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资深的媒体记者，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伴随求医过程中的体验、观察，引发了对中国医疗体制的一系列思考。他，就是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凌志军。
自从发现肿瘤，凌志军走过了千万个中国病人走过的历程，体会到了中国式求医的特殊艰辛。他说，将这些经历讲出来，是因为“要帮帮这些癌症患者。
他们是属于大家赛跑中突然摔倒的人，每个人都在往前跑，谁去看他们一眼呢？如果我不是生病，我也会匆匆忙忙往前跑，生怕被潮流落下。但现在，我和他们在一起。”
《生命时报》对凌志军的专访，就从这样一个人，一场病，一次不寻常的体验和思考开始。
我不喜欢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的医生
凌志军在上海刚刚完成了一本新书的写作，凌志军昏昏睡去，却在头晕目眩中醒来。恶心、头痛、天旋地转，让他这个几乎从来没得过病的人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回到北京后，一系列检查告诉他，他患上了肿瘤，脑子里有，肺里、肝里也有。那好似晴空霹雳的一刻，让凌志军感觉到平生第一次离死神那么近，由此开始了漫漫求医，也是求生路。
记者：任何人身体里发现了肿瘤，遭受的打击都是巨大的。在经历了震惊、绝望和怨天尤人之后，你是从什么时刻开始审视医生这个群体的？
凌志军：发现颅内有占位病变以后，我们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挂了一位知名专家的特需号。
耐心等了3个小时，终于在下班前几分钟见到了他。他只看了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的核磁共振片子上。
我当时强打精神，试图叙述我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他对我的话不感兴趣。他的热情似乎只在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对我视而不见。
我发现，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机器，相信那张没有色彩、温度和生命的胶片。
当我妻子急切询问颅内和肺内的占位是否有联系时，这位专家却带着嘲弄和不屑反问一句：“你想让它有联系，是吗？”我没有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回答一个他也说不清的问题。
那天，我和妻子在忍受了路上颠簸、漫长等待和期待之后，得到的仅仅是一张“专家门诊挂号费票据”，以及一篇“演讲”、一个“问号”和一个模棱两可的“待除外”诊断。有了这一番经历，我才意识到，原来病人的倒霉事还不只是疾病本身。
记者：在看了很多中国医生的门诊之后，你的亲属也向欧洲的专家征求过意见，中外专家有怎样的不同？
凌志军：我妹妹是在国外行医的糖尿病专家，她拿着我的片子和病例请国外几位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会诊，得出了和国内医生不太一样的判断。通过妹妹的描述，我了解到，国外专家很认真地对待影像胶片，反反复复看了1个小时，同时更认真地对待病人的自觉症状；而中国的专家草率地对待胶片，同时更草率地对待病人，一次“特需专家门诊”仅用3分钟就完事了。
我知道，仅凭一两个医生，就来抱怨所有中国的医生，有点以偏概全，但是从我求医问药的经历来说，一个普普通通的病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类似的遭遇。
记者：你觉得中外医生对待病人的方式不同，其原因何在？
凌志军：不单单是医生，中西方人对待陌生人的态度都不一样。中国人对熟悉的人、对自己有用的人会很关心，对陌生人比较冷漠。在欧洲，人们更讲公德，对陌生人也比较友善。体现在工作中，就是职业素养更高。
记者：一个医生对待病人的方式，会对病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凌志军：医生对于病人的影响力是迅速和压倒性的，特别是那些拥有专家头衔、每次收取高额挂号费的医生。病人本能地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希望或者至少是安慰，可他们的话大多会让病人感到绝望。在我的经验里，轻率、傲慢和自以为 是，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最重要的原因。我不会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
记者：你看病时找到了很多相关领域的大牌专家，是不是你的地位和身份让你能够拥有这些医疗资源？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怎么办？
凌志军：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挂号、排队的。我觉得这样更能鉴别一个医生的道德水准。
靠熟人关系、权势名声或者靠红包寻找到的医生，并不一定是值得信赖的。一个真正可以信赖的医生，不会怠慢一个普通病人，也不会厚待一个有权有势有名有钱的病人。
就算知道你有些来头，也不会给你特殊照顾，比如让你加塞儿，或者在你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不管别的病人正在门外等待(点击此处看内 幕，你懂的）。
记者：后来的事实证明，很多专家，甚至是大牌专家对你的病判断是错误的。你认为是什么让这些医生犯错？
凌志军：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医学权威不少。当初大多数医生都认为我颅内的病灶是恶性的，必须手术，结果我执意继续观察，不做手术，最后那个病灶自行缩小了，可见不是肿瘤，就算是肿瘤也不必手术。
一开始很多医生说我肺内的占位是良性的，可以继续观察，但它其实是恶性的，幸亏手术做得及时。世界上任何人都会犯错，医生也一样。
