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史的特点

读史，是毛泽东读书实践的重要部分。毛泽东终身爱读历史书籍，一生读了很多的历史书籍。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存书当中，历史典籍、历史文献、历史方面的书籍是偏多的。现存的毛泽东读书批注、批画过的图书中，也是文史方面的书籍最多。张闻天说：“毛主席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周恩来说：“毛泽东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笔者是给晚年毛泽东做图书服务工作的。综观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和毛泽东一生的读书实际，笔者认为：无论从读史的勤奋和刻苦，无论从读史的精神和毅力，无论从读史的数量和质量，无论从读史的深度和广度，无论从读史的汲取和运用，无论从读史的习惯和具体的方法，等等，毛泽东都有他的独到之处，都有他的独特之点，都有他的独自之风。毛泽东读史是独树一帜的。

根据毛泽东读历史的实际和在图书服务工作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笔者认为，毛泽东读史主要有以下独特之点：

一是读史的种类多、数量多。

毛泽东对史籍的爱好贯穿于他的一生。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很爱读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著作。1916年，毛泽东23岁，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这年2月29日，毛泽东给友人萧子升写过一封信，信中写道：“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信中是这样写的，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青年毛泽东在湖南求学、退学，在湖南图书馆自学时就读了很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

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担当起革命的重任。在生活极其艰苦的斗争日子里，在日里万机的岁月中，在繁忙的领导工作岗位上，在多种疾病缠身的最后几年里，毛泽东一直在浩瀚的史籍海洋里孜孜以求，生命不息，采撷不止。

据笔者的不完全记录，上世纪70年代之后，毛泽东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在身患多种疾病的情况下，还坚持读了《世界通史》、《古代社会》（美国摩尔根著）、《中国近代史》上册（范文澜著）、《拿破仑论》（法国福尔著）、《拿破仑传》（苏联叶·费·塔尔利著）、《藏书》（［明］李贽著）、《焚书》（［明］李贽著）、《老子校诂》（马叙伦校）、《王文公文集》（［宋］王安石著）、《老子注译》（高亨著）、《中国文学史》（修订本1至4，北大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中国文学发展简史》（北大中文系57级编）、《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著）、《史通通释》（［清］浦起龙著）、《战国策》（［西汉］刘向编定）《基本粒子发现简史》（杨振宁著）等129种重新排印的大字线装历史书籍和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古代历史、近代历史、通史、断代史、哲学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学史，等等，他都非常爱读。我国的很多历史典籍，例如《左传》、《吕氏春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通鉴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礼记》、《易经》、《论语》、《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列子》、《韩非子》、《山海经》、《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太平广记》等等，二十四史等诸多的正史、野史、及历朝通俗演义等他都爱不释手，读了又读。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读史的种类、数量都是很多的。彭德怀曾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胡耀邦也曾说过：“毛主席啊，毛主席，谁也没有你老人家读中国历史读的多啊！”

二是读史批注文字多，批画、圈点符号多。

几十年里，毛泽东每阅读一本史书、一篇历史文章，都爱在有关的文字旁划上竖线、横线、曲线、斜线、三角、方框、问号和圈、点勾、叉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其他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注和批语。有时还把书、文中精彩的章节和语句摘录下来或随时写下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有的史书他反复读过多次，每读一次就用一种颜色的笔在上面加一次圈点、勾画，写一次批语。中南海毛泽东故居收存的毛泽东生前阅读的书籍中，就有许多是他批注、批画过的历史书籍，其中许多书上都是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勾画满书。

这些笔记、批注、批画，是毛泽东读史时的思维活动、头脑思考的真实记录，也是他和作者思想认识、观点、想法、看法、感情的互动与交流。毛泽东在读史时常常写的批注文字是一个字：“好”，两个字：“略好”、“不错”、“有理”，或者连着画上几个圈圈。在存疑的地方和不同意的地方，常常批着：“可疑”、“可以争论”、“废话”、“不可信”等等。至于长达数十字、数百字甚至千字的一条批注，常常是联系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遇到的实际问题、遭受的挫折及其教训等等，表达他自己的认识、见解、想法和看法。

《二十四史》，毛泽东生前是通读过的。这部史书的人物志、帝纪、传记部分几乎都作了批画、圈点、竖线、横线、波浪线、问号和圈、点、勾、三角、叉、两条横线、一个圈、两个圈、三个圈等多种符号画得密密麻麻，比比皆是。

除了读《二十四史》时写了很多的批注文字、作了很多的圆画标志之外，在许多文史典籍上，毛泽东在阅读时都写有批注文字。例如1963年读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时，对该书关于华严宗思想的分析写了近百字批注。该书认为，华严宗承认个别与一般的内在联系，“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但华严宗又唯心地夸大、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这种“联系”绝对化，甚至抹煞“个别”的存在。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批道：“何其正确”。他还批道：“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岂非自相矛盾。”在读《初唐四杰集》（［清］项家达编，丛雅居重刊星渚项氏本）“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王子安集》卷七）”时，这篇序一共是402个字。毛泽东在读这篇序，一时，写下了918个字的批语。写下的批注文字是原序的两倍还多。1958年12月7日和10日，在武昌读《三国志集解·魏书·张鲁传》时，写下了两条长长的批注，一条是892个字，一条是528个字。这是毛泽东读历史书籍过程中写下的文字最长的两条批注。

