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与治国随想

【摘要】五四运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最后促成了新中国的诞生。文化治国，就是要善于组织或应对主题鲜明的大型文化行动，以取得国家的全面大发展。小修小补的文化项目无法担当文化治国的重任。

“爱国”与“本国主义”

“爱国”是国民性的基本特征。爱国者并不分其国之大小，正如子不嫌母丑一样，各民族爱各民族，各国爱各国。

中国因为地大人多，英雄豪杰辈出，曾为天下共主，国民或多或少在自豪中兼带自大。但是国外的人却不是这么看。人家只是把中国称为“China”，即瓷器的意思，那是生产器皿物件的地方，是可以有商业往来的地方；而中国人对本国的理解却是“Central Nation”，即中央之国、唯我独尊的意思，即便不公开说出口，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中国人的这种优越感，保持到了鸦片战争之前；在鸦片战争之后，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下来。

中国人其实不太在乎外国人是否也爱他们的国家，以及如何爱他们的国家，中国人可能更不知道外国人比中国人更爱国，尤其不知道“利益”二字对洋人的重要性。中国人对于他人的爱国比较健忘，新文化运动19年前（1900年）八国联军还来过，彼时洋人的对华利益主张依然还在，但好像冲突已经过去，新生活刚刚开始。中国原本只想着德国人盯着青岛，没有想到日本人黄雀在后。但是换个角度想，日本人为什么要借钱给中国呢？日本人早已告诉你其本国利益高于一切。

“爱国”是国民性的基本特征。一个国家总是希图得到他国更多的资源，苍茫大地，国国如此。前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外交史、中国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团体交往的教训都说明了这一点：人家的国家最终还是人家的，外人投入了多少也是白投。一句话，民族的投票最后还是会投向自己固有的情感，各民族爱各民族，各国爱各国，这是人性及国民性的规律。一个民族最后的裁决者还是他们自己，哪怕是选择了消亡的道路外人也管不了。

“本国主义”的另一层含义是：在民族情感的本能驱动下，更容易认为本民族比外民族优越，而不管其真实竞争力如何。爱国者并不分其国之大小，正如子不嫌母丑一样。可能越小、越濒临危亡的国家，其国民越爱国。每个国家的治理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其子民可能仍爱着他那个令其牢骚满腹的国家。如何评估他国国民爱国的强度与深度？或许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法则：只要把他国国民想象得比你更爱国就可避免大错。这就是“本国主义”理论下的另一个理论：“他人更爱国论”——虽然实际情况不一定如此。

“进步”的“相对观”

进步相对观是伴随着风险的，人们在享受绝对进步成果的同时，却可能因为进步的相对缓慢而忘却业已取得的绝对进步，甚至扬弃已经到手的绝对进步。

1919年的中国是中华民国了，已经有了选举制度，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但是，国民评判“进步”，会做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历史常常在特定的瞬间逼迫人们去比较过去，比较国外，并要政府作出改进。就是说，国民看待进步，那是相对的，即进步的“相对观”。五四所处的二十世纪初的东方是不平静的。日本明治维新仅仅用了20年时间，就从一个封建统治600余年的落后国家，转型为西式三权分立的亚洲新势力，并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在俄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攻占了冬宫，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朝鲜呢，激进人士已于1919年3月1日发起独立运动，驱日浪潮有200万人参与，进行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武装起义，日本人对朝鲜不得不转向文治。周边国家频频发生的大举动使中国的有志之士大为触动。人家成功的果实就摆在那里，而我们还在派系斗争，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进步从横向比较上看相对慢了，国人是不满意的。

从纵向比较上看，与自身历史的前后比，中国也是相对地慢。人们翻箱倒柜、刨根问底之后发现绊脚石竟是自己的文化，为此誓死必须改变它。从五四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近乎疯狂“仇视”的态度，可以看出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恨封建礼教，否则不会祭出“打倒”这个、“彻底”那个的大旗，传承了数千年的古文也不会被抛弃而代之以白话文。人们已经不再愿意束缚在封建礼教下。几千年了，应该变一变了，包括家庭与婚姻，男性要求解放，女性要去除束缚。在历史的纵向上，文化发展的相对停滞就可能出问题。

