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益，无贵族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谈论一个现在看来其实无解的问题：中国有没有贵族？

讨论这个的前提，是预设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需要有贵族，都需要有权有势、有金钱有兵马、有豪宅有土地、有学问有思想，然后，又高贵善良聪明智慧勇敢的人。

于是在我那小小的头脑里，对于贵族的要求，就有点像是对神仙的要求，或者是对人这个动物的最美理想的集成体。

于是，究竟何为贵，究竟何为族？中国的贵族，如果有，表现的形态，是不是一直就有中国的特色？比如皇族、望族的说法，比如“民为贵，君为轻”的官民关系？只是，我们现在经常套取的贵族标准，是舶来品，从而，到今天，导致了一系列的误判。比如，中国古代肯定是有高贵的人，但出身未必尊贵。中国古代也有层出不穷的英雄，但他们肯定不在同一个家族，而是因为一些信念而随机闪烁。

中国当前，应当是进入了两个时代：一是环境战争时代，人们将为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正在付出难以估算的代价；二是公益时代，人们愿意去探索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诸多陷阱，看看究竟有什么样的风险，又有什么样的可能？

这又需要什么样的社会道德力量，才可能培育和养成？

贵族最重大的特点：超越

其实中国是有贵族的，只是，不是一个家族式的持续出现，也未必那么丰富和齐全。但在社会危难之际，总有一些人，舍身忘死，挺胸而出，由此，而被世人所珍惜和敬重。这类人的特点，就是在关键时刻，能超越自己。

在我的理解，贵族是指，当你在某个领域相对富足之后，能够替社会去探索一些未知的空间，去填补一些亟需的空白。也就是说，贵族，是个必须能够超越当前的人。永远从已有走向未有，从资源丰富区走向资源枯竭区，从有能区走向无能区。

这里可一一分解下来看。由于本文要说的是贵，因此，对生活穷困者，暂时不作分析。虽然，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绝大多数，都是穷困者，而真正的贵族，其实也多是从穷困者中产生。但囿于事先的约定，还是先满足“富有者”的角度。

先说权贵。古代有了权的，想得比较多的，是把当朝的皇帝拉下马，杀了头，然后自己坐上宫庭头把交椅。

但其实有了权的人，完全可以去探索“公共治理”的新可能，做各种实验，写各种文章，组织各种讨论，这样，权力就有了“革命”或者说“政治创新”的价值。换句话说，要让权力，变得有相当强的公益性和公共性。

再说富贵。古代，有了钱的人，想得比较多的，是如何炫耀自己的富贵，穷奢极欲。

但其实有了钱的人，是可以做更多的功德的。于文化的传承，可以盖寺庙，建书院，印刷公众难得一见的各种书籍，支持自己的乡土建设更多的公益设施。也可对社会的自然开始见微知著之旅，开始识物种，定学名。当然也可以支持“革命者”，以让社会治理的探索，有更多的经费支持。换句话说，要让钱财有相当强的公共性。

然后说学贵。古代，有了知识的人，想得最多的，仍旧只是“孝忠朝廷”，而严重缺乏知识分子的独立探索之精神，缺乏知识分子传承和放大之使命。

其实，有了知识的人，当然，于当朝的政治改良和社会改良，可以提出诸多的意见。当然，也可以在自己有了知识之后，把知识对更多的人进行分享。著书立说是条服务社会的途径，推进出版、分享、传播，也是一个途径。自己不停地知识富有是一条途径，支持更多的人从此走上知识坦途，也是一条途径。沉醉在已经有的知识里是一条途径，持续探索未知，更是一条途径。只要有了独立性，只要有了公共之精神，随时可以自己去独立探索些只有有了知识才可能更为便利的迷茫之旅。换句话说，要让自己的知识，每一点都公共起来。

