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20年

一

据黄萱（陈寅恪助手）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若去看望陈寅恪，须先向历史系的掌权者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能登门探问。但数年间她还是有一些机会与陈寅恪见面。有次，陈寅恪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通识"如陈寅恪，竟有如此一问，其悲愤莫名的心境可以想见。又有一次，陈寅恪对前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你是最熟悉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回答："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了我的毒。  "二十年后，回首往事，黄萱这样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陈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什么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陈寅恪这些话表明，"没有参加运动"的老人，对形势并不陌生，他的思维依然清晰与敏锐。

因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黄萱自愿当其助教，14年如一日，每日准时来到陈寅恪住处，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直到文革开始，她被赶走。

从一九六六年冬开始，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面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重新补充交代。据个别看过这些书面交代的人回忆，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间人人都不能不写的套话，但真正最能显示陈寅恪心态与风骨的，还是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陈寅恪便有这样的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交代。"　

二十年间，晚年的陈寅恪为历史留下了多份"声明"及申述书函。从用词到行文风格，这份"声明"与陈寅恪以往的"声明"极为相似，当是陈寅恪发自内心情感的文字无疑。在最混乱的一九六七年，陈寅恪式的"尊严"，一有机会仍顽强地展示。

可惜，相似的展示在今天已迹近难寻。那么，支撑著这位早几年已平静地等待死亡降临的文化大师，度过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日子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一份当年中山大学编写的"形势报告"，有一股充满了极"左"语言的叙述，为我们猜测陈寅恪在这三年的精神状态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在陈寅恪生命最后的一年，中大山大学对"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曾有如此描述："陈寅恪对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著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文化大革命"的无限上纲上线、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等等做法早为世人所厌恶。所以"文革"期间的材料可信程度应打上问号。但陈寅恪"一直态度十分恶劣"，引起群众愤恨至极，则完全有可能折射出历史的真实－－陈寅恪纵死也"不甘心"。在中山大学当年的"总结"或"形势报告"一类的材料中，对"反动学术权威"一类的人用上"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等评语，并咒骂"就让他带著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陈寅恪是唯一一人。需知，这样的语言还是来自比较"正规"的校方正式文件、学习材料之中。

校方痛斥陈寅恪"兴亡遗恨尚如新"一句诗，出自"论再生缘"中陈寅恪感叹与陈端生感同身受而吟咏的一首七绝。诗云："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造反派"们只是凭直觉认为"兴亡遗恨"与新旧政权有关。中山大学前历史系教授何肇发二十多年后这样认为，幸亏当年"造反派"根本读不懂陈寅恪的诗，不然陈寅恪极有可能当场被打死。痛哉斯言。

另据知情者回忆，"文革"期间"造反派"曾令金应熙等人"注释"陈寅恪的诗作。故陈寅恪的"反动诗作"也成为陈寅恪的一条罪状。

"不甘心"的陈寅恪，微弱的生命之火竟忽明忽暗地残存了一千多个日子，直到耗尽了最后一缕不平之气。从一九五九年陈寅恪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公开表达死"的意志开始，"死亡"的话题从此若隐若现地伴随著他的余生，但他一直顽强地活著。当无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死来解脱生命所不能承受的屈辱与重压时，甚有条件自行了断此生的陈寅恪，却表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存意志。　

陈寅恪的"不甘心"，绝非如"造反派"所认为的为了"蒋家王朝"。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的官方档案中，明确地记载着这两个"备战"风云甚浓烈的年头。陈寅恪对形势有如此判断，"他对国民党是否有能力反攻大陆表示怀疑"。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他（陈寅恪）表示高兴，认为我国有了核力量将会更加强大。"这些记载表示，陈寅恪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分析与评估，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睿智。

二

陈寅恪没有死于精神崩溃，而是死于生理机能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　

令陈寅恪最感痛苦的折磨，是在"文革"中已成帮凶的一物－－有线广播的高音喇叭。

东南区一号刚好坐落在康乐园中区的制高点大钟楼的对面，有两年的时间，陈寅恪日夜为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时期，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在这段岁月陈寅恪如何忍受苦不堪言的摧残，想来其真相已永远不足为外人道矣。造反者知道陈寅恪不能"看"（陈寅恪已失明），但可以"听"，便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以听觉达到摧残的手段。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了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泪写成的《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  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　

