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学者、教授很多，但有知识又有良知，有学识又有骨气的并不是很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吕荧值得我们多写写，常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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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5日，一位全身心都在探寻“美是什么”的学者，冻死在北京一个肮脏的农场。
多数国人可能并不熟悉这个名字，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教授、学者群里，吕荧算不上大名鼎鼎，但对于文革后恢复高考七七至七九届大学生来说，应该是相当熟悉的。他就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吕荧。
吕荧，原名何佶，笔名吕荧，安徽省天长县新何庄（今仁和集镇）人。
民国4年（1915 年）11 月25 日出生，7 岁读私塾，民国17 年去南京。中学期间，爱好文学，开始学习写作诗歌和散文，民国24 年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期间写诗，又写文艺评论文章，是北京大学进步文艺团体“浪花社”的主要成员之一。
民国26年北平沦陷，吕荧随流亡学生赴武汉，民国27 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结识了胡风等文艺界知名人士。胡风在《七月》杂志为他发表短篇小说《新中国的火炬》。是年，又与罗锋等结伴赴延安，至西安时因国民党封锁了道路，遂去山西临汾“民族解放先锋队”工作。后因身体多病，难以适应，于民国28年去西南联大复读。
民国29年，以吕荧的笔名发表译作和文艺理论文章。民国35 年春，任贵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与一些进步教授创办《时代周刊》，进行争取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独裁的宣传，遭到校方保守势力的攻击，民国36 年夏愤然离校，辗转至台湾师范学校任教授。
1949年，吕荧离开台湾经香港至北京。1950年，应邀至山东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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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荧在美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吕荧认为美是主观的，“美是观念”；“美，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对于美的看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同的。同是一个东西，有的人会认为美，有的人却认为不美，甚至于同一个人，他对美的看法在生活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原先认为美的，后来会认为不美；原先认为不美的，后来会认为美。所以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
“美是观念”，在今天看来，这只是学者个人的一种主张罢了，但在那个时代，敢于提出这种主张，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独立精神的。因为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唯物论者，这种主张显然有“唯心论”的嫌疑。
但吕荧并没有胆怯，更没有搞投机，让自己的学术屈从于政治的需要。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竭力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有人说，正是因为这种“独战众数”的独立精神，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他先后出版过美学论文集：《人的花朵》、《火的云霞》、《文学的倾向》、《关于工人文艺》、《艺术的理解》、《美学书怀》、《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等专著。
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培养了两位学者：
一位是当代中国著名美学家周来祥，
周来祥先生说，他对于美学兴趣和爱好，正得之于吕先生的启蒙和指导。山东大学的美学研究所以在全国举足轻重，吕荧先生有开启之功。
另一位是著名的红学家李希凡。
李希凡先生说，吕荧是我学生时期在文艺理论家中崇拜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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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吕荧以十分的热情投入新中国文艺事业之时，厄运袭来！
1951 年11 月，《文艺报》发表文章，以“左”的观点，点名批评吕荧在文艺理论教学中的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倾向。具有诗人气质、性格倔强的吕荧对这样的批评难以接受，发表文章予以反驳，以致被认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山东大学召开批判大会数次，形成运动的声势。
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几次劝说吕荧，叫他象征性地做一点自我批评，以便解脱，但吕荧坚决不肯做违背心愿之事。
