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是美国学者约翰·W·道尔（John Dower）撰写的专著，字数多达70余万汉字。作者不仅参阅了大量日文文献，麦克阿瑟纪念馆的档案资料，美国主导起草日本新宪法的访谈记录，日本战败初期的通俗刊物，而且到日本和美国的有关城市进行了实地考察。
历史研究的本质和追求在于求真。正是由于这部著作既真实又生动，既学术性强又丝毫没有拒读者于千里之外的学术架子，所以获得了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图书奖、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2000年美国图书馆学会著名图书奖等重要学术奖项。
作者还原日本战败后的社会现实，探究其失败根源，本意或在于告诫今人以史为鉴，勿蹈覆辙，书中有三个方面内容，极具现实意义。
代价惨重的侵略战争
发动侵略战争对被侵略国家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这是人们刻骨铭心、容易理解的，但侵略者究竟自食了多少苦果，一般人却未必十分清楚。
1880年有一首日本的流行歌曲唱道：“国家之间有法则，这是真的，但当时机来临，请记住，弱肉强食。”西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渗透进日本传统观念中的军国主义思想，使战前的日本成为了一台刹不住的侵略战争发动机。在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以及“满洲”被日本实际控制之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冲昏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头脑———这个“共荣圈”不仅要囊括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马来西亚、香港，以及美属菲律宾，甚至号称要进一步将印度、澳大利亚、夏威夷也纳入版图。这就是他们发动“圣战”的目的。
《拥抱战败》一书的作者正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狂想到头来不过是南柯一梦，根本原因是“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生命力和资源。”仅从卢沟桥事变算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就进行了八年，结果使日本侵略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有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字：日本军人截至投降时死亡人数是174万。平民死亡人数统计相当混乱，但估计也接近100万。1945年的复员士兵中，认定为伤员的有450万。战争虽然主要是在境外进行的，却也给日本本土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据“SCAP”（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代称）统计，日本损失了总财富的三分之一。包括广岛、长崎在内的66个城市被严重炸毁，东京几乎被夷为平地。不过，美军的轰炸是选择性的：大片贫民区被炸毁，但保留了不少富人区；小店铺被炸毁，但金融区大部分完整无损。这是因为盟军占领之后需要有居住享乐的所在，是要在日本保留一些“小美国”特区。
除此而外，日本战败之初还有约650万人滞留在欧亚地区，其中一多半是陆海军士兵，还有包括妇孺在内的平民。这些人有的死于严冬和瘟疫，有的死于签订投降书之后的混乱之中。
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当然不止于人员的死伤和物质的损失，还表现在产生了很多非正常年代的社会问题，如儿童问题，妇女问题……据日本厚生省1948年2月的一份报告统计，战争孤儿与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合计为十二万三千五百一十名。这些孩子有些靠卖报纸、擦皮鞋为生，有些则只好乞讨和偷窃———当时把那种偷钱包的男孩称为“喀嚓响的家伙”，因为他们偷硬币时会发生“喀嚓”的碰撞声。
女性的命运则更加悲惨。《拥抱战败》一书有一节，题为《为征服者服务》，介绍妓女的皮肉生涯，读后令人唏嘘不已。当时日本的妓女被称之“夜之女”。有一首叫《流星》的流行歌曲抒发她们的伤感之情，副歌唱的就是“谁让我变成了这样的女人”。谁让她们变成了这样的女人呢？当然是战争。日本投降后，几十万盟军驻扎日本，产生了庞大的性需求。因此内务省用秘密电报的形式指示全国警察管区，为占领军特设专用的“慰安设施”，并为此下拨财政补助金。这种设施被称为R.A.A，即“特殊慰安设施协会”，仅在东京至少有七个这样的团体。为“保卫日本的年轻姑娘和良家妇女”，以及“保卫一亿日本人血统之纯洁”，东京一次被征募的妇女就多达1360人。据推算，R.A.A女性每人每天接待的美军在15人到60人之间，有人精神崩溃，有人因之自杀。八十年代的一部日本影片《人证》，就折射了这段血泪斑斑的历史。不过，这种举措实施的时间并不长，因为经过检测，美军第八军70%的兵员感染了性病，其中又有近一半感染的是淋病。R.A.A设施取缔之后，日本低俗文化（日文词叫“粕取文化”）仍然得到了恶性发展，至今不绝。
并不彻底的东京审判
从1945年8月至1952年4月，是同盟国占领日本时期，实际上大权独揽、指挥一切的是美国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他的头衔是同盟国军的最高司令官。他直接操纵下进行的两件大事，一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简称“东京审判”；二是制定了一个以“放弃战争”为亮点的新宪法。