三是读史重在“古”为“今”用。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是人类社会罕有的智慧宝藏。毛泽东读史，学习研究历史，最根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从浩瀚的史籍中汲取其精华，汲取其有启示和教育意义的历史人物事迹故事，汲取其有益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经验教训，来为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建设发展工作，现实人民生产生活健康工作服务。简言之，就是读史重在“古”为“今”用。

毛泽东是“古”为“今”用的大师。他博览古籍，娴熟古籍，信手拈来，自如运用，以典说理，贴切无比。例如：在战士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生死道理，经引用古人的一句话，加上他本人的解释，成了人们熟记的千古名言。还有《愚公移山》的故事、《三国演义》的故事、《西游记》的故事、《水浒》的故事、《聊斋志异》的故事，《封神演义》的故事，等等。经毛泽东古为今用，皆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生动活泼，恰到好处。

说到毛泽东读史的“古”为“今”用，陶鲁笳在《我记忆中的毛泽东同志》一文中还写过一段回忆：

1958年3月，在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成都会议上，我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察，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毛泽东同志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他还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

毛泽东同志说：“可以设想，引用黄河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

接着我说：“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楫之便。”

我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问到：“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便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了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山西出煤，开煤矿发电也都得用水。山西现在缺水，黄河流经山西一千多公里，应该对山西有所贡献，引黄济汾是理所当然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的历史知识何等渊博，而且博闻强记，古为今用，怎能不令人叹服！

毛泽东读史，学习历史，运用历史为今天服务，这样的例子很多。

四是读史独立思考，不死读书，不尽信书。

毛泽东是精通唯物辩证法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他的思想和理论贡献，他的唯物辩证观点和辩证分析方法，深刻地贯穿、融化在他读有字史籍的全过程中。

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读史过程中，他对书上所写、所说的人和事、思想活动、人物言论及所阐述的道理、所记述的史实、史迹、史例、史故、史论、史评，等等，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去分析、去研究。

毛泽东晚年在读书过程中很善于逆向思维，就是从对立或相反的方向去进行思考、进行理解。这也是毛泽东晚年读书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常用的一种读书方法。

这里，仅以对曹操的评价为例，来说明毛泽东在读史过程中是怎样独立思考、怎样运用“逆向思维”方法的。

曹操，出生于东汉末年，通过镇压农民起义，逐步壮大了实力，统一了北方。在统治地区内，采取了一系列限制豪强、唯才是举、惩治腐败、实施屯田、减轻赋税等政策，使广大北方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因受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在评价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时，都把刘备看成是正义的维护者，而把曹操看作乱世奸雄。曹操的奸臣形象已被中国的老百姓所熟知。

在读《三国志》中，毛泽东对书中的曹操记述、评注进行“逆向思维”，从相反的方向评价曹操。毛泽东在读裴松之注、卢弼集解的《三国志》中，对《魏书·武帝纪》、《魏书·文帝纪》、《魏书·刘表传》有关曹操的记述作了许多的圈划和批注。从他的批注中可以清楚看出毛泽东是不赞成书上对曹操的评价的。毛泽东对曹操“不杀降”的政策很为赞同。《魏书·刘表传》第80-82页，有一段裴松之的注，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划着曲线，在天头上写的批注是：“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卢弼在传记中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占“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祭祀天地，自立为帝。毛泽东对此又把他与曹操相比，写的批注是：“作土皇帝，孟德不为。”在这里，毛泽东再次称赞曹操在政治上与众不同，这是刘表不及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先后多次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说过曹操。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针对历史上对曹操不公正的评价，作过如下的论述：“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75年5月29日，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以上的批注和评说，足以证明，《三国志》等史书中对曹操的评价，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是很不赞成的。

毛泽东逆史籍对曹操的记述来读史评说曹操，这就是毛泽东读书独立思考，逆向思维，不尽信书的独特的之处。

五是读史是多视角的。

“多视角”读史，就是从多个视角、多次去读同一部书、同一种书、同一本书的读书方法，笔者把它称之为“多视角”读书法。它是毛泽东一种独特的读史方法，也是毛泽东一直坚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读史特点。

我们在服务工作中知道，毛泽东读书，有些书一读就是几十年，例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中国古典小说，等等。这些书，毛泽东生前都读过多遍。他自己说过：《资治通鉴》，读过19遍；《红楼梦》，他说“至少读五遍”才有发言权，等等。同一部书，同一种书，同一本书，他有时间就读，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一卷一卷、一篇一篇地读，有时全篇全文都读，因每次阅读的视角不同，所以每次收到的启发和收获就不同。许多的书，他老人家是常读不厌，常读不倦，常读常新，越读越有兴趣，越读越爱读。