吕家乡是当时山东大学的一名学生，他后来在《怀念吕荧先生》写到：受团组织委托，我曾劝说吕荧先生放下面子，做个自我批评，哪怕象征性的也好，他却非常激动地说：“我怎么能随便检讨?维护真理能含糊吗?这不是爱面子，我有读者呀，我得对读者负责！”，
另一位山东大学学生张西华也在日记中回忆到，第一次批判会是在1951年12月12日，地点是大众礼堂。在每一个人对他批判发言后，他都会气冲冲地站到扩音器前，或辩驳“这个同学所说不符合事实”，或指出“这个同学的意见完全错误”。
据方未艾回忆，在批判会临近结束时，有一个发言人几句无中生有的话更是激怒了吕荧，只见他站了起来，怒血沸腾，双眼怒视，几乎把全身的劲都要发出来。坐在他身边的一位中文系副主任，用两手紧紧地把吕荧拉住，才算避免了一场难以想象的冲突。
由于吕荧拒不认错，几天后学校再次聚集在大众礼堂，准备再开批判会。但预定开会时间过了许久，仍不见吕荧到会场，于是派人到他的寓所一看究竟。回来的人说，一个多小时前，吕荧就到火车站坐车去上海了。原来他竟不辞而别，离开了山东大学。
1952 年冬，吕荧应老友冯雪峰之邀至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特约翻译。1954 年3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担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顾问。并翻译出版了《列宁与文学问题》、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普列汉诺夫的《论西欧文学》。这一时期，吕荧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论文结集《艺术的理解》和《美学书怀》两个集子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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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灵曾写文章称，傅雷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赞扬傅雷刚直不阿、绝不低头的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格。
1958年春天，当时的上海文艺主管部门准备将傅雷划定为“右派”，便派人劝说傅雷，只要他在批判会上实事求是地做一次自我批评，就可以躲过这一关，傅雷没有答应。甚至批判会他都拒绝参加，任凭处理。
被打成右派后，傅雷仍然表现了他的傲骨。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继续出版他翻译的书，但建议他另用一个笔名，他回答是“不”。后来组织准备给他摘掉“右派”的帽子，有关部门把这个“喜讯”通知他，并希望他能有个认识错误的表态，他的回答仍是“不”。
最终，在一次被抓去批斗后，由于不堪其辱，傅雷夫妻双双选择了自杀。柯灵后来写文章说：“敢于这样公然反抗的，只有一个傅雷”。
其实，敢于这样公然反抗的，还有一个，那就是吕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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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研究与翻译不断取得成果之际，吕荧又一次被卷入政治漩涡。
1955年5月18日，胡风被捕入狱。全国掀起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运动，总计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在这受到牵连、被捕和隔离审查的人当中，一开始并没有吕荧，但他是“自己跳了出来”的（当时公安部门的说法）。
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郭沫若主持会议，在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的讲话中，首次透露了胡风等人已经遭受的结局，会上明确宣布即将全面开展“肃反”运动的信号。
郭沫若讲话结束后，到会的700多人，都是当时的文化名流，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讲话的欢迎，700多人举手通过了把胡风开除出文联和作协并依法惩处他的决议。然后， 20多人上台发言，再次高度一致地表示“拥护”“赞成”这一决议。
然而，在这700人中，有一位瘦瘦高高的，穿着件不合季节的棉布长袍，看上去很孱弱的人没有鼓掌！
他就是吕荧。他是这700人中唯一没有鼓掌，也没有举手的人。
在其他人发言完后，他做出了令在场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
未经同意走上台去，自个坐到了郭沫若、周扬中间，对着话筒，声音不大、但很坚定地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真是大逆不道啊！
他的话音未落，有人迅速跑到台上去将他拉了下来，并直接被送回家中。
从此他被隔离审查，软禁长达一年之久。
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场面，
700多在场的文化名流和精英，只有吕荧一人站出来说了一声“不”！
这绝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桥段，而是一位知识分子在本能地捍卫他心底的那一份正直，一份良知。
在那个以“多数的拥护”淹没“少数先知先觉者反抗”的时刻，瘦弱的吕荧展示了一种人格的伟力。
“我景仰他走向主席台的脚步，我景仰他旁若无人地坐在郭沫若和周扬之间，更景仰他面对着那700个精英喷火的眼睛，向全世界宣告胡风无罪的声音。”
这事轰动性很大，
但第二天人民日报对这一场面的报导只有一句话：
“会上胡风分子吕荧在发言中为胡风辩护，遭到与会者一致驳斥。”
也有人从这场闹剧中看到了另一面，
