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烦”改革家张居正

改革的道路是艰难的，改革家需要“耐烦”的精神和无所畏惧的勇气。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改革时，曾提到了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三大改革家。张居正是距离今天最近的一个人，生于1524年，卒于1582年，享年58岁。历史上死在任上的宰相并不是很多，张居正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一生印证了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居正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的时候，才23岁，此时他年轻气盛，并不懂得隐忍。他看不惯严嵩掌权朝纲的混乱以及官场的腐败，进去交的第一个作业就是给皇帝写了一个奏章，论朝政。他列出包括国家混乱、皇上大权旁落等9宗罪。这份奏章收入了《张文正公全集》，不过在明朝的官方文件里并没有，这证明奏章并没有送给皇帝。原因在于，当时他没有资格单独给皇帝送奏章，必须是以翰林院的名义报送上去。当时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徐阶把文章压了下来，但徐阶也因此看中了张居正，这才有了在徐阶接任宰相后，张居正一年三升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而参赞入阁。

1566年，隆庆元年，42岁的张居正入阁之初，给隆庆皇帝上了一个“万言书”，叫《陈六事书》，这是张居正经过长期思考而精心写出的一份相当完备的改革文件，是他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他从吏治、邮传、国防、教育、行政等六个方面提出全面的改革方案。然而，隆庆皇帝是提心吊胆憋了20年才登基的一位皇帝，他完全失去了乾坤再造的豪迈和勇气，无心大胆的改革，只在张居正的改革方略上批了7个字，“知道了，俱见忠诚”。张居正知道改革的机会还要等待，但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已经有了更加睿智的政治智慧，在漫长的等待中，他没有失去锐气，而是变得更加沉稳。

1572年，隆庆皇帝去世，10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继任。作为太子的老师，随着太子登基，张居正迅速得到重用，成为首辅。功夫不负有心人，张居正苦等了25年，到他48岁时才真正开始领导万历新政改革。

一

在万历上任之前的武宗、世宗、隆庆三位皇帝把国事搞得很糟，国事无人管理，这69年是明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以隆庆皇帝为例，他的品质不是很坏，但不敢得罪人，无所作为。内阁成员高拱和殷士瞻两个人打架,他也不管。庸官、贪官并存，国库年年亏空。张居正上任时，国库就剩下60万两银子，但整个京城各大利益集团富得流油，吃一顿饭就要耗费很多银子。而且，皇帝的圣旨离开了京城就没人执行。大部分官员人浮于事，崇信江湖术士，大谈玄学，无论是官风还是民风都很混乱。张居正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社会风气糜烂至此，改革怎么开始？第一个是吏治。张居正把落脚点放在惩治腐败上。他认为腐败是标，惩治腐败不是最后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立志为民，改变官员队伍的素质、工作作风和效率，所以他以肃贪为切入点。不过，他也想到不能玩新花样，要从老祖宗留下的政治制度里面寻找突破，用老祖宗的制度来管当下的人。于是，张居正首先恢复了明初就设立的京察制度，这是明代例行的一个考察制度，但是过去这个制度只是走过场，张居正把走过场变成真考察。刚开始一说考察，大家还以为像过去一样走过场，等到张居正把细则拿出来，官员们才知道是认真的。制度规定由吏部和都察院两家联合考察，所有侍郎以上的官员由皇上直接考察，皇上则责成内阁考察，实际上也就是由张居正来考察。考察表设计得非常科学，不准说自己的成绩，只说隆庆六年来，你每年做了什么，结果怎样，一件一件都说出来，考察之后必须统一归口听皇上制裁。这就为撤免、罢免官员留下了一个方便之门。大家一看，张居正是动真格的，就开始害怕了，纠集力量来对抗，但张居正把这项改革仅限于北京，他考虑到上梁不正下梁歪，京官率先垂范，全国必有听信。京城总共2.6万名的官员，考察三个月后被张居正撤掉了3000多，他还要求所有被免职官员一个月之内一律回原籍，以免他们纠集在一起进行对抗，以此来分散改革的阻力。

