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初进大学时，台湾依然贫穷，台大学生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公共汽车。学生搭车都不排队，只要公车一来，大家就一拥而上，挤得老弱妇孺哀哀乱叫。
这种情况被一个美国留学生写了一封读者投书，登在报上，认为台大是台湾的最高学府，而学生连乘车排队的公德心都没有。这篇读者投书引起轩然大波。台大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于是发起了“台大学生自觉道德运动”。我进大学时，正当“自觉运动”的高潮时刻。
当时我还年轻，受到报纸宣传的影响，也认为学生乘车不排队是道德问题。问题是，当时学生道德运动搞得如火如荼，运动的压力的确使得学生在等公车时排队了，但公车一来，排的队立刻大乱，大家还是一拥而上。
后来我想通了，台大学生乘公车不排队根本就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公车供需的经济问题。当时的公车供给少，等一班车要十几二十分钟，错过了一班车就会误很多事，拼了命地抢上公车当然成了常态。而今天，台湾的交通工具选择已多，有钱人可以自己开车，自己骑机器脚踏车，或是乘坐地铁，坐公车的已少，人们不叫他排队也会排队，这并不是现在的人变得比较有道德，而是整个交通工具的供需关系已经完全改变。
因此，台大学生搭车不排队、抢位子，表面上看当然和道德有关，但实质上它和道德无关，只是公车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不去改善公车的供给而硬要说是道德问题，那就会造成学生表面上在排队，但公车一来照抢位子的现象。这是一种阳奉阴违、表里不一的自欺欺人。
泛道德意识因为最容易、最廉价，因此用道德谈问题最为普遍。道德虽和许多问题有关，但它不是每种问题的根据，用道德谈问题，通常只会愈谈愈糟。贪污问题就是一例。
如果一个政府拥有一个秘密的权力，它就可以在黑箱中为所欲为，西方遂认为贪腐乃是政府的秘密所造成的。这也是西方的反贪特别强调政府必须透明的原因。1993年，全球成立了最大的反贪组织，就叫做“国际透明组织”。政府的透明乃是一个可以客观检证的问题。北欧的瑞典，之所以贪污绝迹，就是因为瑞典的政治透明度举世第一。
西方的反贪是把政治的透明列为核心，当政治（包括政治人物的财产、政府的运作和司法）都透明时，就不可能有藏污纳垢的黑箱。
但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以透明来思考贪污问题，自古以来，是以道德谈贪污问题。国人认为要防止贪污，必须提高官吏的道德水准，使他们有一种清如水的节操，才可以一介不取，故必须加强政风的预防。这些都是道德性的手段，而不是透明的制度性手段。所以才出现大家都说清廉，但人人都阳奉阴违的恶果，就好像当年台大学生说一套做一套一样。
（作者：南方朔） 【来源：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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