《二十四史》是史书，把它当成历史读这是无疑的。但是，毛泽东能从政治的视角去读，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去读，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去读，从外交的视角去读，从组织工作选人用人的视角去读，从生产生活的视角去读，从民族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视角去读，等等。所有这些视角，都是毛泽东在读史过程中常用的。从历史的视角读《红楼梦》，从政治的视角读《水浒》，从作者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的视角读《三国演义》，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读《西游记》，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读《聊斋志异》等等。

我们在服务工作的实践中深深地感到，书是同一部书，人是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视角去读，就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效果。在读书过程中，常变换变换视角，常换换方法，这样读起来新颖，读起来有新意，读起来有兴趣，读起来有新的成效，就会越读越爱读，越读越有兴趣，越读越有劲头，越读越有成效。这就是毛泽东读书的实践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六是读史对照着读，对比着读，研究着读。

所谓“对照着读”、“对比着读”、“研究着读”，就是在读书过程中常常将同一个内容的不同作者、不同版本、不同体裁、不同注释、不同评说的书，或者将同一类文体（如历史或小说等）不同作者的书两种或多种书籍放在一起、放在身边，对照着看，对比着读，研究着读。

在图书服务工作过程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有时候把《南史》和《北史》对照看，对比着读。他说：“《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李大师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毛泽东还把《南史》和《北史》与《旧唐书》相比较。他说：“《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读了《宋史》和《明史》，毛泽东对这两种史是不满意的。他认为：这两种史写的芜杂。读了《旧唐书》和《新唐书》，毛泽东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好，《旧唐书》简单而材料多确切，《黄巢传》和《新唐书》也有不同。

调查研究方法是毛泽东生前大力倡导，并终身躬行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里说的调查研究，不是深入实际，深入农村，深入工厂、学校，深入街道、社区去调查研究。而是深入书山学海、深入浩瀚的史籍中去调查研究。

毛泽东认为，洋洋4000多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毛泽东认为，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假话。毛泽东这样说，是在读了全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读了大量的稗官野史、各种历史通俗演义、笔记小说、札记、随笔等等之后才得出来的结论。

毛泽东曾说：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他生前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头绪。他认为，书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就会少失误、少上当、少受骗；就会尊重历史、维护历史，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七是读史是挤时间，下苦功，坚持不懈，至死方休。

毛泽东长时间担负最高领袖的重任，工作无疑是很忙很忙的。几十年里，毛泽东读很多史书全靠他自己挤时间，下苦功夫。毛泽东读史不分白天黑夜，白天读，夜里读，常常是通宵达旦地读。一部四千多万字的二十四史，他读了又读，批了又批，画了又画，夜以继日、手不释卷。直到多种疾病缠身的最后两三年，甚至在病危抢救的日子里，毛泽东还以十分顽强的惊人毅力坚持读历史书籍。

在外出的火车上、飞机上，去外地视察工作，参加会议，去杭州、去长沙、去武汉、去庐山等等，甚至去前苏联莫斯科他都要带上十几个木箱的书，几乎把在北京床上、办公桌上、会客室的茶几上放的书都带过去。像床上摆放的书，实际上是平移到外地，基本上住地书的摆放与在北京的差不多，到处都摆放书，一有空就读。书随人走，人不离书，相依相伴，苦读深思。

有一年夏天，毛泽东同志视察工作来到武汉。一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室内外一丝风也没有，人们干坐着身上还直冒汗。可是他还像往常一样，依然坚持在灯下读书。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形，急忙拿来毛巾，请他把汗擦一擦，他接过毛巾边擦边幽默地说：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留下了汗水，学到了知识。他的这种学习精神深深地教育着在他身边工作的每一个同志。

1975年8月上旬，毛泽东一只眼睛刚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视力稍有好转，他就自己读《晋书》，还用擅抖的手在三册书的封面上分别写了“一九七五，八”，“一九七五，八月再阅”，“一九七五年，九月再阅。”晚年，自己实在读不了了，还让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

毛泽东晚年读史是非常感人的。进入上世纪的70年代，毛泽东的体质愈来愈差，多种疾病接连不断。他老人家两腿肿得不能站立、走路，眼睛患老年性白内障看不清东西，听力也下降了，连说话也越来越让人难以听清了。可是他老人家还日日夜夜一册一册地看，一页一页地读，一笔一笔地圈画，一字一字地写批注。眼睛看不见了，就让身边工作人员读。手拿不动了，就让身边工作人员举着，天天如此。吃饭时他也常常要看书，他爱说吃饭用嘴巴，看书用眼睛。理发时也要看书，爱说你办你的公，我看我的书。他常说：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书可不能少读、不能不读啊！他老人家睡觉不好，有时失眠，靠安眠药助睡。吃完药，入睡前，总是习惯看书。常常是看着看着睡着了，睡着睡着又醒了，醒来接着看……以书为伴，老人家一直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如今，人已去，书还存，见书思故人，见书念故人，故人读书时的神态笑貌、顽强毅力、勤奋刻苦的精神等至今犹在我们的眼前。

读书，毛泽东是我们的榜样。读史，毛泽东也是我们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