第二个是提高工作效率。张居正发明了考成法管理公务员。各级政府办事拖拉、互相推诿一扫而空，官场风气面貌一新。

第三个是清驿邸、驿站。类似于现在的公车、宾馆、楼堂改革。明代每年财政很大一笔钱都用在交通开支上。官员离京去地方上任，地方官员来京述职都在驿站消费，全由政府开支。刚开始有人数、标准规定，但是后来纪律松弛，每一个驿站的费用要超出很多倍。张居正一上来就废除这方面的所有旧制度，设立新制度，并对驿站站长进行考核。这样一来，一年节约了一千多万两银子。

第四个就是国防。张居正在隆庆六年当次辅的时候分管过国防和吏部，对国防很熟。他上任时，东南有倭患，北方有鞑靼之乱。他首先把戚继光调到北京，和辽宁北镇呈掎角之势，再和山西大同连成一线，他把几位重要的军事将领全部迁到这三个地方，自此，北京无战事。其次，是省钱修长城，今天大家看到的北京八达岭的长城都是在张居正时代修筑的。

此外，他对兵不能战，军事领导吟诗作赋也很恼火。他的同科进士，安徽的汪道坤跟他私人关系很好，当时任湖北的巡抚，后来张居正把他调来兵部任职，让他去蓟镇巡视边防。每到一处，这位汪侍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当地文人，吟诗作赋，极尽风雅之能事。回到京城后，汪道坤呈给皇上的巡边奏疏，是一篇字斟句酌的美文。美则美矣，却对蓟镇边防的情况语焉不详。张居正看了很生气，在奏疏上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意思很明显，你即便是一株美丽的芝草兰花，却因为长错了地方而不得不除——路是用来行走车马的，而非园圃。于是，汪道昆被皇上下令致仕，回到歙县老家，当了一名真正吟风弄月的诗人。这体现了张居正铁血宰相的性格。

张居正还有一个特点，对官员是升待遇、升职不挪窝，继续发挥他们的特长，特别是在军事指挥上，戚继光、李成梁都是这样。虽然皇帝在北京给李成梁封侯并赐了豪宅，但李成梁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辽宁北镇。

第五步就是省议论、疏清流。这一做法颇有争议。清流议论时事，批评头头是道，但干事可能一事无成，所以张居正在官场禁绝清流作风，少议论，多实干。这也使清流与利益集团日后合起来清算张居正。

第六步改革是最难做的，但不做就等于没改革，那就是控制利益集团，张居正把它放在最后。首先就要抑制豪强。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意思就是你要当好国家领导人不困难，你就是把各个豪门全部照顾好。张居正认为当时的巨室太多、太大，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对朝廷造成极大的威胁。他知道最大的利益集团是皇室，是皇亲国戚，如果不把这个弄掉，其他利益集团根本无法治理。因此，他首先拿皇室开刀。过去皇室里的成员，都有不交税的田，叫子粒田。张居正首先找到李太后，说服她让乾清宫的子粒田交税，由此带动其他皇亲国戚家的田都要交税。李太后为了儿子的政权就同意了，但是皇亲国戚强烈反弹，他们怂恿皇帝的姥爷，也即李太后的父亲，抗拒不接受征税。张居正经过斗智斗勇，最后改革被强行推行。第二个就是宦官集团。当时有内相、外相之说。外相就是宰相，内相就是大太监冯保。他有内监24局，衙门也很大，一年的费用很多，每年在景德镇置办瓷器，像御制的碗等就得花一百万两银子。为推进改革，张居正和冯保在人事上进行交换。张居正改革团队的一些核心成员都很生气。张居正说为了长治久安，宫辅之间不得不做交易，但最终我会讲原则。言外之意，我重用一个贪官，换来的代价是杀一千个贪官，而且最终会找到更好的证据处理掉这个贪官。

张居正大约用了六年时间，一面拨乱反正，一面推行改革。两手都抓，两手都硬。六年后，官场风气、国家财政都有了根本好转，仅皇室一年子粒田的征税总额就相当于国防的总开支。这时他才推行了改革最难的一关，就是清丈土地。当时最大的资源是土地，但一些势豪大户兼并厉害，天下土地80%都在势豪大户的手上。这些大户通过作假逃税，国家财税大量流失。张居正想要把家底摸清楚，但推行起来非常艰难。他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清点出来两千多万公顷土地。在此基础上，重新制造天下黄册，天下每一家土地的使用权，黄册上都有，按照真实的土地来交税。此后，张居正开始推行一条鞭法，这是他改革的主线，可惜后来他死在了任上，改革也没有完成。

