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中有这样一位,他虽是洋人,却是毛泽东眼中“完全的中国人”。他在中国最艰难的时期来到这里,参加长征,加入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他植根中国50余载,为中国攻克了性病、麻风病治愈难的困境。他就是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开拓者马海德。
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无疑是马海德五十多年中国岁月的有力见证者。一个温暖的冬日,记者来到周幼马工作的《今日中国》杂志社,从周幼马那里,试图还原一个生动的马海德。
我要留下,和你们在一起
熟悉马海德的老一辈人总会记住这样几个画面:
当伤病员需要输血时,马海德毫不犹豫地卷起自己的袖子;
当有人被毒蛇咬伤时,马海德能用嘴去吮出毒液;
当遇到病人窒息休克时,马海德会口对口地进行人工呼吸;
马海德经常与麻风病人打交道,在检查溃烂的伤口时,为更直观地了解病人症状,竟不顾医学上的禁忌而不戴胶皮手套查看病人皮肤;
……
对于周幼马而言,父亲的这些故事一度并不吸引自己,直到父亲离世后,他才开始研究父亲的人生经历,在研究中愈发感到父亲的伟大。
马海德与中国的缘分开始于1933年。在此之前,他叫乔治·海德姆。那一年,马海德医学博士毕业,为了庆祝,也为了到东方研究热带病,他和两位同学乘船来到上海。30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在这里讲英文完全能活得下来,挣钱也容易,就留下了,从此再没离开。
在周幼马看来,马海德之所以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坚定地留在中国,与他的“家庭出身”和“善良天性”密不可分。马海德出生在美国深受歧视的中东移民家庭,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有着切肤之痛。他常常想以慈善主义去帮助受压迫的穷苦人。
到上海后,马海德总是以很低廉的价格为穷苦人看病,却发现即便自己日以继夜地工作,一天也只能治疗十个、百个患者,为此他苦恼不已。
信仰总会将有着相同追求的人聚集在一起。马海德很快就结实了路易·艾黎等一批进步青年。他们组成了马列主义小组,决心帮助中国人民获得解放。
为了追求信仰,马海德千辛万苦来到陕北。在这里他清晰地看到新中国的美丽曙光。
周幼马清晰地记得,1936年7月13日,马海德和斯诺来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的驻地———保安。刚到保安时,马海德除了看病,剩下的时间就是跟斯诺在一起,陪他采访。毛泽东向他们讲述中国革命历史,其他红军将领也讲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为了理想而参加革命的经历。这些故事深深地感染着马海德。
“在保安,父亲看到了自由、民主、尊严的火种。共产党人要革命、要为解放全中国而战斗,这些画面与父亲在美国和上海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周幼马说。
三个月后,斯诺离开保安,回到北平写作。马海德却不想走了。他对毛泽东说,“我想留下,要和你们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你们的健康服务。”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任命他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
那一年26岁的马海德留在了中国陕北。这个年轻的西方人,主动将自己的命运与苦难的中国连在了一起。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参加红军的西方人。
我要加入共产党
在陕北,马海德不仅是毛泽东的保健医,他还力所能及地关注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身体状况。当时邓颖超得了肺病,那时没有治疗肺病的特效药,得了肺病相当于不治之症,马海德告诉邓颖超,每天躺在地上晒太阳,肺病会自愈。邓颖超照此一试,肺病果然被治愈了。“离开延安的50年后,邓颖超在全国政协的会议上再度遇见我父亲时,她提起这件事,还激动地向我父亲道谢。”周幼马说。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马海德同样热心救助。“我父亲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无论什么人,只要需要他,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帮忙。父亲在陕北时住的窑洞附近,常有一个唇裂的小男孩,孤独地玩。我父亲看了很想帮助他,就对来自印度的巴苏华大夫说,‘这个孩子很可怜,您是五官科专家,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给您打下手,咱们给他做个整容手术?’手术很成功,父亲高兴地对孩子的母亲说,‘我保证他以后能娶上个漂亮的婆姨!’”
