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我靠拢，把帅旗挂起来。”——追忆李默然

每当想起文化界的种种问题和困惑，我都要禁不住想起李默然先生这位高大的旗手。2012年11月，他离开了我们，至今已过三年。如今，我写李默然，不仅仅是写一个演员，一个艺术家，我是在写一种精神，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

“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完善自己的道德情操，痴心民族的戏剧艺术。”这是李默然的儿子李龙跃对父亲的评价。有时我想，如果每个艺术家、每个文化工作者，每个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话，那该有多好。

2009年11月16日，我忽然想起要写辽沈的大家。于是，首选了李默然先生。电话打过去，老先生听了，说：“你先传过来一个提纲吧。”于是，我写了一个采访提纲。18日上午10时，我如约走进李默然的家。

他的身体很好，精神也饱满。一如十多年前我见他时的样子。只是，耳朵上多了个助听器。老人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谈的主题是“艺术家要承担起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

我国话剧有三大流派：以北京人艺和中国青艺为代表的京派话剧；以上海人艺为代表的南派话剧；以辽宁人艺为代表的北派话剧。

李默然对北派演剧艺术的概括是：“大江东去与潺潺流水并用；异峰突起与曲径通幽并用；浓墨泼洒与白描工笔并用；大开大阖与精雕细刻并用。”专家们说，北派艺术的基本特征是，演出结构的连贯性、雄浑的艺术构架与恢宏的舞台气势、民族美学精神映照下的艺术真实和内外兼蓄的艺术呈观方法。

对北派（黄宗江称之为“李派”）话剧创造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正是李默然。

李默然以其成功的艺术实践，在国内话剧舞台上独树“长枪大戟雄浑壮伟”北派大旗。北派演剧艺术的崛起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地域、历史、文化的成因。一定的时代有一定的艺术，李默然是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转折点上开始自己的艺术道路的，他的艺术之根，深扎在东北白山黑水文化的万里沃野之中。黑土地上的人民，在精神取向上，因为以游牧、狩猎、战争为主要生活方式，也就形成了极其独特的民风民情。

这里的人民，就总体性格而言，有豪爽豁达的一面，也有鲁莽粗蛮的一面；有重义轻利的一面，也有狭隘愚鲁的一面；有质朴纯真的一面，也有机械少文的一面。在文化倾向上，他们重实轻虚，重武轻文，重火爆热烈，轻委婉缠绵；重大悲大喜，轻舒缓平直；重质朴真淳，轻花哨虚浮，重亮丽明快，轻幽晦曲回；重明朗简洁的价值，轻玄奥高深的机理衡量。相对于中原及江南文化区，这里的人民较少正统封建思想的束缚，因而比较易于接受新生的文化品种。

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重工业基地。这里城市众多，交通发达，不乏大矿山、大工厂、大企业，这种经济格局与苍白的文化根基是极不相称的，客观上要求有新型的文化。话剧这个新剧种一踏上关东大地，当即落地生根。

辽艺这支表演艺术队伍，是伴随着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而成长起来的。经历了解放战争的洗礼，他们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对部队及东北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着深刻体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北派话剧艺术，具有英华内敛、遒劲峭拔的形象。它以独特的风采区别于国内各大演剧流派，在中华戏剧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李默然在《李默然论表演艺术》—书中这样说道：“我国戏曲表演艺术，不是与体验绝缘，而是‘体验’与‘体现’的结合，而且它的表现手段更丰富、更多彩”。因而，“我们的表演艺术，一直探索着民族的心理，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演变，以求达到与观众始终休戚与共，心心相印。”

李默然曾是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穷苦人，那么，他是如何在数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创造了北派话剧呢？回答只能是两个字——“学习”。

李默然的气质里有足够的傲岸，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是个狂傲的人。事实上，李默然先生非常谦逊。他以极其虔诚的态度对待艺术，对中国的表演艺术大师们，如赵丹、金山、石挥、蓝马、孙道临、于是之、童超、苏民、杜澎、杨小楼、盖叫天、马连良、唐韵笙、万籁天、袁世海、裘盛戎、陆喜才等，他一向是膜拜有加。他多次在著作和讲话中盛赞这些大师的表演艺术，坦然承认自己曾虚心向他们学习，并受益非浅。

