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中增强我国发展新动能

“十三五”期间乃至今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将进入全面开放、深度开放、高水平开放和对内、对外同步双向开放的新阶段。中国应主动引导和主动为之，在开放中增强发展新动能、增添改革新动力、增创竞争新优势，推动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全面创新发展、全面引领发展、全面增强动能、全面提升质量的新时期。

一、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动我国从区域性大国迈向全球性大国

开放发展是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的关键理念。开放带来进步和发展，封闭导致落后和僵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中国将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开放发展，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中国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框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肩负更多的国际责任和期待。中国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和能力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在进行时。

对外开放是抓住全球化机遇加快发展的必由路径。中国30多年高速发展，靠的就是改革开放。中国作为追赶者需要开放，成为世界潮流的引领者更需要开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放发展理念为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质量提供了行动指南，必将进一步拓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发展道路，拓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发展空间。2016年9月，中国举办了G20杭州峰会，弘扬了新发展理念，提升了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标志着中国大步迈向世界舞台中心。

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功实践，也是今后推动我国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通过双向开放统筹和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塑造我国对外竞争新优势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通过双向开放形成更高层次的资源配置、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是开放型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重要特征，也是更好统筹和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的有效途径。上世纪80年代我国抓住世界产业革命和产业转移的机遇，通过“引进来”承接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使中国成为全球要素重组和产业集聚的平台和载体，也使我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制造业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和变革期，各国既存在携手应对发展中的共性问题和全球化进程中共同挑战的需求，又存在抢占新一轮创新发展、开放发展的制高点的激烈竞争。因此，以重塑全球价值链、重建新经济新业态、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为核心内容的世界经济变革对我国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不能满足于“坐等成交”“守株待兔”“引进来”的开放方式，需要主动迈向国际市场学会优化和配置资源，在更宽广的领域获取更高层次开放带来的“新红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历史的机遇往往稍纵即逝，我们正面对着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历史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紧紧抓住。”

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走出去”的规模渐渐接近“引进来”的规模。“十二五”期间我国累计实现境外投资5000多亿美元，2015年实现1456.7亿美元，基本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相当。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占全球比重达到13.8%，进口增幅连续多年超过出口增幅。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因此，必须以新视野、新思路、新举措提升我国的国家竞争力、综合国力和生产力，既充分发挥我国资源、市场、制度等优势，又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实现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三、主动适应、积极对接、努力引领全球更高标准的贸易与投资规则，为发展和改革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围绕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构和修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试图主导和引领新一轮规则，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为标志，争夺更高标准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制定的制高点，发展中国家也积极谋求更大的话语权。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重构的过程，将是不同利益诉求艰苦博弈、不同文明理念碰撞交流的过程。国际规则之争是发展权之争，也是制度力和领导力之争。在过去对外开放进程中，我们一直处于对国际标准、国际规则的学习、承认、参与与应对的状态。随着经济体量增大、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不可能做“躲在蚂蚁身后的大象”，必须主动抢占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重构的制高点，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更具前瞻性的国际标准和规则体系。

为了主动适应、积极对接、努力引领全球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与投资规则，我国连续推出上海、广东、福建和天津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今年又推出第三批7个自贸试验区试点，在把握国际通行规则的基础上，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探索具有引领性的新经济新业态，提升在我国具有先发优势的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权。我国与美国进行了25轮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与欧盟开启了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抓紧建立符合国际投资保护协定的制度化安排。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在促进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等方面努力先试出首批管用、有效的成果。可以预见，我国将建立贸易便利化体制机制，全面实施单一窗口和通关一体化；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完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清理取消束缚对外投资的各种不合理限制；加快构建开放安全的金融体系，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风险防控体系。

四、“一带一路”建设既推动形成我国沿边、沿海、沿路互动开放的新布局，也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提供新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既是具有重大创新性的发展思路突破和发展理念突破，也是对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布局重心的重构。通过这一双向开放的载体，我国将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寻找和扩大各方合作的利益契合点，积极与相关国家的发展战略、重大规划和重大工程对接，凝聚合作共识、共商共建共享、共襄发展盛举，构建各方融合发展的大格局。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共同行动。目前中国已经与匈牙利、土耳其、波兰等3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与俄罗斯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与蒙俄签署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关于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的框架协议》，与塔吉克斯坦签署了《关于编制中塔合作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与捷克签署《关于共同编制中捷合作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蒙古“草原之路”、印尼“海洋强国”、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巴基斯坦“愿景2025”、德国“工业4.0”等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有力促进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认同程度、响应程度和参与程度不断加深。随着合作意愿持续升温，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推动形成对外开放战略新布局。

“一带一路”打造内外互动、海陆统筹的区域开放新布局。“一带”和“一路”形成了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两翼”，成为中国阔步走向世界的两个翅膀。在区域开放布局上，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逐步将中国沿海、沿边开放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融入这一大战略之中。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将建设并形成一批“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和前沿阵地，比如，建立若干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产业园区，形成带动周边发展的先进制造业聚集区。通过“一带一路”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对外投资布局，是形成对外开放新布局的重要内容。

五、构建面向全球、立足周边、链接“一带一路”的自贸区网络体系，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比较优势

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党中央为推进新形势下改革开放提出的一项重大举措。自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诞生以来，中国已经签署14个自贸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这些自贸协定除我国与周边的自贸协定外，主要是渐进式、点状分布的布局。作为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我国需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着力构建面向全球、立足周边、链接“一带一路”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推进实施自贸区战略，将从多条路径构建我国独具特色和不可复制的比较优势。一是加快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自由贸易区。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中，我们率先同与我国贸易关联度高、联系紧密的国家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这既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丰富，也是对贸易畅通和资本融通的深化。二是从尽快谈判达成双边投资协定入手，使美、欧和其他与我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经济体，能够在公开透明公正的环境中相互开放投资和市场，为相关企业在对方国家投资创造更好的环境。三是积极推动以中国为主导的其他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如把与周边国家设立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产业园区等升级为自贸区，推动两个国家对等开放。四是推动亚太地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自由贸易安排相互促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在实现更高标准全球化的进程中扛起反对保护主义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