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王旭明何出此言？如果现在语文课至少一半不该学，那么该如何改变？王旭明的答案是，“应该尽快将古代诗文恢复过来，增加传统文化在语文教材中的比例，大力改进现有的教材和课程。”仅仅一笔带过，显得过于简略。身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不仅应该给语文教材体检，更应该诊治，或开出药方，而且应是更详尽、更科学的药方。
其实，联系到此前王旭明的多次发言可知，他认为，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的要求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现在的课文，有时片面强调工具性，有时又片面强调人文性，在统一上做得不够。王旭明举例，比如说，打开小学一年级的语文书，第一页的课文原来是《我爱上学》。经过讨论，我们认为《我爱上学》没有问题，但《我爱上学》并不是语文课要解决的任务，语文课要解决的是我爱学语文的问题。应该说，这番见解不无道理，且符合孩子的认知规律。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曾倡导改革中国儿童教育。理由是，西人强调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而在中国则与之反；西人重视理解，而在中国注重识记；西人注意直观教学，实物教学，而在中国只注重言语文字。两相对照，西人的做法显然更尊重规律。我们这代人，乃至上代、上上代人，或许都曾深受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烦扰，被迫注重识记，甚至陷入主题先行的苦恼。今天，我们有理由对孩子负责，有责任做到遵守教育规律。
如何做到？首先应改变过于教条、空洞、虚假的现象，回归真实、自然和感人。《收获》杂志副编审、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叶开，曾历数语文教育的“罪恶”——教育思想意识形态化，语文承载过多道德教化功能，很多是虚情假意伪道德和旧时代奴化思想糟粕；语文教材编写粗制滥造；语文课文选材目光狭窄，很多课文涉嫌剽窃和篡改，而一些名家名作则饱受修改、删节的蹂躏；语文教法落后；语文教材本位主义。这些罪状，或多或少存在，我们被这些教材、这种教育“灌输”长大的人，也或多或少都有体会。
我们的教材过于强调有意义，而忽略了有意思。教材也许不能排斥有意义，但绝不能太有意义，而丧失了有意思。语文教材别承载太多功能，能够回归自然，足矣；能够丰富有趣，最好不过。梁启超曾在致子女的信中说：“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生活内容如此，语文教材岂不更该如此？
至于增加传统文化在语文教材中的比例，确有必要。但是，增加多少篇幅也该探讨，过犹不及，如果语文教材遍目皆是古文，也就陷入另一个极端。1月19日的人民日报理论版刊文称，时下，学习传统文化有成为热潮之势，其中包括“读经热”。“读经”是学习领会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经”毕竟是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时代的产物，其中包含许多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尤其是欠缺现代科学的内容。建构现代精神家园，仅靠“读经”是不行的，还应注重现代科学研究和教育普及。
诚哉斯言！读经热得发烫，高烧不退，就可能把好经读歪，如果经本身就有问题，更容易毒害读经者。读经不宜过滥，教材中的古文不宜过多。做什么事都不宜一窝蜂，增加语文教材中的传统文化比例，亦是如此。
语文教材改革，不能撇开“老祖宗”，但也没有必要仰赖“老祖宗”，“老祖宗”毕竟不是万灵丹。我们的教材需要“老祖宗”来撑腰，或从“老祖宗”那里汲取营养，但是，应老、新结合，即应有新思想。如梁启超的话，教育目的是培养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
（作者：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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