，你脑子不会转，想学都集中不了精神。第二个，我们检查他们的大便，看里面有没有寄生虫。第三个，我们筛查，看看有多少小学生近视可是没有佩戴眼镜。”对13万学生展开调查后发现，27%的农村孩子贫血，33%感染寄生虫，25%眼睛近视。“今天，中国农村2/3的孩子生病了！难怪他们学不好。”

但这些现象如果通过免费营养配餐、提高卫生意识、净化水源、免费配眼镜等等物质辅助手段并非难以解决。真正难以解决的、也是罗斯高最担心的，是他的调查发现，农村孩子从小学就学习不如城市孩子好的主要原因是智力问题。

从2014年起，罗斯高的团队给中国农村0-3岁的孩子做智商测试。陕西、河北、云南、北京、河南、城市中的农民工社区中的测试结果是类似的——45%到53%的人智商不足85，低于正常水平。而无论北京、上海、苏州还是伦敦、巴黎，城市中智商不足的孩子的比例是15%。

一半的中国的小孩在农村，那么以后就有三成的劳动力智力发展缓慢。这些智力偏低的人，他们念完或者念不完初中，即使念完认知程度也维持在小学毕业之下。而迟缓的智商、不健康的身体导致他们小学又能学多少呢？这些人的未来的最好的可能性就是流水线和低端劳务市场。一旦这些地方被机器代替，他们又能何去何从？

《北京折叠》中5000万被黑暗隐藏的第三空间就是这样慢慢形成的。但现实世界是不可能折叠的，这些不会被隐藏的低端劳动者正在逐渐拉大中国的基尼系数。

父母的养育方式非常有问题

不是农村的父母不想让孩子“出人头地”，罗斯高的调查数据是，“95%的农民希望孩子上大学，但是现实里只有8%的农村人上大学。”更令人伤感的是，17%的妈妈希望孩子将来读完博士，可初中里三成的孩子辍学。

辍学的学生除了家庭经济因素，很多是自己不想学了。因为学得没意思、学不懂、学了也没用，感受不到学习的乐趣、看不到学习的希望。这就是智商发育迟缓带来的直接后果。

影响智商发育的因素除了基因，就是后天养育。后天养育包括营养和教育。首先，农村父母显然不具备足够的营养观念，3岁以前贫血的孩子占了农村孩子的一半。贫血会直接影响身体发育、大脑的发育。大脑的绝大部分在三岁之前逐步定型、完善，那么一半的农村孩子的大脑会受到贫血的影响导致发育不良。罗斯高说，“现在你去浦东看，我们可以让农民从农村出来，可是他喂孩子养孩子还是用农村的办法——馒头、米饭、咸菜。”为什么搬入城市的农村父母还是用馒头、米饭、咸菜喂养孩子？因为认知不够！不懂得继续读书、学习、查资料，没有与时俱进更新知识的意识，只能依靠老辈子传下来的方法。这就是死循环。

而农村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更是乏善可陈。罗斯高调查的农村家庭中，只有10%的家长头一天和孩子说过话；4%的成年人给孩子读过书；70%的家庭没有书或仅有1本书。一部分农村妈妈外出打工，把孩子丢在家里让老人照顾，老人不具备给孩子读书的能力。而留在家里的妈妈们也许可以识文断字，但是她们没有给孩子读书的意识。吃饱、穿暖、不磕碰就好了，她们除了忙于家务、农活，日常的生活可能是打牌、打麻将、聊天等等。因此有的孩子最早学会的字是“碰”。

这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

“放眼望去，中国农村约半数的婴幼儿智力发育迟缓，这意味着未来4到5亿中国人可能会有永久性的认知障碍。”这是不是非常痛心疾首呢！？

对儿童智力的开发不仅需要父母的重视，也需要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因为这关系到十年、二十年后的国计民生。

韩国是少数几个从中等陷阱升入高收入的国家之一，秘诀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们的劳动力就几乎是100%的高中毕业。因此，罗斯高在调查中发现，毕业后进入工厂的女工，20年后可以成为会计、办公室白领，她们的受教育程度、认知程度能让她们不断提升。