进步的相对观是伴随着风险的，是需要加以引导的。人们在享受绝对进步成果的同时，却可能因为进步的相对缓慢而忘却业已取得的绝对进步，甚至扬弃已经到手的绝对进步。因为相对进步的思想性更强，影响力更大。在相对进步上做足文章， 就需要持续的发展。发展或许是规避风险的第一良方。

“民主”与“民主制度的均衡”

中国已经具有丰富的民主资源这一精神基础，只要假以时日，中国有可能通过民主制度的均衡，整合出世界上最完善的民主制度。

五四时期的中国已近西化，以普选和三权分立及新闻自由为手段，以尊重个体、人权平等和廉政为目标的西式民主在形式上已经引入，但是历经内战、抗日和冷战等各类考验，挣扎之后最终还是让位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并不是任何一种体制都能立足，中国实际上是对政治体制很挑剔的国家。中国对西式民主一直在研讨，到底能不能和应不应该结出西式民主的果子，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从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一直就在进行政治选择与体制较量，不同的治国模式就像拳手在轮番搏击一样，而百姓认可的是“拳王”。

五四强调的民主概念历经实践，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是各有各的做法。虽然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但是现实是客观的。中国这个国家历经数千年磨难而不倒，关键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到了“适者生存”。中国大陆和台湾还有香港、澳门，各有各的民主体制：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式的民主，台湾有台湾的民主，香港和澳门有港澳式的民主；此外，身居欧美的华人还体验了“民主”原产地的民主，实际上形成了民主实践、地域和体验差异化存在的四大板块，今天的中国人在体验四种不同的民主，生活在“四民主配置”的多元民主共享时代。

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公民可以到世界各地去体验、考察和比较不同的民主，台湾同胞通过经商访友和旅游等可以到大陆来体验大陆式的民主，港澳地区有其国际化都市特有的民主表达方式，海外华人可以把西式的民主经验传回中国，这些差异化的民主元素汇聚在中国，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一种均衡。就是说，中国已经具有丰富的民主资源这一精神基础，只要假以时日，有中国人天生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做支撑，中国有可能通过民主制度的均衡，整合出世界上最完善的民主制度。所谓最完善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的民主，即吸收了多种民主体制的优点并予以持续提升的一种政治体制。这是一个过程，其时间跨度不得而知，或许受自然演进法则的支配，需要保持耐心。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由于中国不同的地域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的经验、教育和意识都不一样，当前的任务还是把各自的民主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并不断吸收对方的精华，优中选优，共同前进，最终是有望达到高目标的。

“科学”与“科学精神”

如果十亿中国人都热衷于科学思维，这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民族！域外各族谁能敌之？

五四强化了科技图强的出路，科技在洋务运动中还是羞羞答答的，现在被提升到国策的高度。科学不再等同于雕虫小技，这是五四对中国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变。在一个科学精神氛围浓郁的国家，人们更有可能全面思考、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如果十亿中国人都热衷于科学思维，这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民族！域外各族谁能敌之？但是，五四之后连年的战争与政治运动，国人人人自危，大学也不安宁，谁有心思去静下心来作科学思考？及至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浪潮和近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多数人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科技才得以普及。但是，富裕的生活并不一定与发达的科学精神相伴随，石油国家的挫折就是例证。当统计数字告诉你今天的中国大陆有近亿股民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再次对国人的科学精神进行测评。这实际上是问：100年了，国人的科学精神有无提高？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科学的本质。所谓科学，其核心要素是类似的条件下取得的结果可以重复。理化意义上的科学更严谨：实验的条件是严格控制的，否则结果难以保证。反之，不可控的条件下去轻率推论就是不科学。如果众多的国民普遍喜好在充满风险的股市试试运气，这个国家的风气就很难说是严谨与科学的；倘若上亿股民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抱着赚大钱与暴富的目的去的，就是说投资者只期望涨而不期望跌。如果认为凡事只有进没有退，这怎么能说是科学精神呢？实际上，投机者多抛开理性，置理性不顾者其行为无法科学，我们虽不能说股民越多国民科学精神与理性越差，但是我们可以说股民规模化、群体化、单向思维化的思想状态是有悖于科学精神的。如果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更理性的人，相反，是急性病心理更多，则未来发展的持续性与长期性值得质疑。

