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数字看中国

——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之二

我曾经讲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三根柱子两层楼”，这是我一个浅显的比喻，指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这“三根柱子”和以汉字为载体的精英文化与主要以口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层楼”。那么，在当代中国，我们的传统文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在这里，我用一个简单的办法，用三个数字来解释今天中国所有的文化现象，只有理解了这三个数字，才能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问题。哪三个数字呢？一个五千，一个一百，一个三十。

一

五千是个概数，这五千年的文明史对我们每个人都在起作用，支撑我们的自信心，塑造我们之间的凝聚力。一百是什么数字？今年是2015年，恰恰一百年之前，1915年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问世，“五四”运动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是《新青年》。再往前推10年，1905年，清政府提倡新学，把科举制度废了。文化界这几年盛行民国热，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左右的这批文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不妨再往前推二三十年。许多人，尤其是国外的朋友，常常说“文革”把庙宇都废了，破坏宗教，这不错。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最早破坏宗教的是谁,是宣统，是皇上。宣统元年，清政府颁布了一个法令，叫《废庙兴学令》，要求把所有的庙都改成西式的学校。

这一百年简单的讲，就是中华民族从自信到自卑，又要自强的一百年，这是个重大的转折，这一百年是中国人讨伐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切学习西方的一百年，也是几乎所有政治人物和政党——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还是其他的党——所有的现代政党在对待传统文化的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把传统文化当成我们中国国弱、民贫，被列强欺侮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落后挨打？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好，所以当时提出要“打倒孔家店”。当时只有很少几个学者能够在反对传统文化的大潮当中说出他们弱弱的不满来，绝大部分，从共产党推崇的鲁迅，到国民党推崇的胡适，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就是中国文化非改不可。的确，中国传统文化到了满清到了民国，就像一艘在吃水线下面沾满了贝壳、破渔网、各种脏东西烂东西的船一样，开不动了。船上面的东西也太多，载不动了，需要清理打扫。正像鲁迅当年说的，中国社会不矫枉就不可过正，鲁迅先生曾举例说：在中国，你要申请开扇窗，上头一定问你要开窗干嘛？不准。但是你要申请把房顶掀了，领导就会说你掀房顶干嘛，你开个窗吧。所以，当时他们对所有的传统文化都采取打翻在地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是只打翻在地了，还要“再踏上一万只脚”，还要再加上一句：“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刚刚过了几十年，现在又提出传统文化是中国的软实力了。

这一百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伤害是巨大的，这里面顶峰造极的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网上有个视频，红卫兵把庙里面的佛像抬出来，然后摔在地上用锤子砸，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红卫兵这么疯狂。其实，最重要的是做这件事的这个人不但认为其行为是合理的，而且是正确的。这样一种疯狂的行为，往上溯，是从哪里起源，怎么开始的呢？必须承认，从深层的思想根源看，“文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有内在联系的。

当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该怎么分析怎么评判，一定要两分法，第一，新文化运动和文革当中的“打砸抢”、“破四”旧是不同的，“文革”初期的行为是完全疯狂的，反文化的。而新文化运动是想打倒旧文化建设新文化，是有破有立的，他批判旧传统、旧文化，比如对文言文，新文化运动提倡用语体文代替文言文，就是有破有立。中国千百年来，说话和写文章是两回事，写字写的是“之乎者也”，但说话没有这么说的。因为中国人的文字和语言是分开的，所以胡适他们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阿Q正传》在中国文学史上为什么重要，就在于它是中国第一篇用语体文写的小说，用白话写的。当然，胡适之、郭沫若、闻一多等人用白话写的诗在当时也是气象万千，各领风骚。