墨西哥的劳动力的高中毕业水平和中国一样。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墨西哥两极分化严重。没有高中毕业的低端劳动力的出路只有三条，“一个是打杂工，做玉米饼啥的，这些工作是没有福利、没有未来的；第二个就是跑到美国去，很快他们就不能跑了（特朗普要修墙了）；第三个就是参加犯罪组织，现在犯罪组织100%的人是没有高中毕业的。”

中国希望什么样的未来？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指出，在0-3岁，你投资1块钱，有18块钱会回来；3到4岁投资1块，是7块钱的回报；小学是3块钱；大学里投资1块钱是1块钱的报酬；成人是负的。“中国政府对0-3岁的孩童投入是多少呢？”罗斯高教授说，“零。”

而在美国，10%的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花费了40%的教育支出。政府意识到必须要帮助这些人进步，否则他们会犯罪、吸毒、失业、暴乱、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美国的智力发展缓慢的人群占12%，按照美国3亿人口计算，这个数值是3600万。中国未来的这个数字是4-5亿。

中国人要怎么办？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保证自己家的孩子的营养摄取、认知培养的同时，我们也要关心亲友、尤其是农村亲友对孩子的养育方式。即使不能给与物质上的帮助，至少也给予理论上的建议。有条件的可以多参加相关公益活动，比如魏文杰坚持了7年的Mantra太阳镜买一捐一活动，为农村孩子捐助眼镜；邓飞倡议创办的免费午餐活动，为农村孩子捐助免费营养餐。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罗斯高教授的调查和结论，引爆全社会的关注。

在此，对罗斯高教授及其团队多年来艰苦卓绝的辛勤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智则中国智！”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的富强努力！

延伸阅读：

中国63%的农村孩子没上过高中?听听公布这个数据的人怎么说

（作者：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这些人现在初中毕业，找工作是没问题的。中国目前还需要大量建筑工人、做iPhone手机的工人这些，他们一年挣四五万块是没问题。但这些工厂以后就搬走了，搬到非洲、孟加拉，搬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等到2030年，这些不读高中的人，他们要干什么?

9月16日，一篇演讲稿在朋友圈刷屏，标题是《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

这篇6000多字的文章，涉及了不少数字、图表和各种各样的概念，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目前处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要想跻身高收入国家，就要缩小城市和农村高中入学率存在的差距。在这份研究报告中，城市高中入学率达到93%，而贫困农村只有37%。

       演讲人是罗斯高（Scott Rozelle）。他喜欢别人叫他Scott，或者老罗。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了半天用英文还是中文来讲，还是决定用中文。”1983年，他从康奈尔大学毕业，由于学过中文，跟着一个老教授到南京农业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做助教。

       这一来，就是34年。三十多年间他一直同中国学者合作，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大陆所有省份的农村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大概五六年前，他无意中看到韩国的一个视频。制衣厂里，一群20岁的女工坐在缝纫机后面重复作业。20年后，导演再去拍她们时，她们正坐在计算机屏幕前处理文件，给会计师做助理。片子拍得很一般，但每个镜头都印在罗斯高心里。他忽然意识到，80年代的韩国，农村高中入学率达到90%以上，中国的经济要想发展，农村孩子也得走这条路——上高中。

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和他的研究团队深入秦巴山区、西部地区的村子，挨家挨户做试验。从贫血到近视，从寄生虫到无意识早教，他发现了很多问题。他从年龄上一步步倒推，希望找到孩子不念书的根源和解决方案。

       文章发布后，有人说：“一个外国老人家却对中国的教育殚精竭虑。”同时，也有教育学、心理学的研究人员对他的某些观点提出争议和质疑。

       这个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讲的那些到底靠不靠谱？他担忧的问题，会真的实现么？

罗斯高：农村的教育水平如何提高 

2030年，没上高中的人在做什么？

剥洋葱：知道自己的演讲火了么？

罗斯高：最近这两年，这样的讲座我讲了不下100次。每次都有三五十人来听，加一起也就5000来个人。上星期六，我刚坐飞机到香港，正在见朋友，突然收到两三百封邮件，他们告诉我有几百万人看到我的讲座，我很吃惊。