科学精神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今天，人们在讲述励志故事时，兴奋点多集中于低起点与高成就之间的反差。须知，成功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是统计学的常识。从人生目标定位上讲，并不是人人都应该去争当第一，每个人其实只可能根据自身的资源到达相应的发展极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第一无疑是违反统计学规律的。小概率事件就是小概率事件，真正的顶级成功者就那么几个，个别人的成功他人无法复制，因为条件千差万别。须知，即便在制造富人的房地产、电子商务、制造业和软件领域，无名的失败者是多数，出名的成功者只是极少数。如果要科学地讲述成功的故事，MBA的案例教学是一种方法，即要把每一个转折点的前因后果讲透彻；如果要科学地树立人生观，还是要记牢成为普通人的概率最大，还是安心于平凡的人生最现实，还是把手头的事情做准确更能赢来幸福感。少投机，多钻研或许是更有益于健康的人生观。

“文化变革”与“文化治国”

小修小补的文化项目无法担当文化治国的重任。文化治国是一个利器，使用时必须谨慎小心。

自1840年至今，中国有过三次大的文化变革：第一次发生在1861至1895年的洋务运动期间；第二次发生在1915至1926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第三次发生在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传播的马克思主义间接推进了政权的更替，其他两次文化变革虽然没有改变政局，但对当时的政治、文化、科技、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化对政治的显著作用，以及运用文化进行治国，已成为中国的特色。

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指明了科技强国的道路。洋务运动的文化变革，直接的原因是清朝战败，失利之后要图强。这是当权者领导的变革，奕訢、文祥、沈桂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积极倡导，以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其目的不是革朝廷的命，而是补充知识与技能，提高工业水平，增强军事对抗能力。洋务派在全国修建了30余所近代新式学校，用来培养科学、军事、翻译人才，包括北京的同文馆和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在1896年前翻译出版了352种西方书籍。通过派留学生出国，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科技与法律知识，部分弥补了传统文化偏重四书五经农而轻科军工贸的不足。

五四新文化运动，由当权者卖国而触发，由民间抗争而起。它的支点缘起青岛的路权，但迅即升级为社会变革和文化革新运动。事件虽然来的突然，但是思想早有准备，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受过西方教育，理论上早已埋下伏笔，其目的已不再是造洋枪洋炮，而是要从根上颠覆固有的中国中心主义，否认自身的文化价值，认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走向欧洲中心主义。五四运动的主题已经由洋务运动的自然科学转变为社会科学，其措施是“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极力主张思想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这场运动来的比洋务运动剧烈，对社会的冲击性更大。五四运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最后促成了新中国的诞生。

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方面的重点之一是破四旧，批崇洋媚外，铲除封资修，运动本身远超出文化的范畴。这场运动是自上而下发起的，文斗加上武斗，工农商学兵全参与，几乎打乱了所有的秩序，大多数行业都出现了倒退。这一次文化变革没有做西方的小学生，它是正宗中国制造的，其内容和形式都是独创的，甚至试图输出到海外，不过最后的评价是负面的，以至于被称为“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几乎砍断了自洋务运动以来向外国学习和积极对外交流的发展脉络，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外交也非常孤立。但是通过真理问题的讨论和拨乱反正，中国经过30多年的努力，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达到了自洋务运动以来从没有企及的高度。坏事在前，好事在后，大退步之后是大进步，两者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1840年至今的三次文化变革，从发展过程来看都是“伤害后的增长”，似乎有一条潜在的法则：只要在文化上大搞一次，中国就会大发展一次。文化治国，就是要善于组织或应对主题鲜明的大型文化行动，以取得国家的全面大发展。小修小补的文化项目无法担当文化治国的重任。不过历史也同时告诉我们，中国的文化变革，总是在付出人的尊严与生命的代价，总是伴随着对人的伤害和对人权的践踏。如果国家的进步以人的牺牲为代价，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取的。文化治国是一个利器，使用时必须谨慎小心。建立起比“伤害后的增长”更为主动和健康的文化治国模式，是努力的方向。

爱国、进步、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中国的路途依然漫长而修远。

【参考文献】

      ①胡适：《胡适留学日记》，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