第二是简化汉字。我每次去台湾讲演，一定有人义愤填膺地说大陆简体字破坏了传统文化，我要不厌其烦地讲简体字怎么来的。我说，你到故宫去看看，王献之有没有写简体字？《鸭头丸贴》里的“与”字就是嘛；张旭有没有写简体字？《肚疼贴》里的“汤”字就是嘛。实际上，现在的简体字绝大部分是历代文人墨客写的俗字、行书、草书，慢慢演变过来的，台湾当局说共产党创造了简体字，破坏了传统文化，真是“抬举”了共产党，共产党有这么大本事造出那么多简体字？都是历代文人造的。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在1909年就提出使用俗字整理汉字的建议，之后，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大力提倡，国民政府在1935年就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但由于戴季陶等人的反对，没有实行。蒋介石到台湾后，在1952年还要推行简化字，但又被胡秋原等人反对掉了。他为什么要推行简化字，很简单，他反攻大陆要招兵，哪有官宦子弟去当兵的，都是农民子弟，都是穷苦子弟，当兵要掌握文化，不然怎么当兵，开炮不会开。而要短时间普及文字，文字必须要简单。蒋介石两次推行简体字，但都没有做成。毛泽东和他不一样，说做就做，通过了。后来不一样了，中国大陆有了“文革”，这让国民党认识到要举起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帜，就是在大陆“文革”的时候，国民党成立“中华文化复兴总会”，蒋介石亲任会长，大搞所谓的“文化复兴运动”，要把台湾建设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地。台湾这几十年，传统文化的确保存、普及的比我们好。但应该知道，一百年以前，绝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阻力，甚至是敌人，必须除之而后快。当年《新青年》请著名学者给青年人开书目，很多学者非常认真的开书目，给青年人介绍必读书，但鲁迅不开，他劝青年人中国的书一本不要读，为什么，很简单，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字：吃人。他是学富五车，他把传统文化搞烂了搞透了，但他让青年人不要学。

把这些传统文化打倒了，建设一个新文化有多难？比破坏要难得太多。有的一旦破坏就再无可能恢复了，重修的不是原来的，是假的，就像苏州新修的城门，像不像三分样，不可能修成原来的样子，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是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建设新文化方面作出的成就很大。我们现在写文章再没有“之乎者也”了，大家都怎么说就怎么写了，大家都写新诗。但是传统文化当中许许多多优秀的东西、伟大的东西，却面临了一个共同的命运，有的灭绝了，有的濒临灭绝、苟延残喘。今天应该说“天不灭曹”、天佑中华。从2001年昆曲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开始，在我们中华大地，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土地上，掀起了一个运动，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作为中国第一个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的传统艺术，得天独厚、枯木逢春。当年的《十五贯》，周总理说：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救活了吗？活是活了，还喘气呢，但鼻子上插着氧气瓶，那个活不是真活，是躺在病床上的活，真正的活是从2001年开始。这是大势所趋，今天这个环境应该是几百年来最好的环境。这个进步是文化的进步，是一个国家、政府，掌权的人认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一百年来中国人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有多么的珍贵啊！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在全国做了一个古琴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很惊人，堂堂中国，弹古琴的人只有不足百名。不能说是消亡了，也是气若游丝，仅一息尚存。但是今天，有多少人弹古琴学古琴呢？作为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的会长，虽然我始终想要这个数据材料，但是统计不出来，因为中国各大、中城市的琴馆如雨后春笋般，每天都可能有新的出现。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过热”，商业化，甚至有的人刚学了半年琴，也敢挂牌在那教古琴，挣钱。但这样的变化是翻天覆地。