剥洋葱：演讲中提到的数字63%，是指贫困农村中没上过高中的人数比例么？贫困农村是怎样界定的？

罗斯高：对。贫困农村我们主要指的中部和西部的农村，不包括东南部那些非常不错的农村。那些地区收入高、社保做得也好。在我的研究里，把中国分成三部分——沿海地区、城市地区、贫困地区。但这里说的贫困农村，也不是云南、贵州那些最穷的地方，仅仅是去掉了东部富裕的地区，大约占到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二。

剥洋葱：数据主要来源是哪里？

罗斯高：这些数字不是我算的，是2010年全国普查得到的基层数据。我们合作30年的一些大学、研究所里的学者朋友，他们提供的一手数据。就算把全国所有城市和农村都加上，18岁的孩子里，上过高中的也只有53%。2015年有一个模拟普查，但确切的数字还没出来，我听到消息是比这个又增长了一些，但现在还不确认。其实是一步步提高了，我要给中国政府一千个表扬。

剥洋葱：但你对这个研究结论还是很担忧，为什么？

罗斯高：这些人现在初中毕业，找工作是没问题的。中国目前还需要大量建筑工人、做iPhone手机的工人这些，他们一年挣四五万块是没问题。但这些工厂以后就搬走了，搬到非洲、孟加拉，搬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等到2030年，这些不读高中的人，他们要干什么？不会念书，不会算术，不会计算机，你想他们会干什么？他们会乖乖地待在家里种地吗？我整个研究想要表达的最核心问题，就 是中国要开始想这件事情。

剥洋葱：你研究的发展经济学主要解决哪些问题，通过什么方式去解决？这种研究对中国发展的作用在哪里？

罗斯高：我们的工作就是做行动研究。发现问题，然后看解决了之后会带来什么影响。主要做大社会的随机干预试验。要看看怎样提高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怎样促进经济发展？这是我们的目标、方向。

“多上一年，少挣三万”

剥洋葱：高中入学率里包括了职高和中专，这两个并不难考，你们调研的地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不上？

罗斯高：对，不难考，甚至有些农村的职高是没有考试的，百分之百能上。我当时想，是不是高中学费太高导致的？想推行免费的高中教育政策，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做了，很好的。

       我们就去175所初中，到初一的班级里找最贫困的学生，每个班找4个，其中2个给他承诺，如果你上高中，所有学费我们来出。和他签合同，把钱压在银行里。剩下的2个不承诺，只跟踪。初三毕业的时候，我们就一个一个问，只剩60%多的人留下，剩下的已经到深圳、广州、上海、温州、西安打工去了。承诺给钱的学生，有39%考上高中，不承诺的有34%，只相差5%，并不多。

剥洋葱：所以这个试验算是失败了？为什么？

罗斯高：成绩好想读书的人，虽然上高中要花钱，但家庭想办法借钱也要继续供他念书。成绩差的不想读的，怎么刺激都没用，他也不读。只有中间的那一小部分，你给他钱他  就上。那5个百分点就是这部分人。

剥洋葱：那会沮丧么？下一步怎么办？

罗斯高：这个不算沮丧，效果不好我们就想，会不会是他们不了解高中很重要？

我们就给初中生开培训课，给他们讲，作业不会做要上补习班，下课之后不要去网吧这些。100个班培训，100个班不培训，结果培训的辍学率反而更高。他们说，上课之后发现，上高中是好，但多么困难，我们永远都做不到，还不如不上了。他们就去打工。多上一年学，少赚三万块。哎，这我就有一点难过了。做行动研究，不知道什么成功，不知道什么不成功，这就是为什么做这个评估。

我想知道为什么学生能力不够，他觉得难。在儿童和幼儿阶段，我们发现很多孩子贫血，就发放维生素片。我们会进行营养干预、心理干预、养育干预这些。

剥洋葱：涉及到很多社会层面，不仅仅是经济领域，怎么能保障项目可以顺利进行下去？

罗斯高：出了经济学的领域，其他的我就不懂了。每次试验是有各个领域的专家一起参加，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比如和中山大学眼科中心合作发放眼镜，25%的农村孩子看不清黑板，他们就来筛查、配眼镜的技术就是由他们来做。

“0-3岁”是目前最重要的项目

剥洋葱：没有一个团队测过0-3岁农村孩子的认知水平么？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

罗斯高：对，我们是第一个做的。当时一位营养学专家是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他一直跟我合作，解决贫血的问题。我们做得不错，提高了孩子的成绩。可是有一天他跟我说，Scott，你的试验对象可能不应该是这批人。现在全世界都很重视“0-3岁”这个年龄区间的孩子，我们就打算做这个项目。