陈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吓死的，但梁夫人为这一野蛮行径添了一个有力的旁证。　

陈寅恪的心脏病日趋严重。

折磨，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后进入高潮，陶铸被打倒，各路打著不同旗号的"造反派"纷纷上门逼令陈寅恪交代与陶铸的"黑关系"。用"惨无人道"一词来形容，并不为过。一九六七年夏，唐筼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大概是在这个时候，陈寅恪写下一副"遗恨塞乾坤"的预挽爱妻的对联。联云：

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牛衣对泣"的古典，比喻为夫妻共守穷困；"废残难豹隐"，道尽人生的无奈：天欲绝陈，先毁其目，后夺其足，即便命运如此，欲觅一避世隐居处了此残生也不可求。这副"预挽妻联"语气极之凄凉。

遇到唐筼，陈寅恪做了自己之前觉得愚蠢的事，坠入爱河。在一次短暂的分别时，他甚至巴巴地写诗寄怀：“赢得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鬟独登楼。”图片为1957年，夫妇二人中山大学散步。　

唐筼经年为病痛所困。在晚年，陈、唐两人一直认为唐筼将先陈寅恪而去，这也是陈寅恪向唐筼生前预撰挽联的一个内情。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之际，这对四十载相依为命的夫妻，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

在这段时期，陈寅恪向校方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内云："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筼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筼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个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二十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 如"婴儿一般"失去旁人护理便无法生存的陈寅恪，在这一刻充盈著丈夫的怜惜之情。在陈寅恪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无限上纲上线的日子里，陈寅恪的"申请书"，无疑是用生命写就的。　

此时，陈、唐两人相依相存的情势已变成唐筼一人独力撑承两个生命的重荷。陈寅恪虽有两个女儿同在中山大学工作，但二女儿早在六十年代前期就搬出娘家另住教工宿舍。三女儿也在一九六六年结婚迁出另筑小家庭。革命的风暴也给这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带来很大的伤害。陈家女儿们除了要参加运动外，平时还不敢随意回娘家探望父母，免招来批判。在斗争陈寅恪时，据说陈寅恪的亲属也有人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陈寅恪是大特务，陈家女儿也是特务"。亲属中还有人贴大字报云"要坚决划清界线"。"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千万个家庭亲情的伤害，也在陈寅恪一家中有所反映。

对于实际上已"死"过许多回的人来说，所有的伤害已变得微不足道；人生，很淡漠……

三

死亡的气息终于逼近。　

一九六九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已住了十六年的家。责令陈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种迫害。陈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陈寅恪的死亡。"文革"结束后，陈寅恪获得"平反"，当时迫令陈氏搬屋的理由被解释为"因为'工宣队'看中这座楼用来作指挥部"。一位对陈寅恪晚年甚为了解的朋友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陈寅恪不搬家，也许还可以多活几年。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转发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报告－－《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份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百万知识分子在整整三年的浩劫中第一次有了片刻的喘息机会。十九天后，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春节来临。给予知识分子以"出路"的这个中共中央文件，未能挽回陈寅恪的命运。

一九六九年三月五日，中山大学在一份《坚决落实毛主席对知识分子"再教育"和"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对于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要注意加以区别。像陈寅恪，一贯利用学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应划为反动学术权威，要把他们批得比狗屎还要臭。以后，给予一定的生活费，养起来作反面教员"。不能给陈寅恪"出路"的症结就在这里。其时陈寅恪已搬到西南区五十号的平房宿舍去了。陌生的环境，已不成样子的家，并未放松的逼迫……痛苦的一生在这一年已走到尽头。

