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国在二战后能够迅速崛起，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选择了正确的发展路径，融入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之中。此外，均衡的政治经济秩序、反思克制的政治文化以及积极的公共外交所带来的软实力提升，也是德国崛起的重要促进因素。
1945年5月8日，屠杀过约600万犹太人的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标志着又一个欧洲霸权覆灭。1949年的联邦德国满目疮痍，基础设施网络几乎完全毁于盟军的炮火，数千万人在战争中死亡、被俘或者无家可归，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的前景遥遥无期。
然而，这个建立在废墟上的国家却在战后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步入“经济奇迹”时期，摆脱了二战阴影，逐渐崛起成为经济发达、科技领先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并在1990年实现了民族统一。两德统一后，德国的综合政治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日益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与此同时，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在稳步上升，通过联合国、欧盟、七国集团、北约等机制在众多领域参与全球治理，影响和塑造着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安全、能源新格局。
区域一体化为德国赢得了外部的和平环境
德国能在战后迅速摆脱战争阴影，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选择了正确的发展路径，融入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将部分核心主权让渡到超国家机构，与法国、波兰等昔日的宿敌组成了“命运共同体”。如果没有持续深化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包括放弃德国马克组成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法国等周边国家也不会听任德国实现统一，重新崛起成为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欧洲中部强国。
纵观战后发展，欧洲一体化对于德国而言别无选择，是国家理性、国家利益所在，是曾经的战争霸权重新为国际社会所接纳、与邻国和平共处的唯一选择。虽然国家利益仍旧主导着各国的行动，但欧盟超越了民族国家体系的传统权力政治，以相互平等的大小国家间的合作伙伴原则取代少数国家称霸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地区和平与安全，为德国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均衡的政治经济秩序保障了内部的安定团结
作为一个讲求秩序的民族，德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科教领域均建立、完善并严格遵守体制秩序，并力图在经济增长、社会公正以及生态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找均衡。
战后德国吸取了魏玛共和国和纳粹独裁失败的教训，在民主与宪政体制下实现了司法独立，建立起法治、自由、尊重个人尊严等基本政治价值规范和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而共同的宪政原则在德国从单一民族国家向移民社会逐渐过渡的过程中，也发挥着凝聚和激发国家认同的重要作用。
在德国战后经济重建的过程中，一系列因素客观上发挥了作用，包括马歇尔计划提供了必要的援助和推动力。战后国家调节和干预机制的加强纠正了市场无序发展中的偏差和失灵，而对于经济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则是通常被称为“莱茵模式”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与英美模式不同，莱茵模式注重将市场竞争和社会公正结合起来，兼顾个人自由和公共利益，强调社会价值，国家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实现合作主义的平等参与及共决机制，鼓励社会伙伴间进行社会对话，维护和谐的劳资关系，保障劳资谈判自主权和企业职工参与决定权，提倡公民社会参与治理。这样的合作模式在经济危机时期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助于劳资双方达成共识，共度时艰。
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并实施社会福利体制的国家，德国成熟的社会保障体制实现了财富的再分配，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团结。除此以外，德国经济体制还具有其他一些鲜明的特点，例如稳定的金融系统、低通胀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小型企业的扶持、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实体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的重视等。德国工业向来注重品质、效率和技术创新，拥有极大的竞争优势，欧元区的建立更进一步提升了德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整体实力。在各工业国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的背景下，德国在高科技战略中也提出了“工业4.0”的设想，力求在全球产业链中维护支配和主导地位。而德国在能源、气候与环保领域更是堪称生态建设的先行者，是最早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工业国之一。
反思克制的政治文化和对外传播提升了软实力
战争罪责的历史重负使得战后德国必然选择将道义与诚信的精神力量作为民族立足之根本，对于历史的回忆以及深刻反思已经成为民族基因。当然，德国对战争的反省和赎罪在战后经历了从回避、沉默到质疑、批判的漫长过程。勃兰特总理1970年12月在波兰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著名的“华沙之跪”，在国内也曾招来指责之声。而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在1985年的演讲中指出，5月8日对于德国人来说同样也是“解放之日”，因为它把所有德国人都从暴力统治中解放出来。正是在不断回忆和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得以澄清。而国内各种反省战争的纪念场所，包括位于首都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林，都在无时无刻地提醒人们不忘战争的残酷。
战争的惨痛经历也使得德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保持了克制文化。虽然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德国外交也经历着向有为外交的转型，联邦国防军可在获得联邦议院的授权后，参与联合国与北约框架内的海外军事行动，但主流民意坚守和平主义的基本立场，德国政府也更多强调采取外交与非军事手段制止和解决国际纷争与危机，这一点从德国在俄乌冲突以及伊核谈判中的外交斡旋可见一斑。而国际道义和国际责任也成为德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基本立场。在当下的难民危机之中，德国政府向陷入困境的中西亚难民施以援手，积极安置难民的做法赢得了普遍尊敬。
作为开拓全球市场的辅助手段，德国积极推行公共外交，大力推动语言和文化传播以及教育领域的合作。值得借鉴的是，德国采取的不是咄咄逼人的对外扩张宣传攻势和单向传播路径，而是针对对象国的实际国情和具体目标群体开展平等对话和合作，注重对外文化网络的建立以及半官方中间机构、政治基金会、企业等公私合作伙伴的参与，润物细无声地提升他国民众对于德国的好感度，以实现德国外交政策的总体目标和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①《“华沙之跪”为德国赢得尊严》，新华网，2014年0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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