一方面，受制于人性的弱点，医生有普遍的职业优越感；另一方面，医患之间供不应求会造成医生的麻木和厌烦，再加上利益的纠葛，犯错在所难免。
一个自以为是、不懂装懂、贬低同行、不尊重病人的医生，一个对患者病情漠不关心却关心人家身份地位的医生，犯错误的概率更大。这样的医生越是地位高、名气大，他以往的成就越容易成为他犯错的原因。
被“过度治疗”的癌症
胸部手术后3天，凌志军经历了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剧烈的疼痛加上艰难的呼吸，还有高烧不退，让他每天大部分时间昏昏沉沉。然而在身体慢慢痊愈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自身力量的伟大，并开始反思医疗体制中，尤其是肿瘤领域里的“过度治疗”问题。
记者：网上有人称，癌症患者在某些医生眼里就像“唐僧肉”。从你的求医经历看，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凌志军：我刚发病不久就有人告诉我，死于癌症的人，1/3是吓死的，1/3是治死的，只有1/3是病死的。那1/3治死的人里，我个人认为，大部分是“过度治疗”导致的。
100年来，人类用于癌症研究和治疗的花费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可是中晚期癌症患者的平均治愈率几乎没有提高。
我们在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更多得益于检查手段的进步，从而使越来愈多早期发现成为可能。我想，那些最新最先进的治疗手段和药物所产生的疗效，几乎被它们给病人带来的摧残抵消掉了。
在一些病人延长了存活期的同时，另一些病人也因为“过度治疗”更快更痛苦地死去。
生命时报：大部分患者对医学并不太了解，他们该怎么区分合理治疗和过度治疗呢？
凌志军：这个确实很难。同一种治疗手段，用在这个人身上恰到好处，用到那个人身上就可能是过度治疗。即使一个医术精湛、绝无私心杂念的医生，也难以处处周全。
坚守一个信念也许有用，那就是“癌症是有可能自愈的”。抵御癌症的最好武器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什么神奇的药物。
作为病人，你需要和医生讨论你的治疗。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也不能盲目地全盘拒绝。我建议患者，你不仅要倾听医生的话，也要倾听自己的身体在说什么。同时，如果一个医生拐弯抹角地询问你的收入和职业，那么他多半具有过度治疗和“看人下菜碟”的倾向。
死亡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最后一个礼物
患病之前，凌志军是个“工作狂”，一天工作12个小时。患病之后，特别是曾经离死神那么近，又有了绝处逢生的经历，他终于有机会看看身边的风景。离家3里地，有一座柳阴环抱的公园，平时他总是匆匆从围墙外走过，得病后无意中走进去，才发现那是个多么美的地方。
生命时报：你现在怎么安排每天的生活？如果不得病，你估计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凌志军：现在我每天7点起床，吃早饭，上半个小时的网；然后出去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接下来吃午饭。饭后睡午觉，3点起，喝茶1个小时。再出去散步。晚饭后看一会儿电视，就睡觉了。
如果没有患病，现在我肯定还在拼命工作，每天12个小时，一周7天，没有节假日。写最后一本书的过程中，我已经感觉极度疲劳，但一直硬撑着，总以为睡一觉就能好。
结果写完书，当天晚上就不行了。病最重的时候，看着院子里顶风冒雨的保安、清洁工，我想要是有机会从头来一次，让我从保安、清洁工干起也行。可惜这是不可能的。
生命时报：突然得知自己的生命也许没有多少时间，死亡随时可能来临，那时候你怎么想？
凌志军：至今我还记得，当医生宣布在我的颅脑、肺叶和肝脏上都发现恶性肿瘤的时候，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绝望”。
整个人完全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我想让内心静下来，却偏偏无法集中注意力。回到家里，有一阵开始怨天尤人：为什么是我呢？我上辈子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没有好好养护身体？之后心态慢慢平复下来，我发现预知死期将至的一个好处是，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回望自己走过的生命旅程，内心有一种很深的感恩之念。
感谢上天给了我那么多快乐，同时想象他给予每个人的是公平的：你拥有的权势越多，拥有的真诚就越少；拥有的钱越多，拥有的情就越少；拥有的名声越大，隐私就越少；你周围簇拥的谄媚者越多，拥有的朋友就越少。
我的幸运是，我有个和美的家庭，这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有那么多志同道合、情真意笃的朋友。
生命时报：病危时，你曾写下过“最想做的10件事”，如今做到了几件？
凌志军：全部都做到了！最后一件是“重返滑雪场”。从一个被宣布只能活“3个月”的绝症病人，到今天被医生告知“你已经不再是病人”了，5年来从这个噩梦中走出来，靠的是慢慢领悟。
别人劝很难，例如“你要坚强”、“某某得癌都好了”，说这些话都没用。我的家人从没说这些，他们给我的帮助就是努力搜集信息、认真分析判断，这样一来我自然也就冷静下来了。
我知道复发和转移的危险还没有彻底消除，然而，我再也不会谈癌色变。对于死亡，我也不再恐惧。死神是天堂里的最后一位天使，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最后一个礼物。
(来源: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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