他在《李默然论表演艺术》和《戏剧人生》两部著作中说——

“石挥、金山、蓝马、赵丹在话剧表演艺术上深有造诣，其真正称得上艺术家……表演艺术大师石挥、金山、赵丹以及现在仍健在的不少知名演员，他们的一生也都在寻找民族的话剧表演艺术科学。我们从他们身上很早看到了体验与表现相结合的创作。金山同志不仅早年演《屈原》时学习民族戏曲中的精华，就是演《红色风暴》中的施洋律师，他向民族戏曲学习之处也俯拾即是。赵丹同志不仅演林则徐时可见其学习戏曲表演艺术之功力，就是早期的全国解放后的其它影片，也都可以看见他优美地揉合了民族的表演艺术。实践证明，真正取得成就的演员，基本功是多方面的。如书法、绘画、音乐，他们不仅通，而且精。故人赵丹、金山的书法，人所共知，后来仍然驰聘在舞台上的于是之、苏民等同志，据我所知，亦同样是书法上的大手笔。金山同志生前有一段话，我乐于接受，他说，没有体验，无从体现。没有体现，何必体验？体验要深，体现要清，体现在外，体验在内。内外结合，相互依存。我特别欣赏孙道临同志给《王子复仇记》里哈姆雷特的配音，他不仅配得思想感情准确，而且配得优美动听。可惜，我们舞台和银幕上，这样种种生动的有情的语言处理还不多……”

孙道临去世后，李默然说：“孙道临是中国影视界中很有学养的一位，他不但知识丰富，而且待人诚恳，为人谦逊，他艺术创作的严谨、对时代精神的把握都值得后人认真学习。”李默然还讲，石挥才华横溢，戏路宽广，善于刻画人物性格，既注重内心体验，又精于外在表现，是我国演技派表演艺术家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卓越的表演艺术家。

个别年轻演员竟不知道金山、石挥是干什么的，有人还问李默然这两位已作古多年的人在哪里。他不知如何回答，内心很难过。

对影剧艺术家是这样，对戏曲大师们，李默然的崇拜依然很虔诚。

“杨小楼、盖叫天、马连良、唐韵笙是大艺术家。”

“唐韵笙能唱文武老生，了不起！”

“盖叫天先生，为了寻找武松的一个鹰展翅的动作，就观察天上的苍鹰如何起飞如何降落，降落以后翅膀是什么样的。经过日积月累，最后创造了非常优美的雄鹰展翅动作，这个动作是—般武生拿不下来的，一条腿盘在另一条腿后边，两个膀子像老鹰的翅膀，美极了……”

“历慧良同志，到沈阳演出，我在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已是60岁的人了，在《艳阳楼》里演高登这个花花公子、酒色之徒表现得那么深刻，身上的功夫是那样的精彩，举手一投足，给你一种艺术上的美感。”

“袁世海与裘盛戎同属净行，声音、身段各具特色，这是自身条件。但他们的成功，主要在于表演艺术上的不同追求。他们善于寻找自身所长，反复地、长期地钻研自己塑造的形象。裘先生把姚期琢磨透了，袁世海把张飞演活了。观众不仅看历史人物，更欣赏到了精湛的表演艺术……”

李默然从小喜爱戏曲表演，“四大名生”、“四大名旦”都是他极为尊崇的艺术大师。周信芳与马连良饰演的宋士杰，马连良与谭富英饰演的诸葛亮，梅兰芳与陈伯华饰演的赵艳容都给他以取之不竭的艺术创作灵感。他说：“我承认，我在语言、动作、节奏及运用道具等各方面，都向我们的戏曲表演大师学习，吸收对话剧有益的东西，以帮助创作角色。我建议青年演员有时间去看看京剧，这对表演艺术有百益而无一害。”

特别是，京剧形体训练中的“起霸”、“踢腿”、“趟马”、“硬摔”这些造就了李默然舞台上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形体。这在电影《甲午风云》中，从邓世昌的进提督府、闯总理衙门等场面中，都可看到那只有京剧名角才会有的刚健形体和有力步伐。

在形体训练中，李默然侧重对眼睛和手势的训练。在《报春花》第一场中，李红兰竟当着客人的面，冲着父亲摔掉手中的一束花，推门而去。李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变得这么任性和粗蛮。李默然的表演是：一下子愣住了，两只眼睛直盯着女儿走下去的方向，一动不动。半晌，他才收回目光，转向观众席，而这时，他的双眼里已蓄满了痛苦的泪水。

手势在李默然讲来，不是指手的简单动作，而是人物性格的外部特征。在话剧《第二个春天》中，李默然扮演的冯涛，形体动作只有四个字，那就是迅速、简洁。冯涛一上场，首先是在幕后叫了一个“板”——“通讯员！”然后，小跑一样从侧幕里“窜”了出来，当观众看清他的身影后，李默然则改为快节奏的大步走。冯涛的形象一下子就活灵活现地记得画了出来。

曹禺对李默然的评价：“他的表演艺术千变万化，精警独到，于平易中见深刻，于质朴中见脱俗。已经进入一种随心所欲挥洒自如的自由之境地。他的戏，大都是具有恢宏的艺术框架和磅礴的艺术激情，表现出雄浑阔大的气势和勾魂摄魄的艺术魅力。这是一种壮伟刚健情幽意远的男性魅力。有人说把他的表演艺术称为‘北派’或‘李派’演剧艺术，这是对他独特的艺术风格的认定。必须承认，李默然是中国当代话剧史中有限的几位自成一格、成就卓著、贡献突出的表演艺术家。”

