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二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国际社会在纪念这些重要事件的时候，必然会评价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对战后国际关系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并探讨国际社会究竟需要建立怎样的国际秩序。
毋庸置疑，国际秩序历史性地改变了人类命运。它推动了全球殖民主义的瓦解和冷战的结束，维持了世界的总体和平，促成了经济的互通互联和相互依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我们时代的总趋势。各国如今有更好的机会来维护世界稳定，寻求共同发展。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许多危机演变成了巨大挑战，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例如，乌克兰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破裂，中东局势动荡和伊斯兰国的崛起使地区秩序崩溃，外来干涉让东亚地区的领土争端激化。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结束了高增长周期，进入新的“平庸”时代。
为此一些人断言国际秩序正在“坍塌”，我们处在一个“无序”时代。就如2015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所说，“我们解决问题的集体能力下降了，主要的全球安全治理机构遭到削弱，这给世界留下国际治理的巨大供需缺口”。
对国际秩序我们应该做什么？是推倒重来，还加以完善和改革，使之更适应国际格局的变化？我赞成第二种方法，并认为国际秩序应该与时俱进。只因为当前国际秩序存在缺陷，就“把孩子和水一起泼掉”，这是绝对错误的。
当前国际秩序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对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背离是世界发生混乱的最主要原因。当前很多危机是由冷战思维、集团政治、霸权主义、强权政策和“新干涉主义”造成的。这些因素使全球治理机构更加妥善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遭到严重削弱。
事实上，写入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如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和不使用武力“是世界秩序存在的唯一公认基础”。
虽然这些原则是70年前制订的，但今天仍然适用。在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总体系中，享有优先权的应该是这些原则，而不是所谓“人权高于主权”或“保护责任”。后者已经被证明导致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
第二，现有多边框架不符合21世纪的现状。冷战结束后，历史并不如弗朗西斯·福山所断言的那样已经终结。事实上，世界开始了从单极向多极的过渡。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权力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构成也在发生变化。
结果，多边机构无法反映当前世界权力的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小国家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被充分代表，它们在这些机构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受到严重制约。
在全球安全、金融、贸易治理方面，发展中国家多数情况下与发达国家有不同看法。但它们在这些机构拥有更大发言权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
第三，国际治理体系落后于时代。当前人类面临新的混乱根源，这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最突出的就是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和传染性疾病，这些领域内的国际治理远远不足。
例如，根据由联合国正式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决议，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反恐规则，但在这个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阻碍了国际合作，也阻碍了清除恐怖主义的滋生土壤。去年11月中美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此举虽然某种程度上为世界各国今年签署一份有份量的协议铺平道路，但气候变化管控机制还未到位。至于网络和空间安全，建立有关规范和机制的工作甚至还没开始。
第四，针对国际治理的所有改革计划都遇到阻力。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通过的份额改革方案至今仍卡在美国国会，无法生效。
为弥补上述缺陷，建立公正合理、适应时代发展的国际秩序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秩序有利于世界更加和平繁荣，并比后冷战时期更加从容地面对挑战。
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是完善并改革现有国际秩序。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治理合法化和国际组织合理化。
亨利·基辛格强调，“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行动都无法实现世界秩序”。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中美可以对民主和人权有不同观点，但双方在建设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方面有共同利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核扩散、避免对抗与冲突就是证明。
作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之一，两国可以在很多事情上合作，去完善和改革国际秩序。就像奥巴马去年11月与习近平共同会见记者时所说，“美中携手合作对美国好，对中国好，对世界好”。
（作者：吴正龙(Wu Zhenglong)，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来源：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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