“因为吕荧从容地挺身而出，成为抗击这股浊流的中流砥柱，作为社会良心，为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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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长达一年之久的软禁终于解除。1957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吕荧的一篇论文《美是什么》，发表论文时的“编者按”由毛泽东亲自审定，这意味着公开为他恢复了名誉。
名誉是恢复了，但一年的隔离审查，导致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后来有很多的回忆文章都描述了吕荧的当时的精神状态，其情其景令人心碎：
在劳改农场，他大多数时候是“木呆呆地”，甚至在屋角大小便。
他身上穿的一件女式背心，一件藏青色哔叽中山装，一条土黄色裤子，外面罩着一件脏得发黑的旧风衣。赤脚，穿着一双矮筒套鞋……从打进去，直到死，他没换过衣服，没洗过澡。他没被褥，只有一个破棉花套，最后成了一团烂棉花，夜里抱着它聊以御寒。
每次打饭时，他都要点点头，说句“请”和“谢谢”。而当发给他生活费时，他一次不落地强调：“我是文化部的，这是借，请给我记在账上，我以后要还的。”
他还经常对人说:“他们进口了一种最新仪器,能够测知人的脑子里想什么。我虽然放出来了,他们仍然每天朝我发射电波,探测我的思想。电波有强有弱,每次发电波我都有感觉”。一次他与山东大学一个老师在一起吃饭时,他突然大叫:“头疼!电波来了,很强很强的一种！”
萧军、聂绀弩等好朋友探望他时，发现他在桌上、床上、沙发上到处都放着书，乱放着香肠、罐头、面包，烟灰缸里的烟蒂叠成塔形，屋子里弥漫着中药味，有时甚至不肯让他们这些朋友进屋。
一位著名的美学家被折磨成了一个可怜的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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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癫狂的、消灭任何不同声音的年代，吕荧就像漫山遍野疯狂扇动翅膀的苍蝇中一只闪烁着微弱萤光的萤火虫一样，他的萤光注定要被黑翅所淹没。
1966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革文化命，对吕荧的迫害升级。他先是被抄家，虽然从他那只有几件破旧家具、用三块砖头支着一口锅的家中没有抄出什么反革命证据，但他还是被以一个荒诞的借口和“漏网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名遭到逮捕，押送至北京良乡劳改农场（后转到清河农场）强制劳动。
这个心胸坦荡的书生，即使面对如此的黑暗，心中也保留着对美好的向往。被捕时，他衣衫褴褛，除了一个破棉花套，再没有带任何生活用品，但却没有忘记带上那部他使用了多年的英文打字机、未完成的书稿和准备开夜车写文章用的几包蜡烛。
然而，他的美好愿望很快被现实击得粉碎。劳改农场里，一张大通铺上挤睡着几十个人，臭气熏天的马桶就摆放在脚下，每天繁重的劳动使他的身体就像散了架一样，而粗糙又定量极少的饭食使他始终处于饥肠辘辘之中。
天地之大，却摆不下他的一张书桌；宇宙之广，却容不得他的思想自由驰骋。
很快，他的打字机被没收，书稿被撕毁，那几包蜡烛也被他换成了果腹的窝头。
更加残酷的是，由于他沉默寡言，平时既不背诵毛主席语录，也不早请示晚汇报，因此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他是每次批斗会必被揪斗的对象，羞辱谩骂、拳打脚踢和捆绑吊打成了家常便饭。
倔强的吕荧以沉默和怒视抗议罪恶。一生研究美好的吕荧，只有在面对美好时，清瘦的脸上才会露出笑容，紧抿的双唇才会不由自主地张开。囚室外有几株白色的茨菰花，那是劳改农场里唯一的美好。他为之动情、为之赞叹，他经常会围着那几株花转几个小时，嘴里喃喃自语：“美呀！美呀！真美呀！”然后悲怆地仰望天空，轻轻吟诵已经惨死狱中的好友阿垅的诗句：“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1968年寒冬，入狱后从没换过衣服、从没洗过澡的吕荧重病缠身，然而狱方拒绝为他治疗，他只能抱着那床已经爬满虱子的破棉絮蜷缩在床上，等待死神带走他不屈的身体。他跟好友姜葆琛说：“这个不公正的时代，一定会过去的！你年轻，一定要活着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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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3 月5 日，身体瘦弱到只有50 多斤重的吕荧，终于在冻饿中去世，终年55 岁。难友们将他如一捆枯柴一样的躯体用一张苇席包卷，在苇塘边的乱坟中挖了一个浅坑，几锹黄土，草草掩埋。这个无畏的勇士、一代美学大师，墓碑是半块砖头，墓铭是用粉笔写的他的名字：吕荧。
1979 年5月31日，吕荧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有人说，吕荧是一面镜子。在上世纪50到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强权高压，集体屈膝变节，集体自相践踏，而此时，在一片跪卧的人群中，文弱的吕荧站了起来，他就像一面高悬空中的镜子，照出了那个特定年代各色人等不堪的灵魂。
这是一个真正的勇士！他的遭遇，是那个时代的耻辱；而他的存在，为那个耻辱的时代的人们挽回了一点点尊严。
需要英雄的时代是可悲的。吕荧并不想做英雄，他只是在捍卫自己的正直和良知，然而他以一个书呆子的笨拙，面对刀丛和无数双喷火的眼睛却无所无惧，恰恰展现了人类最为英勇、最为高贵的品格。
历史会永远铭记他站立的那一刻！
（作者：梦笔生）【来源：常言道、陋兰的速朽文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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