然而，李默然没有把“北派”话剧据为个人私产，而是本着一位大艺术家的品德，将它无私地传承给新人们。

1993年，李默然辞去了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职务，只做名誉院长、党委委员。这个时期，全国的话剧都处于日益萧条的困境之中，演出市场在缩小，观众也在减少。—时，社会上出现了“话剧消亡论”。

李默然不甘心，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不停地为戏剧事业奔走呼号。他始终认为，话剧应该走群众路线，应该多反映现实生活，特别是反映工人、农民生活。

1999年《父亲》的剧本写完后，辽艺的院长宋国锋拿给李默然看。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反映下岗职工自强不息精神的题材非常好。但同时又担心，纪念建国五十周年，别人都歌功颂德献寿桃，咱们却端上这么一盘东西去，让人看上去会不会不舒服，因为这毕竟是反映下岗工人的苦难与痛苦的。

李默然不这样看，他认为“应抓住不放”。这年的全国元宵晚会李默然参加了，当时正好坐在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身边。在节目的空档时间，朱镕基问李默然正在忙什么。他回答说：“我们辽艺正在创作一部反映下岗工人自强不息的剧目，叫《父亲》。”接着，他简要向朱镕基介绍了这个剧的内容。朱镕基听完后，非常高兴，说：“一定要把这部戏排好，中国工人不自强，我这个总理没法当！”

一听总理这样表态，李默然马上不失时机地说：“这部戏想作为建国五十周年献礼的剧目，到时您能不能来看？”朱镕基说：“我一定要看！”

后来，《父亲》进京献礼，朱镕基如约看戏。在观看过程中，几次落泪。演出结束后，他上台接见演员时，讲了二十多分钟的话，反复说：“终于看到了一出想看的好戏……”

这部荣获中国戏剧节金奖等大奖的话剧，在社会上也引起强烈反响。《父亲》在沈阳黎明公司演出时，起初公司并没怎么在意，当第一场演完后，观众反映强烈。公司党委立即出面，一方面组织座谈，一方面盛情挽留多演几场。座谈会上，工人们争相发言，有的说写我们工人的戏，写得这么好，真让我们感动。在南京艺术节上演出后，广大观众久久不愿退场，纷纷走上舞台向演员表示祝贺。一位中年女观众真诚地说，“李老师，我要提个意见，这么好的节目，为何不多演两场？”

李默然先生境界高远，所谈往往都是关乎国家民族的大问题。

在谈完创作心得之后，老人家忽然话锋一转，谈到当前文艺和媒体的问题。特别谈到关于叫停电视速配相亲类节目时，老先生说：“多少年前我就给各级领导写信，要求警惕充斥舞台、银幕、荧屏上的拜金主义，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现在怎么样？终于有人公开高喊宁坐在宝马车里哭，不坐在自行车上笑。才想起来叫停，早干什么了？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小报，都演什么节目，都登什么文章？演什么节目，登什么文章，就折射负责人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位。”

他时刻都在关注、探究、拷问，从话剧到电影到所有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全部。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痴心，让他在思考的同时，仍然梦想。

李默然的故事就讲到了这里，但我对这段故事的感情仍在绵延。这如同李默然本人，常常是卸了妆，神思还久久地沉浸在戏里。在我的直觉里，他就是一座高山，一棵大树。坐在他身边，与他对话，充分感受那份雄浑，那份苍劲。

自2010年那次见面后，我就一心一意地修改书稿，没有再去打扰李默然先生，毕竟80多岁的老人了，怎么忍心？

然而，我一直很关心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在网上搜索他的新闻。我不断看到他参加各类活动的报道，每个活动都有特抢眼的新闻，他身体依然是那么健康，思维依然是那么敏捷。心里真是为他高兴啊。

2012年11月8日晚，我得到消息，李默然先生于当日去世。心情非常难过。我赶到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见了老人家最后一面。后来看到他生前做的最后一次电视访谈节目，手里拿着我的作品《人民艺术家李默然》，我难过的心情得以缓解。

近年来，文化艺术界里，太多的现象令人痛心：“小丑”招摇过市，“伪娘”大行其道，青少年哼唱的流行歌曲，很多不知所云。精神世界，空虚了；是非曲直，模糊了。

中国精神太需要英雄主义了，中国艺术太需要崇高之美了。

我们还要阳光，我们还要大地，我们还要阳光下的热血沸腾，我们还要大地上的家国情怀。我们还要理想，我们还要道德的声音和正义的力量。

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借用一句李默然先生的经典台词吧！我最喜欢的、记忆最深刻的，是《甲午风云》中的那一句，当时提督丁汝昌牺牲，邓世昌自觉地代替了主帅指挥，从容下令：“命令经远、济远向我靠拢，把帅旗挂起来。”

（作者：关捷）【来源：《中国政协》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