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01年以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界对国际问题做出过大量预测与判断，其主流判断和预测，战略性判断以及战术性预测，大多与今天事实相去甚远，几乎是集体性走偏。如果盖棺式总结，这是一帮废物点心。现在，又轮到韩国和朝鲜过来打这帮“专家”的脸。（科罗料夫语）
真的，特别痛心。其实哪儿仅仅是伊战、阿战，那些千山万水之外的事！
所谓学界的人们也就是怎样到付国内的老百姓拿了一曲又一曲的基本国策，而对于国际舞台上总是“穷途末路”“无计可施”“撒手溜之大吉”。
花钱保安宁。人们不要忘记，那是中国式纳税人的血汗钱。是中国式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人性资源的最大付出。
就是在自己国家周边的那些“同志加兄弟”的邻国，现如今的关系也被一一远离，甚至于倾斜到了他处。
难道都是人家的不是，来掩盖自己的失误？国人一清二楚，只是话语权的丧失殆尽，而被霸占在那些“脑残粉”们的“足智多谋”上去“指手画脚”着国家的命脉。
集体性失明，源自于集体性失语而至。集体性失语，源自于集体性“单个脑”的倾向性“只能这样论述，而不能逆向思维一下”的整体性语境……悲哀。更何况“国事国民智”则被“放置高阁”而置之不理。 （georgelaw博客文）
郑永年：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最新两本著作《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对中国学界的现状及发展也做了深入的探讨。郑永年认为，中国当然需要大量的智库，而且现在好像有几千家的机构自称为智库。但我是比较悲观的，我们搞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这个智库，还是因为我们想做个新型智库，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情。
主要是因为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更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比较独立客观。我以前写过文章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见得一定跟政府有关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但换个角度看，中国的智库还是有发展的空间。中国有两拨人太多了，拍马屁的人太多了，骂政府的人太多了。这两拨人都没有建设性的东西，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因此有用的智库是非常少的。
要搞好智库，独立观察与客观是最重要的。具体来讲，比如机制的设计、政治环境、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和文化问题等。美国的智库跟欧洲不一样，欧洲各个国家之间也不一样，日本、新加坡又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客观性都是普适性的标准。怎样做到客观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国目前也正积极探索。
中国目前的智库虽多，但很多都是有库无智。2013年在北京开了个全国智库大会，大家就谈怎么对政府产生影响力。我认为智库不能老想着怎么产生影响力，只要我们能做出实实在在的研究，自然就会有影响。根据我的经验，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接近现实，即使政府不认同，最后还是会有影响。因此影响力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个智库应当追求的东西。
智库就是要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们首先要问价值有没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就是没有理性的东西，是乌托邦。智库的任务则是研究通过什么样的工具来实现这个价值，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智库可以告诉执政者实际情况如何，有几条路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至于选择哪条路径，则由政治人物来决定，我们也无法干涉。
具体到政策上，政府首先要鼓励民间智库，让其探索不同的道路，曲折一点也没问题。其次，要给它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大家进行理性的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性争论的空间就没有理性的共识。
不过我的担忧还是在知识界自身，我觉得中国知识界不成气候。政府并不会限制你怎么想，只要你能客观地反映问题。而中国的知识界比较缺少独立、客观研究问题的传统。
郑永年在2015年12月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谈到：“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 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 of 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 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
集体性失明：中国国际关系和情报界的职业病
本文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牛新春的作品，发表于《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牛新春的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中东政治、美台关系、台湾问题等。