二

最后一个数字是三十，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华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年的积累和创造，历经一百年来的打击、抛弃、破坏、砸烂，到今天，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文化复兴的物质条件。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如果连饭都没得吃，还唱昆曲？弹古琴？绝无可能。但是短短的三十年，我们经历了多少思想上的斗争呢？前二十年，改革开放之初，整个社会只有一个字，钱。一切向钱看。各级政府的官员所有的精力都在经济建设，中国绝大部分人，从下海经商到商界的兴盛，到股市建立、繁荣，到青年学子的留学热，出国潮，全社会的经商热、各地的建设热，从高速公路到立交桥，到高铁，到城市建设，很多城市完全没有原来的模样了，二十年改天换地。改天换地的结果是什么？在改天换地的自豪感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习近平总书记让我们记住乡愁。乡变了，山乡巨变，变到什么程度，变到不认识，变到中国所有的城市几乎都一模一样，到处是高楼大厦。苏州的粉墙黛瓦还保留了一部分，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苏州的粉墙黛瓦的文化符号太强烈，想完全改掉是改不掉的，想替代没有办法替代。绝大部分城市没有这么强烈的文化符号，于是中国所有城市几乎一模一样了。这二十年里出生的一代，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脱节了。他们一出生，刚断了奶，他们家对门就开了家肯德基，旁边开了一个麦当劳；他刚上幼儿园就是双语幼儿园，上了小学，上了中学，从父母到老师都要他好好学英文。包括现在我招研究生，不管硕士博士，外语不及格，专业再好也不能要。滑稽不滑稽？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外语凌驾在自己国语之上的，外语重要么？当然重要。但是我是教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语再好，但中国话说不通，我要他干嘛。学中医的过去早上起来背汤头歌，现在早上起来背英文单词，过去的中医是“望、闻、问、切”，现在的中医没有这些了。中医的伟大之处、先进地方在哪？中医是最人性的，中医把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当成与众不同的小宇宙，同样一味药，在你可能是三钱，同样的方子在他就是四钱，有区别，每个人年纪不同体质不同，病症不一样，辩证施治。谁说中医不科学、西医科学？西医一竿子打倒一大片，他倒是“众生平等”了。研究出了一种药，先让小白鼠吃，没死，换猴吃，猴也没死，就找一百人，一个月给你多少钱让你参加实验，一百人都吃完，没死，上架！全世界推行。怎么吃啊？有没有区别啊？不管黑人白人，不管体重多少，都是“成人一日三次，一次三片，小儿酌减”。现在，传统中医最精粹的东西没了，什么叫“中西医结合”，中医不会“望、闻、问、切”了，都依赖西医的机器了。

再说说中国的传统戏剧，除了昆曲外——昆曲是中国200多个还活着的剧种里面情况最好的，类似昆曲这种还不错的，超不出10个剧种——其他绝大部分都是艰苦度日，朝不保夕，食不果腹。一个剧种先不要说发展，就是自己能养活自己，能够生存，起码得有几个条件：首先，要有角儿，就是演员里的优秀代表。其次，要有代表性剧目，不但独具特色，还经过千锤百炼，百看不厌。最后，还要有必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积淀才能培养出的观众群，演员的衣食父母。现在，称得上是角儿的，去世的去世，年老的年老，青黄不接。青年演员水平不高，而且，戏校招生困难，这年头，谁来学戏？家家孩子都要上大学啊，要出国留学。学戏又苦，又看不到前途，从很小就得早上起来吊嗓子，弯腰，劈腿……谁来学？演员后继无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观众的大量流失，喜欢传统戏剧的人都老了，再过十年二十年，这批人基本上要去另一个世界听戏了。现在城镇化加速，大部分农村的青年到了城市打工，一个河南的青年人到北京去打工，他还可能听豫剧吗？他想听的话去哪听？没有。他看电视，听流行歌，听摇滚，全面接受城市的流行文化、娱乐文化，就是以电视为主要载体的这些文化，完全脱离了原来的乡土文化。这些人即使春节回到家，他和家乡的乡土文化也已经完全陌生、疏离了。

三

有关传统文化的三个重要数字里，“五千年”是创造和积累，“一百年”是批判，我们这“三十年”却一言难尽，既为文化的复兴创造了物质条件，但是也因为极力学习西方，努力和国际接轨，培养了一代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脱节的青年人，就是吃麦当劳长大的这批人。这批年轻人在精神上和西方的年轻人没有任何不同，只有肤色不同，他们中绝大部分人看问题的方法，思维的方式，包括价值观，审美观已经同质化了，“世界大同”了。全世界的年轻人在思想上、审美上、追求上、生活态度上、生活方式上都同质化了。他们欣赏的人，他们崇拜的偶像是一样的，对时尚的追求是一样的，就像好莱坞大片，全世界同时放映，就像一场世界杯，全世界的球迷在同一时间观看转播，不分昼夜。