贵族，不是“捐赠”出来的

回到当前非常火热的公益上面，是不是说，有了钱的人，捐赠了钱，就等于开始做了公益，就等于走上了贵族之旅？

当今是平民时代，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贵族。权力、知识和财富，以及其他的社会见识，都告诉我们，每个人，只要愿意，都可能进入贵族之世界。

当然，要满足一些基本条件。

简单来说，是三个。

一是信任。政治、商业、军事，经常都是竞争型和怀疑型的，而文学、艺术、公益、宗教，却是信任型、赞美和欣赏型，要让一个习惯于怀疑的人，走向信任，需要脱胎换骨。缺乏基本的信任，或者说，缺乏承受信任所要付出的代价的意志，不可能成为贵族。      

二是外向。贵族是服务于社会生态系统的，服务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于宗教的，服务于学术和思想的，服务于社会之空白处的。因此，必然就需要外向与活跃。一个自称自己内心富足无比，但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处处设立着围墙与隔阂的人，是不可能成为贵族的。

三是肯付出代价。所谓的付出代价，一定是原先富足之物。以你之富有，去填补社会之空虚，只能算是付出代价的初步。真正的付出代价，是本来你也穷困的，本来你也稀缺的，本来你也需要费很大力气才可能拥有的。在这时候，还有舍弃的勇气，还有支付的达观，才算是难能可贵。比如在战争之际，去从军上前线。比如在瘟疫横行之时，去从医上前线。比如在宗教衰微之时，去传教上前线。比如在民不聊生之时，去革命上前线。

公益通往贵族的必由之路

如果只回到公益的问题，那么，要说的是，一个人捐赠了钱，还不算真正“做公益”。要做公益，进而成贵族，还至少需要具备三个起步条件。

一是持续地支持本土草根。捐赠的过程中，首先要相信的，是本乡本土的公益伙伴，而不是一味追求国际化的、科学化的、专业化的、政府化的公益机构。一个社会，真正有力量之物，都来自自发、民营和草根。因此，公益捐赠的对象，应当以草根、自发、零散、个体、乡土的为最适宜。一个人在贫困的时候还做公益，其难度系数，显然远大于有钱有力之人。找到这样的群体，持续而坚定地支持，才算你有基本的洞察和识见。

二是有强大的容错力。公益是要付出代价的，捐赠者初始五年的资金，往往有很大一部分要折损，因为公益的经验是需要探索和代价去获取的。而同时，公益是生长出来的。今天支持的经费，可能在三年之后才可能长势喜人，但今天支持的营养，一定这些群落的生命维持之源。公益事业一般有两个特点，一是滞后性，二是错位性。滞后性，是指预期的成果可能要滞后一两年才到达。错位性，是指你以为种下的是瓜，其实长出来的是豆。但无论是滞后性还是错位性，其功德或者说长势，都来源于社会对其源源不断的支持。

只有大量的探索、容错和允许滞后、支持错位，公益群落才可能真正的繁荣，捐赠人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施肥者和补给者。

三是要走出“物资帮扶型”公益的误区。说起来中国地大物博，但中国过去的权势者，经常陷于物资欲望而不可自拔。折射到公益上，也给社会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做公益就是物质帮扶，而不是“社会边缘风险”的求索。

于是，一说物质帮扶，社会就有了极大的热情，给多少都不嫌够。一说物质匮乏，就希望自己捐赠的每一分钱都用到了需求者手上，却忘记了输送者和分配者的劳动也同样需要支持。

其实，无论这个社会在物资的均衡度上存在多么严重的问题，“物资帮扶”也不应当是公益的主体。我个人理解，物质帮扶最多应当占公益行业所有预算的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应当用于精神和文化的探索；再另外三分之一，应当在社会治理、公共事务协同创新方面，得到全力的支持。

如果一个社会只知道支持物资帮扶的公益英雄，却对其他领域的社会创新、公益探索疏于关注甚至表示出冷漠，那么，我们社会的贵族，就很难群星璀璨、万马奔腾、百川归海、众山朝宗。

（作者：冯永锋）【来源：《中华环境》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