仔细研究张居正的改革，他的贡献在于，首先是重新树立了中央的权威。客观看，万历新政延缓了明王朝几十年的寿命。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明朝还能运转，凭的就是张居正改革打下的基础。其次是国家走向了货币化管理的现代制度。大量的社会专业组织发育，经济组织成熟发展，商会、行会都先后诞生。第三是文官体制得到加强。明代最后完善了文官体制，张居正改革后出现了终身公务员体制，在他之前内阁是办事的，在他手上成了中央的决策机构，皇权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二

改革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张居正死后的数百年，围绕他展开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主导的改革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启示。改革就是理顺社会治理结构，解决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以及下一步分配的合理性。明代从朱元璋开始到崇祯结束一共十四个皇帝，明朝没有中兴明君，但是有中兴明臣，这和别的朝代不一样，有的朝代有那么几个中兴明君，但是明代没有，只有张居正这个中兴明臣。张居正改革得罪了很多人，包括万历皇帝朱翊钧，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朱翊钧即开始了对他的清算。梁启超评价张居正说过一句话，“明只一帝，朱洪武是也。明只一相，张江陵是也”。若要选两个人来代表明朝，那就是朱元璋和张居正。

此外，最具争议的是张居正对清流的态度。明代清流是一支非常厉害的力量，不管有多大的强权，明代道统的代表人物历来不屈服。明代的清流领袖邹元标，强烈反对张居正，说他是衣冠禽兽，最后被打断腿发配到贵州。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把邹元标调回来，几年之内就升到了督御史，本来万历皇帝是想借邹元标来清算张居正的影响。但邹元标一来，面对朝廷的现状，他深深感受到张居正当年的想法是对的，他针对朝廷存在的一些问题给皇帝写了很强烈的意见书，而这些意见都是张居正在位时所推行的，于是，邹元标又被贬值回去了。他晚年做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锲而不舍地为张居正平反。他是唯独一个被张居正打成残废，还为他说话的人。崇祯时期，邹元标看到明王朝大厦将倾，不禁长叹，“世上已无张居正”。

由此看来，改革首先就是要有张居正这样的勇士。张居正在上任首辅的第二天，就给他的同学，当时的大同指挥使吴兑军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富国强兵。今天我在这个位子上要实现的就是我这个梦想。在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中，哪怕万箭攒体，机阱满前，不足畏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改革者首先必须怀抱理想。

改革还需要张居正的政治智慧，改革家要有好性子，好底气。革命是暴风雨似的，所有的开国之君干的都是革命，所有的中兴明君做的就是改革。革命是要打破坛坛罐罐，从头再来。改革是要理顺所有不顺的东西，让社会治理得到完善。因此，改革要特别“耐烦”，不怕麻烦，把一件一件很麻烦的事理顺，这要有耐心，也要有智慧。张居正晚年回忆自己，唯有两字能担当，就是“耐烦”。

改革还需要明确其终极目标。张居正的政治导师徐阶在当首辅之后，写了个座右铭挂在自己的办公室，“还威福于皇上，还利益于万民”。徐阶这样说，但他并没有做到。张居正想要理顺改革的目标，首先要做到两点。第一要弄清楚什么是皇上应该享有的威福。威福不是权力的滥用，而是尊严。第二要弄清楚什么是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利益。徐阶提出了很好的命题，张居正的改革就一直在做这道命题。要真正还威福于皇上，还利益于万民，只有一个办法——改革。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原因只有一个，他得罪了皇上这个最大的利益集团。张居正保全了皇帝的威福，他同时也认为这个威福应该是有限度的，但皇上认为他的威福应该是无边无际的，所以张居正的改革注定是一幕悲剧，而在专制时代这个悲剧则不断地反复上演着。

自我涉世日深之后，我知道“耐烦”的含量，我知道政治智慧和勇气是多么难以兼于一身。有智慧的人不见得有勇气，有勇气的人往往智慧不足。两者兼备的人，老天爷不一定给他寿命。各种各样的原因，历史不会让那么多的优势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们这个民族的路很长，但总会有民族的精英们一程一程在为这个民族的前途、生死存亡而不停地奋斗着。

（作者：熊召政，湖北省第九届、十届政协委员，湖北省文联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长）【来源：《中国政协》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