东京审判亦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二战胜利之后，同盟国在德国纽伦堡和日本东京设立了两个法庭，分别对德国和日本的甲级战犯进行审判。东京审判的审判长是澳大利亚的威廉·韦伯爵士，首席检察官是美国的约瑟夫·基南。据《拥抱战败》一书介绍，在历时417天的818次开庭中，法庭听取了419位证人的证言。法庭采用证据4336项，合计篇幅3万页左右。法庭的庭审记录，除证据与判决文书之外，篇幅达到48288页，为历史留下了一笔永久的遗产。今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一部53卷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就完整呈现了东京审判中的3915件证据。经判决，日本的7名前领导人被判处绞刑———包括前首相东条英机，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另有2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和7年。被判刑的“A级”战犯中，有5人病死狱中。
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日本侵略军犯下的“反和平”“反人道”“反人类”罪行逐渐曝光。比如南京大屠杀，被日本随军记者目击并在国际上公开之后，日本国内并无揭露报道。日军1945年初在菲律宾马尼拉进行的大屠杀也被长期隐瞒掩盖。当真相浮出水面之后，日本民众十分震惊。有一位作者了解到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后写道：“过去我们吃的每份食物，我们穿的每件衣服当中，都浸透着一滴中国民众的血。”一位母亲看到马尼拉屠杀的报道后声明：“如此残暴的士兵即便是我的儿子，我也不可能让他回家，就地射杀就是了。”1947年初，一份日本诗刊发表了以下短歌：“日本兵的罪，在南京和马尼拉，他们犯下了难以言喻的暴行，一定要进行偿还。”（《拥抱战败》，第488至489页）因为罪行曝光，在东京审判中，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被判处死刑，理由是未能防止部下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单独负有“消极责任”。
东京审判的不彻底，表现在有些罪犯至死不悟，也不乏漏网之鱼。用冥顽不化形容东条英机十分贴切。这位日本前首相走上绞架之前仍然为自己恶贯满盈的罪行开脱。他说：“世界诸民族，绝不应当放弃发动自卫战争的权力。”漏网之鱼中有一位石原莞尔。这位日本陆军中将亲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主导了“满蒙独立”，只因跟日本军部战略思想不同，后被排挤出局，因而未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列入战犯名单。还有一个岸信介，这位伪满洲国的“经济沙皇”，曾奴役成千上万的中国同胞进行强制劳动，后来居然重登政坛，出任首相要职。
东京审判的不足，还表现在日本殖民者对朝鲜和台湾人民的强制动员，胁迫他们充当炮灰，并没有作为“反人道罪”而被起诉；同样，胁迫成千上万名非日本籍的年轻女子充当“慰安妇”，为日本侵略军提供性服务，也没有予以追诉。日本在中国建立的731部队拿几千名俘虏的身体进行细菌战实验品，以及在中国领土使用化学武器，检察方同样没有认真追究相关证据。
东京审判还有另外一个局限，那就是这基本上是一场“白人审判”。因为首席检察官是美国人，审判长是澳大利亚人，使用的也主要是英语。尽管日本当年侵略的主要是亚洲地区，但11位审判官中只有3人来自亚洲。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缅甸、越南和马来西亚没有自己的代表。大批居民被日本强迫充当劳工、炮灰和慰安妇的朝鲜没有人出任审判官或检察官。有一百多万人为日本服苦役而致死的印度尼西亚则由荷兰人充当东京审判中的代表。
中国虽然只有梅汝璈一人担任法官、向哲濬一人担任检察官，还有十五位工作人员，但他们尽力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正是由于他们的坚持，清算日本甲级战犯罪行的时间才得以从1928年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算起，而不是从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算起。中国代表团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了18名战犯的名单，其中有9名被列入甲级战犯。虽然日本侵略者在投降之前销毁了大量证据，但中国检查组仍然提供了大量人证物证。特别是说服伪满洲国“执政”的溥仪连续八天出庭作证，更产生了轰动效应。
目前，东京审判的历史成果已逐渐被日本右翼势力消解。他们通过修改日本教科书审定标准，极力淡化当年日本的侵略罪行。比如，以前的日本教科书虽然把“南京大屠杀”中性化为“南京事件”，但仍承认日军“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但审订修改后的教科书则轻描淡写地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有些教科书还删除了“日军的暴行遭到谴责”的内容。然而，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隐瞒不会持久，历史的真相将昭显于天下。
正在被修改的日本和平宪法