在这最后的时刻，甚少有人知道陈寅恪的真实生存状态。校园大部份人（包括陈寅恪两个女儿）都去了"五·七干校"，只有革委会与"工宣队"等权力机构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文革"结束后，校方传出陈寅恪在最后的日子里还"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这个说法，正是源自这段"革委会"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的时期。真相如何，恐怕永远都不可探究。因为直至陈寅恪死后，中山大学的有关材料依然用充满了"阶级仇恨"的语调，评价"比狗屎还要臭"的陈寅恪的所谓政治态度，死不悔改的陈寅恪，死后依然遭到诅咒。而民间的传说，则更接近人物的性格，据说陈寅恪临终前，校方最后一次派人上门查看，陈寅恪断断续续表达了两个观点，一为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二是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时中国与前苏联在珍宝岛地区发生了一连串武装冲突，两国总理为此就边界地区领土问题举行为世界瞩目的外交谈判。陈寅恪为此事而表态，不知北京方面是否曾就此问题征询过陈氏的意见。而"行将就木"的历史学家承认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表明陈寅恪最终仍与共产党"划清了界线"－－这就是这个传说最传神的一笔，当年人们已这样理解陈寅恪。民间传说很生动，似乎也"很可信"！　

比较肯定的情形是，在这生命最后的二百来天里，陈寅恪已瘦得不成样子，少数的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他也一语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时许，陈寅恪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人生历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而含冤去世。

因文革问题一直未能真正平反，所以陈寅恪夫妇的骨灰一直不被各地政府接受。直至24年后，才得以在江西庐山植物园入土为安。

对自己的结局，有一点是陈寅恪预测落空的，那就是他先爱妻而去。正因为这样，在他去世后，令人很伤痛的一件事发生了。四十五天之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晚八时许，陈寅恪的贤妻唐筼亦追随九泉下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说法，唐筼死于心脏病、脑出血，但在这四十五天中，唐筼从容为自己安排后事。她嘱咐从四川赶来帮忙料理陈寅恪后事的大女儿流求，若她死后不必再从四川来广州了；并一再寄语三个女儿要好好团结。在这四十五天，唐筼连一些细微的事情也安排考虑到了。她曾对人言："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 唐筼去世后，她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便解开了生与死的谜底。死，是轻而易举的。唐筼大半生靠药物维系著生命，只需停药数天，生命的苦痛与哀伤便永远结束。十八年前，"我敬姊志节"的唐筼曾满怀感伤之情写下《哭从姊琬玉夫人》的悼念诗，诗中两次提到"琬玉夫人"殉夫事，并以敬怀的笔触写下这样两句："姊母殉夫死，姊亦传其烈"。十八年后，抹不掉的人生烙印以死亡的形式显现。

七十一岁的唐筼，平静地了断了缠绕了七十一年的人生之凄苦，为陈寅恪而活著的唐筼，亦为陈寅恪而死。陈寅恪的人生，应该延续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天。

本文选自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书甫一出版，即一售而空，再次印刷，也均告脱销。今天，恐怕我们已经毋须再多谈阅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理由了。因为，它不仅还原了陈寅恪这位大师晚年的生活境况，而且还率先揭露了那个非常年代在文化层面上造成的伤害，更为重要的是，它包含了诸多知识分子的回忆和情感，这一切都最终凝缩在一起铸成了这部传奇的作品。正如陆键东自己曾说过的那样，“这本书早已凝聚了康乐园几代人文学者的精神”。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后来，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文革”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陈寅恪去世，享年79岁。

摘  录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其弟子手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节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土地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节自《对科学院的答复》

“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

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借此等描写以摧破之。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噫，中国当日知识界之女性，大别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议中馈酒食之管家婆。第二类为忙于往来酬酢之交际花。至于第三类，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欲杀”者。前此二类滔滔皆是，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

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今观陈端生《再生缘》地一七卷中自序之文与《再生缘》续者梁楚生第二十卷中自述之文，两者之高下优劣立见。其所以至此者，鄙意以为楚生之记诵广博，岁或胜于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则远过于楚生。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也。

节自《论再生缘》

（本文选自轰动知识界，曾一度洛阳纸贵的陈寅恪传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文末附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