作者认为，十年前中国国际问题专家对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预测与判断，不论是战略判断还是战术预测，大多与事实相去甚远。当时那些预测背后的理论、事实、逻辑、方法，不仅反映出学界对两场战争的研究轨迹和缺陷，还可以折射出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序混杂，构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奇形怪状的基石，浮躁的学风和研究激励机制则进一步加剧了乱象。此文堪称近年来少有的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反思之作。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国家利益需求的复杂多样化，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研究正得到政治、经济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此文足可以作为重要参考。
我们国家，一切懈怠惰政和理论混乱、只知媚上，拒绝改革，坐井观天的领域，打脸都会迅即到来，最后不可收拾。这不，韩国和朝鲜又过来打这帮国际问题专家的脸了。
问：中国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做出过哪些努力？
中方一直坚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是有共识，而且是有目共睹的，中方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比如从2003年开始，中方就一直成为六方会谈的召集方和主办国，而且免费的提供场所，免费提供咖啡、饮料、点心像这些一些，我们做了大量的努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2013年2月13日
2001年10日7日美国出兵阿富汗、2003年3月20日美军攻打伊拉克，这是21世纪初国际政治中的大事。当年，围绕战争目标、战争进程和战后重建等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界曾做出过大量预测与判断。2011年12月18日，美军战斗部队全部撤出伊拉克。目前，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还在谈判过程中，尽管2014年底能否全部撤出仍是未知数，但可以确定撤军只是时间问题。至此，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长期军事行动基本落下帷幕，可以做盖棺式的总结。当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判断和预测，不论是战略性判断还是战术性预测，绝大部分同今天的事实相去甚远，几乎是集体性走偏。
反思是进步的阶梯，如能通过寻找当年判断的理论、事实、逻辑疑点，勾勒出学术研究的轨迹，就能看到我们今天是否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一、判断
本文选择2001—2004年国内学者涉及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文章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国际关系》、《西亚非洲》代表学术刊物，《世界知识》代表通俗刊物。四年中，三家刊物共发表4219篇文章，其中直接、间接涉及两场战争的文章为400篇左右，这些文章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在这些文章中，大部分是解释、说明、评论类的。关于预测的只言片语往往淹没在文章的海洋中，整篇文章从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到逻辑推理都以预测为目标的可谓凤毛麟角，甚至是绝无仅有。
2001年10月7日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前，大家普遍看衰美国，认为美国既不能打垮阿富汗政权，更不能收到反恐效果：“美国怎么能打赢呢?敌人在哪儿它都不知道”；美国军事打击的手段不多，且要顾及后果，以空袭结合小股特种部队人境缉凶的可能性较大；美国通过军事行动来改变阿富汗政权结构，并非易事，军事反恐不会取得多少实际效果；甚至，美国一旦将塔利班作为敌人，反而会使其浴火重生，其政权得以巩固；“我有个预感，就是再过二三十年回过头来看，也许这是美国由盛至衰的一个转折点”。只有一人认为，美国凭借如今的超强国力，又有各国合作，“极有可能取得对塔利班战争的胜利”。事实上，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势如破竹，迅速推翻塔利班政权，2002年3月布什总统宣布反恐第一阶段结束。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学术界的判断迅速逆转，怀疑美国军事能力的声音烟消云散，质疑美国能否搞定阿富汗的声音也迅速消失，转而夸大美国的军事、战略成就。比如，有学者认为：美国已确定无疑地在阿富汗立定了脚跟，轻而易举地进入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格鲁吉亚，这是亚历山大大帝以来西方军队第一次驻扎中亚，最典型地说明了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是何等巨大；美国霸权性优势出现新的跃进式扩展，其欧亚地缘战略大大推进了一步，中国西部受到威胁；21世纪初，美国的实力地位似乎已经登峰造极。还有学者认为，阿富汗战争证明国际政治的性质变了、大国关系性质变了。战争中，世界主要大国、阿富汗周边国家积极配合美国，大国关系的融洽程度似乎前所未有。2003年1月，《现代国际关系》召集10位专家讨论阿富战争后的国际局势，会议主持人总结：“恐怖与反恐怖是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世界主要矛盾，这已是大家的共识。”