剥洋葱：你论文里提到“生命最初1000天的假说” ，这个理论主要是说从怀孕开始1000天内的干预，对一个人会产生很大影响。但也有人说这个站不住脚，你为什么相信这个？

       罗斯高：这是很多科学家都公认的一个东西，他们研究发现0-3岁的IQ，会影响后面（3-15岁）非IQ因素的发育，比如耐力、耐心、社会交流等等。

这两个因素加起来，那你的学习就会变好，你上学的年份会增加，你的工作就会更好，你会挣更多的钱，然后你的孩子也会有更好的早期教育。学得不好，就吸毒、犯罪、失业、领社会救济，对社会是一个负担。

这不是我们发明的。亚洲银行、世界银行也都提出过，他们20%的钱在南美是投资给0-3岁的孩子，投资回报率是最高的。我演讲里的有个表格非常重要。你投一块钱给0-3岁的孩子，它的回报率是18块，这都是那个表算出来的。

剥洋葱: 你研究中提到的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BSID)测评智力发展指数，和我们通常说的智商(IQ），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罗斯高：是测一样的东西，只是测法不一样。成人智商测验比如瑞文（智力测验）需要自己答题，9岁到70岁的都可以测。而贝利测评是针对婴幼儿，因为婴儿状态不稳定，通常要考四次。但我们有1800个婴儿，做不过来，所以只考一次，最终算平均数。

剥洋葱：也有新的理论说，脱离干预实验之后，孩子们提升的智商又会回落，你知道这个么？

罗斯高：我知道这个，这是今年上半年Science出的一篇文章，非常有名。他针对的是幼儿园时期，3-6岁。我觉得这个文章还是值得看，我会再去看一下。我们第一批干预的0-3岁的婴儿，现在已经5岁了，我们一直在跟踪观察。（智商）或许会提高，或许会减退，这样的试验非常稀少的，我们一直在做。最好的方法是，6个月之后我们再联系，我可以告诉你试验结果。

“我觉得我是中国农村专家”

剥洋葱：你们目前做的农村早期教育，提到抚养人都是妈妈和奶奶，爸爸去哪儿了？

罗斯高：爸爸98%都在外地，挣钱给孩子盖房子。照顾孩子的基本上奶奶和妈妈，比例是一半一半。爸爸走了，很多妈妈也跟着走，我希望妈妈走之前能知道，留下和离开对孩子有什么区别，她再选择走不走，不能盲目地走。留守儿童的经济条件并不是最差的，如果妈妈在外打工一个月挣3000，爸爸挣4000，一家一年的收入八九万，是当地农民家庭收入的4倍。

剥洋葱：那这种情况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罗斯高：有个人曾经跟我说，你知不知道这里的妈妈和奶奶可能有抑郁症，让她们来养育孩子很困难，她们没有心思。后来我们搞了42个问题，比如会不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是不是晚上一个人就哭了这些。结果37%的奶奶和25%的妈妈分数都超线了。按理说，她们要考虑精神治疗，但不会有人去的。

这些奶奶很伟大，给老大看完孩子，老二又把孩子送过来，然后老三，这样生活七八年。但是她们不会教孩子，她们都不跟别人交流。

剥洋葱：你们在当地做的早教机构效果怎么样？

罗斯高：我们在100个村子做试验，50个设置早教中心，50个不设置。当地政府很支持，计生委、卫计委的医生、妇幼保健的医生免费过来工作。现在这里变成村里很热闹的地方，小朋友之间建立友谊，奶奶和奶奶之间也交流。一年项目周期完成后，我们会公布数据。

剥洋葱：有人说你比中国人还中国人，你怎么定位自己？

罗斯高：我觉得我可以算中国农村专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从1983年开始，我看着中国农村从人民公社到乡镇企业，到粮食补贴、村村通路，一直到现在发展起来。我最好的朋友是中国人，也是我的同事，这些年轻的、肯吃苦的学者，特别好。

剥洋葱：你今年62岁了，打算退休吗？以后还有什么打算？

（作者：辛上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