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的会谈正在巴黎进行，谈判正被一个堂皇的数字所困扰。这个数字就是2摄氏度，它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来的人类避免21世纪全球灾难性变暖所不得逾越的增温上限。媒体普遍把COP21称作人类避免灾难的最后机会，但许多环境专家认为，不太可能达成能满足IPCC这一目标的协议。悲观的原因很简单：把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这种基础算术与谈判国家的政治承诺放在一起，就完全是不可行的了。
IPCC是一个由国际科学家组成的大型机构，它必须在意见一致前提下提出报告和建议，包括不断被重复的升温不可超过2摄氏度的警告。由于其报告要求意见一致，一些气候科学家认为IPCC的预测实际上相当保守。其实过去10年里，IPCC预测碳排放、温度上升和冰盖融化的“最坏情况”都抵不上现实。
为把温度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我们需要减少碳排放。这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减少排放量的增长，而是要让全球总排放量有绝对的下降，而且要行动要尽快。由于经济活动确实导致碳排放，因此，任何经济的增长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都意味着碳排放会增加。几乎所有商品的生产都需要资源和能源。即使咨询这样“非物质的”服务，也需要电脑与电话，而这离不开电力照明、发电厂和采矿业。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经济衰退时排放量下降，经济复苏时排放量上升。毫不奇怪，碳排放增长最快的国家正是那些在工业化带动下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现在就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GDP“碳强度”指的是生产1美元GDP所需的平均碳排放量。就像尤里奇·霍夫曼所指出的，全球碳强度从1980年到2008年下降23%，但由于经济增长远远超过了效率的提高，同期碳排放量的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
这就是COP21这类谈判所存在的现实而根本的问题。只要不断增长的经济产出导致排放（也的确如此），那么经济增长一般来说就会为潜在的灾难性全球变暖问题推波助澜。就像霍夫曼写的，如果当前的人口和收入增长趋势延续到2050年，我们就必须让碳强度下降到现在的1/21。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达到欧洲标准，那么这个数据就必须是1/130。历史上从未有过此等规模的碳强度下降，而且也没什么理由相信那是可以实现的。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所以它们是分析全球变暖政治的最佳对象。两国政府的合法性系于它们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增长是维持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关键。同样重要的是，持续增长能把可能出现的与财富公平分配有关的麻烦延后。人们只要看看饱受低增长高失业困扰的欧洲就知道这些弊端如何威胁着政府或政党的未来。
只要经济快速增长还被看成是持久合法性和政治成功的关键，避免灾难性全球变暖在政治上就是水月镜花。想想共和党总统提名人杰布·布什吧，他多次承诺要让美国经济的年增长速度上升到4%。但这种保证相当可笑，如果实现的话，那注定会给气候稳定带来灾难性影响。中国目前正经受经济动荡，持续稳定的增长很可能被当作中共保持政治合法性的关键。与美国的情况一样，这种增长虽然支撑了中国政府的稳定，却给地球的稳定带来危害。
国际气候谈判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谈判都有误导性的前提。并不存在什么“美国的”或“中国的”排放，有的只是通过全球性经济活动而产生的碳排放。发展中国家排放量的增长显然比发达世界快得多，因为正是这些地方在建造新工 厂和新电站。发达国家的公司完全是依赖这些排放源实现自己的“绿色”经营。没有中国的工厂和稀土冶炼厂，就根本没有今天的苹果公司。发达国家并没有真正变得更环保，它们只是把自己的排放量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了，只是把为达到2摄氏度增温限制目标而必须作出艰难抉择的时间推迟了。
世界各国给COP21提交的承诺不会满足这一目标。即使每个国家都坚守自己的承诺（以前达成协议后从未现实过），到本世纪末气温仍会升高大约3摄氏度。 这一升温速度将使全球冰盖不停融化，导致全球海平面大大上升。世界部分地区将出现灾难性洪水，其他地区将随着淡水的枯竭遭遇旱灾和饥荒。局部地区气候变化会很剧烈，成百上千万的人可能会从赤道附近的酷热地区迁移。
要避免灾难，COP21这类国际谈判是不够的，它需要在政治上转变不顾一切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这意味着在没有无限增长的万能药情况下，国家必须解决就业和财富公平分配问题。社会运动需要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转变为对气候和生态稳定的关注。否则，我们将把自己和我们的子孙置于一个日益充满敌意的世界。
（作者：本•雷诺兹(Ben Reynolds)，纽约作家及外交政策分析师）【能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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