因此，国际政治的主题变了，主要矛盾变了，大国竞争、霸权与反霸权不再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形成一种以美国为主导、兼顾各方利益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21世纪与20世纪的一个根本区别；美国认识到，唯有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国合作才是方向，这是美国的一次大觉醒。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以及与伊拉克周边国家产生激烈冲突，大国关系一团和气的局面不见了。面对这样的事实，学界判断再次大转折。不少人认为，国际政治的性质又变了，大国关系的性质也变了，美国反恐战争具有强烈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色彩，国际政治中心仍是单极与多极、战争与和平、霸权与反霸权的矛盾与斗争；世界更乱了，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将在很大程序上瘫痪或瓦解；大国关系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剧烈的动荡，大国良性互动趋势面临逆转；西方出现“二战后最严重的分裂”，美欧渐行渐远具有长期、战略性与结构性，因为共同威胁不存在了，共同的价值观受到质疑，联盟的基础坍塌，同盟将名存实亡。
同战前激烈的大国博弈相反，美国攻打伊拉克异常顺利，21天推翻萨达姆政权。对此，学界预测伊拉克战争将极大地改善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地位，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得以分别钳制伊朗和叙利亚，新生的伊拉克极可能成为伊朗的强大对手；“可以肯定地说，一个美国主导下的中东正迅速转变为美国霸权下的中东”；美国在中东已占有绝对优势地位，伊拉克是美国插在阿拉伯世界的一根“支柱”，是美国根除中东恐怖主义的基地、整合中东的大本营；美国可以控制中东，进而实现以石油为后盾的全球霸权；大国力量对比更加向美国一边倾斜，一超正向独霸发展。
但是，又过了几个月，由于美国在伊拉克受挫，上述评估站不住脚了。同一批学者提出，“中东：美国霸权的陷阱”，从馅饼到陷阱只有几十天时间。学者们再一次认为美国霸权出现转折：美国实力已经达到阶段性峰值，地缘扩张冲顶回落，其国际权势和地位局部出现了严重逆转，总体来说凸显“形势性赢弱”和“结构性赢弱”；现在，两场战争的战略影响非常清楚，伊朗的两个死对头“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被消灭，伊朗明显壮大，地缘政治力量严重失衡、伊朗“独大”的局面当然也严重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如果说两场战争是美国走向衰落的转折尚有争议的话，那么美国的霸权没有得到巩固、美国在中东和中亚的战略地位也没有得到改善则是不争的事实。
可见，早前关于两场战争的战略预测与事实相去甚远。其实，早在2004年11月美国陷入阿富汗的态势明朗后，已经有人看到中亚是一个“地缘政治黑洞”，而不是之前的亚欧心脏。
在战术判断上，学界一方面对阿富汗、伊拉克重建的困难估计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对战后美军驻留问题预测完全失准。
令人奇怪的是，从2002年3月阿富汗主要战争行动结束后，学术界极少有人谈论阿富汗，似乎阿富汗问题已经解决了。2002年底阿富汗面临非常严峻的国内动荡，有学者仍然认为：“目前阿富汗已完成新旧政权的交替，迎来了由乱转治的新契机。走向稳定与发展是阿富汗的大势所趋。”在伊拉克，2003年5月1日布什宣布战争结束，大家也都比较乐观，认为美国大体实现其战略设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一般的估计是第一阶段可能持续3—6个月，第二个阶段可能持续两年左右；在美国对伊拉克实行占领的情况下，伊拉克局势不会失控。还有人认为，战后重建是一个各方争夺的巨大“战略利益”，欧盟及德法都要在重建时抢夺战略红利，因此，重建面临国际主导权之争、经济利益之争；从中、长期看，这是美国石油公司进入伊拉克的绝好机会，扶植起亲美政权后，通过对伊拉克石油的控制，可以影响世界石油市场走向。
2003年8月，有人认为“伊拉克问题基本解决”，“无人怀疑美国实施其改造中东战略的严肃性和能力”；在实现其计划前，美国不会轻易撤兵。到2003年l1月，伊拉克恐怖袭击非常严重，学界仍有判断称“反美抵抗力量对美尚难构成实质性威胁”，“布什不会放弃先在伊拉克树立起‘民主样板’进而改造中东的战略”。直到2004年9月，才有学者认识到，想要将伊拉克政权打造成美国设计的“民主样板”只“不过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
在战后驻军问题上，没有一个人明确提出美军会全部撤出阿富汗、伊拉克，相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美国将借机在两国永久驻军。2012年2月，阿富汗大规模军事行动还在进行之时，有专家认为，“美军长期在中亚保留军事基地已成事实”；美军将在中亚长期驻扎下去，帮助当地的民主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建设；美国的触角伸进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试图赖在中亚不走；不仅美国在阿富汗的长期军事存在是必然的，而且美国很可能借反恐之机，在亚太地区进行新一轮军事战略部署，配合北约东扩进程；美国即使不能完全达到目标，也极有可能找借口在阿富汗留下军事力量。2004年11月，美国已经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潭，有学者仍然相信“即使局势稳定到可以撤军的程度，美军也决不会远离中东，而是要在阿拉伯半岛和红海地区长期安营扎寨”。