当然，对这种现象，也不必过度的担忧和指责。三十年代一位著名的学者说过：“我们这代人，年轻时穿西装，说英文，拿着文明棍，过了五十岁，又重新穿上长衫，拿一本《离骚》”。其实，不仅是他们那代人，我们这代人也是如此，我年轻时在音乐学院作曲系读书，当时还是文革中，把西方音乐视为资产阶级的洪水猛兽，连听贝多芬都不可以，只能偷着听。那时候，我可以说是以极大的热情一头扎进西方音乐的学习中，觉得西方音乐简直就是人类音乐的全部。随着岁数越来越大，知识多了，眼界宽了之后，会有一种文化上的回归，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很多人都经历了同样的心路历程，从上世纪三十年代那代人到我们这代人，都有一个从崇洋媚外到文化回归的过程。我们有没有理由相信，吃麦当劳长大的一代也可能有这种文化回归呢？对此，我将信将疑，信心不足。让我相信的一个理由是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喜欢昆曲，喜欢古琴，喜欢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在网络上有自己的“群”，有自己的社团组织，一起学习传统文化。但我同时又有一种忧虑，因为文化回归需要一个基础，就是小时候所受到的母语教育。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邻居家的饭香”，小孩子都这样，其实邻居家做的菜不如妈妈做的，也觉得人家的好吃。所以年轻的时候对异域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产生向往是正常的，想看山那边是什么，这是普遍现象，但是年龄渐长，你爬过了那座山，到了山外边看到大世界，各种各样的饭都吃了，到了中年之后，就会留恋妈妈做的饭，觉得妈妈的菜太好吃了，是不可替代的。为什么？基因在起作用，我讲的是文化基因，小时候吃过的东西，这个口味，这个记忆，变成你生命记忆的一部分了。换句话说，你从小吃你妈妈做的饭，你将来才可能有文化的回归，你从小就吃麦当劳，往哪儿回归？无归处矣！我现在担心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从小远离中国传统文化。幼儿园都标榜什么“双语教育”，听说一个县城的幼儿园是“双语教育”，报名费很高，但火极了，幼儿园开园的时候专门请两个老外站在门口，招生爆满，大家打破脑袋要进这个幼儿园。后来才知道这两个外教是叙利亚人，他的母语是阿拉伯语。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将来能不能环境回归，我没有把握。

这三十年中的后十年，我认为应该是历史上对传统文化最好的时候，这十年和前二十年截然不同，这十年来，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可贵。假如说前二十年是“一心一意奔现代化”，事事处处以“西方先进文化”做楷模。那么，这后十年，则是重新重视传统文化、接续历史、文化自觉的黄金十年。习总书记就任之后，先是到了曲阜，在孔庙做了一个讲话，讲儒学对当代中国的作用。回到北京，又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讲中国传统文化，最让人惊讶的是习总书记访问欧洲，不但在德国讲传统文化，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台上还专门用五分钟时间讲了佛教文化。从“五四”运动到今天这一百年来，这是唯一一个国家的领袖在这个位置上如此鲜明、如此坚定、如此明确的讲传统文化是复兴中华民族中国梦的重要的内容。我想，有这样一个力度，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要还有一息尚存，就有救，就有希望。我有幸在我接近晚年的时候，从本世纪初开始，做了十来年的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具体工作。这十几年，也是我个体生命中最有价值的十几年，和全国的非遗传承人，全国的传统艺术家，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十几年，政府、学界、艺术界、包括民间各种力量在一起，用一种共力扭转了前二十年所形成的一切以西方标准为标准，把自己的文化当成土的，落后的，封建的，迷信的，要不得的这样一种看法。包括昆曲，越来越多的人从昆曲当中领略了中国古典艺术之美，在欣赏昆曲的同时，进入到我们祖先曾经有过的精彩世界，曾经鲜活生动的感情世界。

记得2005年我把苏州昆剧院请到北京，在北京民族宫举办第一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第二年，又跟着温家宝总理到日本去参加“国事演出”，当时我亲自担任主持人。第一次在民族宫演出昆曲之后，大家都看呆了，大幕刚拉上，我就从侧幕走出来，边走边说，连说三句：“太美了！”记得当时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只有在昆曲中，你才能重新领略到汉语当中一些久违了的名词，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婉约，什么叫高雅，什么叫精致……”

5000年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留下了今天能让我们骄傲的本钱；100年来对旧传统的反叛让我们得以暂时离开家园眺望山那边的风景，有了比较和开阔的视野，也留下了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新传统”；30年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既为复兴传统文化打下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也进一步在现代化、城镇化的进程中把传统文化更迅速地推向悬崖。没有这三个数字，没有办法理解中国；只有把这三个数字里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充分认识，认真总结，找到我们自信与自豪的支点，抛弃自卑与自残的思想与行为，在不断的反思中前进，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

（作者：田青，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学者）【来源：《中国政协》2015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