日本战败之后最大的政治成果，是制定了一个以和平主义为本质的新宪法，以取代1890年施行的《明治宪法》。时任首相的币原说：“我们必须全面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并且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决心以和平手段解决与他国的一切争端。”币原还安慰笼罩在失败阴霾中的日本民众说：“只要放弃国家的战争权，日本就甚至可能看到自己领导世界。”裕仁天皇也就宪法草案大纲发表敕语，向全世界声明“抛弃战争，修万邦之谊之决心”。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司令部参与了新宪法起草的全过程；直白地说，就是美国人介入了日本新宪法的制定，这个新宪法实际上是“美国草案的日本化”。麦克阿瑟将军宣称的日本制宪三原则中，第二项就是“废止作为国家主权的战争权力。日本放弃以战争为手段解决本国战争乃至保持本国的安全。日本的防卫和保护，依靠的是打动当今世界的崇高理想，不批准成立日本海陆空军，日本军队不被授予交战权。”（《拥抱战败》，第336页）。麦克阿瑟声称，他提出的三原则是“小心翼翼地”遵从了美国政府的指示。麦克阿瑟总司令部委托惠特尼准将明确告诉日方，“新宪法的基本原则没有商量的余地。”
日本的两院对新宪法讨论了114天，起草方回答了1300个正式质疑，其中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之含意，有人询问外务大臣松本烝治：“放弃交战权是否意味着禁止自卫战争。”松本回答说：“交战权指的是宣战，并不旨在禁止自卫行为。”然而，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首相吉田茂却做出了相反的解释。他评述说：放弃交战权，也就意味着随之放弃自卫权。因为日本从1931年以来发动的侵略战争，都是以自卫的名义发动的。（参阅《拥抱战败》，第370页）。最后新宪法第九条的最终文本为：“日本国民出于对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的诚实希求，永久放弃作为国家权力的战争权与以武力威吓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为达前项之目的，陆海空军及其他战力，将不得保持。国家的交战权，将不予承认。”
日本两院对新宪法最终投票表决，结果是：众议院421票赞成，8票反对；贵族院则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946年11月3日，是明治天皇94周年诞辰。裕仁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新宪法于6个月后施行。日本各地举行了庆典，东京一地的庆祝聚会参加者就有十万人。天皇还乘机宣布大赦，释放了三十三万名服刑者。1947年5月3日，日本新宪法正式生效。一支日本的铜管乐队在皇宫前的广场上吹奏，演奏的是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正是这个以“战争放弃”为核心的新宪法，给日本带来了近七十年的稳定和发展。
然而，自安倍内阁2012年再次上台之后，一直在推动修改这个和平宪法，重心就是其中的第九条。众所周知，这是日本“和平宪法”的核心条款，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家名义发动战争的权利，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拥有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2015年4月27日，《朝日新闻》对选民进行调查，48%的人认为没有必要修宪，认为有必要的只占43%。针对宪法第九条规定，65%的人认为不应修改，支持修改的只占29%。然而，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中，赞成修宪的却多达84%，反对的仅10%左右，反映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危险。5月3日，是日本第68个宪法纪念日，约三万日本民众在横滨临港公园参加保卫和平宪法集会，会后数千人举行了示威游行。日本民众的群起护宪，就是为了维护作为宪法核心精神的和平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是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但它的爆发和终结，都跟日本从1895年到1945年这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的侵略密不可分。然而时至今日，日本的右翼势力不仅无视《波茨坦宣言》，拒绝就战争责任问题诚恳道歉，而且居然身着军服，高唱《君之代》歌，登上坦克车，试图朝着“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一路狂奔。供奉日本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也仍然香火不绝。“专守防卫”的和平宪法已经动摇，在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日本的自卫队不仅要赴海外行使权力，而且要将其职责扩展到全球范围。古人云：火未及燃，杯水可灭；火猛风起，河海无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防祸于未形成之时。如果船到江心再补漏，岂不亦晚乎！我想，这就是《拥抱战败》这一类历史典籍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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