没有人预测到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的结果是，美国先后有200万军人参战，6000多人死亡、4万人受伤，直接开支1．5万亿美元。两场战争几经波折，预测失误实难避免。然而，对于国际政治的性质、美国全球战略的态势、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等战略性问题出现数次误判，值得深刻反思。同时，不论是战略性预测还是战术性预测，不同观点之间的争鸣较为少见。即使有一些不同意见，也是各说各话，没有交集，没有对逻辑、理论、事实的检验、质疑，而只是抛出自己的观点。
二、学风
学风是个大问题，这里只涉及研究的专业性和客观性。理论、逻辑和方法都是研究问题的工具和路径，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对问题本身的专业知识，对工具的研究不能取代对问题的研究，否则就是舍本逐末。正是在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在国别研究领域，中国缺乏真正的专家。
国别研究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基础，也是战略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需要真正的专家而非“大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恰恰缺少专家。在两场战争前后，在期刊上、媒体上露面的作者群大体上是同一批面孔。不论是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美国外交还是时代特征、国际形势走向，台面上的人都似曾相识。这批人可以称之为“大家”、战略家，他们掌握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话语权。现代战争是全面战争，涉及美国、阿富汗、伊拉克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专业知识，这些知识是准确把握变量的基础和关键。然而，在关于两场战争的研究中，几乎看不到专业研究，而到处都是战略研究，都是从大战略、大棋局高度看问题。没有扎实的国别、领域研究，战略研究就是空中楼阁。仔细分析前述400多篇文章可以看到，两场战争期间居然没有涌现出阿富汗问题专家、伊拉克问题专家、巴基斯坦问题专家。中国的国别问题专家本来就少之又少，在国际关系研究界又难以立足主流，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越没有地位、研究的人越少。相反，“大家”、战略家们却如鱼得水，话语权越来越大，涉及的面越来越宽。因为缺乏真正的专家，所以关于阿富汗、伊拉克形势的分析都是一些常识性知识，缺乏深入的第一手材料。战略家们往往转述美国观点，“美国领导人的许多言论表明，他们对在阿富汗作战的实际困难、对美国可用的军事能力的局限性、对军事打击所涉及的外交麻烦和地缘政治陷阱、对战后安排的复杂性和可能代价，都有比较清醒的估计。”即使是偶然有国别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也难入“大家”、战略家的法眼。专业知识缺乏、国别研究与战略研究脱节，战略预测就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专家需要中国传统学风中“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但在信息时代、家国天下新月异的背景下，很难求得这样的人才，目前的科研体制也不鼓励这样的人才。
政治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干扰不可避免，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政治正确问题，只不过有的国家更严重些罢了。在中国学术界，看坏美国是正确的。把美国的威胁估计得严重一些、长远一些，在政治上永远是正确的，这是政治避险的捷径。过去几十年的学术历程大体表明，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威胁的估计往往偏于严重。中国外交史专家章百家指出，从我国的经验来看，我们对外来威胁估计过高。同样，唱衰美国也永远是政治正确的。有一位学者指出，很难否认有一种倾向，就是判断美国地位下降，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可以论证多极化；而说美国地位没有下降甚或上升，会产生“感情、立场有问题”、“跟多极化唱反调”之嫌。
预测国际事件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特拉克(PhilipTetlock)20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做过一个实验，分别访谈189位苏联、南非、中东领域的专业人士，包括教授、情报分析员、记者、政策分析员和研究生，让他们对未来一到五年的事情做出预测。五年后发现，预测结果令人失望，预测准确率略高于概率。人类永远不可能找到完全科学、准确的预测结论，但是可以努力向科学靠近一点点。人类社会科学数千年的历史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专业知识、专业方法。然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仍然重视出思想、出观点、出点子，靠的是诸葛亮、笔杆子。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要专业化、科学化，必须依靠理论、方法，必须积累大量的案列研究，必须研究具体、实在的问题。十年前有一位学者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写文章的多，做研究的少；写“大”题目的多，研究“小”问题的少。今天看来，形势没有好转，似乎还有恶化趋势。但愿十年后若有人回顾今天的学术研究，不要再得出相似结论。
参考资料：牛新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集体性失明：反思中国学界对伊战、阿战的预测》，原载于2014年第4期《现代国际关系》；中信出版社
（作者：郑永年，牛新春）【来源：新思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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