在周幼马眼中,马海德有的不止是爱心,还有一个视工作为生命的责任心。
1939年冬,日本又一次轰炸延安。45架飞机在不到一公里的土地上扔下300多颗炸弹,死伤三四十人,马海德被冲击波抛到洞外。窑洞塌了,只好再搬到另一个新窑洞。正当这是,马海德最好的朋友路易·艾黎来到延安,给马海德带来了久违的咖啡。艾黎曾在文章中写到:“在冬暖夏凉的窑洞里,煮咖啡的香味深深打动了马海德,他想喝咖啡想了好久。喝了一口后,门外有一个提马灯的人请他出诊,他急急地又喝了两口,收拾一下药箱,就跟着走了。半夜一觉醒来,又有一个农民进来找马大夫……”
每当看到艾黎的这段文字,周幼马就会在心底深深地敬仰自己的父亲。“那就是他的日日夜夜、随叫随到的生活。他没有很多休息时间,但他却很愉快!”
在延安,毛泽东对马海德的影响最大。马海德是毛泽东的保健医,但他却对周幼马说,“我给毛主席的身体保健,毛主席给我的思想保健。”
在这种无形力量的感召下,马海德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无限的向往。1937年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指定吴亮平、陈昌浩作入党介绍人。“一个寒冷的清晨,马海德被人叫醒,带到一个场院。他看到地上躺着一具无头死尸,后来才知道此人是另一个村的支部书记,是被地主杀害的。带马海德去的人问他,‘你是共产党员,如果一旦被反动派抓住也会被砍头的。你还要加入共产党吗?’父亲说,‘我还是要加入共产党。’马海德曾说,‘斗争是非常残酷的,加入共产党,就要把生死置之度外,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献身。’”
共产主义是他坚持一生的信念
建国后,马海德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顾问。他却认为自己是一名医生,工作不该坐在办公室里,而应坐在病人的身边。带着这个想法,他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希望到皮肤病性病研究所工作。“我的父亲不做部级领导,他的志向是在医疗一线!他要为人民服务!”
在那段时间里,马海德扎根在基层,在中国最偏僻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接下来的几年中,马海德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带领防治性病的医疗队走遍了全国各地,取得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性病的震惊世界的成就;另一件是,在他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在麻风病防治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就,全国麻风病患者大大减少,不少县、市已基本上消灭了麻风病。单是这两件大事,就足以使马海德在新中国医疗卫生史册上奠定不朽地位!因此,他获得了美国、印度、黎巴嫩等国颁发的医学奖和国家勋章。
周幼马说,“卫生部为照顾在华的外国医生,给每人都增加了一份高额工资。那时我们家生活很拮据,但是我父亲却跟组织说,‘我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专家!’他拒绝享受外国医生待遇。”
1978年,马海德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成为政协委员后,马海德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履职,如何在政协的平台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据不完全统计,马海德担任政协委员期间向全国政协提交了38条提案。有“关于建议提请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加强食品卫生管理的提案”、“关于建议恢复少数民族卫生专项补助费的提案”、“关于建议隆重举行全国性纪念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活动的提案”、“关于发展老年卫生工作的意见的提案”、“关于建立‘中国麻风病防止治疗中心’的意见的提案”……翻开马海德的提案,透过长长短短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一位政协委员浓浓的履职情怀。
马海德当选委员后,心头却惦记着和他有类似经历的一批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怀着理想投身革命,并成为中国公民。他们也需要得到照顾和认可。有一次,他借着向时任总书记胡耀邦汇报工作的机会提出:让这些人成为政协委员的建议。随后,六届政协新增了十多名外国血统的政协委员。
1988年,马海德因在工作中体力不支而去世。“父亲生前的愿望是希望我也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直到父亲去世,我都没能入党。记得在父亲的葬礼上,邓颖超拉着我的手说:幼马呀,你一定要成为像你父亲一样优秀的共产党员。”
带着父亲的遗愿,1991年,周幼马终于像他父亲一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是父亲坚持一生的信念。他作为一个外国血统的中国人,文革也没能动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父亲曾说,‘我的老友斯诺在临终之前曾表示,他羡慕我走过的道路。’是的,能够为这样伟大的人民、这样伟大的事业而献身,的确是值得羡慕的。”此时,窗外投射的一缕阳光照在周幼马的脸庞,他的眼角跳动着一丝“晶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