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意义与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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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义生活之痛苦》一书的作者弗兰克是犹太裔的心理学家。二战期间，弗兰克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他的父母、妻子、兄弟都死于纳粹魔掌，只剩下唯一的亲人妹妹。他本人遭受严刑拷打，朝不保夕。有一天，他赤身独处囚室，忽然之间顿悟，产生全新感受，体会到他日后命名的“人类的终极自由”……

弗兰克认为现代人将会面临的最大的心理问题来自生存挫折，不少人因为生存挫折而选择自杀。这是一种彻底的无意义感，弗兰克称之为“生存空虚”。在谈到不断增长的“生存空虚”的原因时，弗兰克说：“与动物相反，没有什么本能的东西告诉今天的人们应该做什么，也不再有什么传统的东西告诉今天的人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很多人或者跟大众的意见随波逐浪，或者听命于权力的驱使，很少有人能够“活出真我”。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要寻找意义。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金钱或者劳动报酬的位置排到意义之后，带来意义的职业更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也希望生活方式是有意义的。比如，在深圳这样的高房价不断制造某种“绝望”感的同时，年轻人对意义的询问和需要变得更加明确。弗兰克认为，良心是意义器官，良心是人类的，而且是太人类的，一切觉醒的良心都具有“反叛性”精神。较为糟糕的处境总是越发能够唤醒良心并激起弗兰克所谓的“人类生存的自我超越”意识，“人之存在总是超出自身而朝着某种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朝着某物或某人：朝着某种正需要得以贯彻的意义，或者朝着我们充满热爱地迎上去的、其他的人类存在。人在效力于某事或热爱某人之中实现着他自身，他越是在他的使命中升华、越是献身于他的伙伴，他就越是成为一个人，越是成为他自身。”成为自己，亦即是实现人性中最让自己满意的超越性：成为另一个尽可能理想的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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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问题》一书里，哲学家所罗门说：“生活的意义问题不是那种需要或能够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的确，它更像是一则不可或缺的隐喻或是对生活的看法和洞察，从中你可以看出自己正在扮演何种特定的角色，有着哪些合理的期待。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你对它的看法从多方面决定了你未来生活的走向……所以生活意义的问题并非只是发现的问题，它也是一种重要的创造活动。”

所罗门大致上认为，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就会过什么样的生活。生活的意义是被赋予的，然后是你活出来的。甚至连那种认为生活没有意义的看法也会是一种“意义”，因为，一个逻辑上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必须把很多意义从生活中清除掉，那么，这样做仍然是在赋予“意义”。所罗门指出哲学家加缪事实上就是这样生活着，他阐述生活是荒谬的，他的阐述是有意义的。

这里，所罗门把意义“悬置”起来，让意义跟随“看法”的见解跟许多哲学家类似。如果一个人感到人生没有意义，那我们也可以说是很正常的。因为并没有现成的意义摆在你的面前，像一件衣服一样等着你穿上。毋宁说意义是一个矿藏，只有挖掘才能够看见并获得。一个有所选择、有所决断、付诸行动的人，他们的生命和生活都不可能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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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生活的目标》一文里，美籍华人、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从新石器到现在八九千年的时间，有一半的时间是迷迷糊糊过日子，一半的时间提出问题，直到最近2000年，问到了问题，找到某些答案，过上了现代人类的生活。

两河流域的古文明里，生命的意义是不朽，亦即被后人记住。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生命的意义是敬事上帝，活在上帝的神恩里。在印度教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重新找回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在古希腊人的文化里，生命的意义是寻求真理。而在中国人这里，生命的意义是“合群”，在时间的纵轴上看是活在祖宗到子孙的绵延中，在空间的横轴上看是活在远亲近邻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敞开里。所以，中国人的生命意义既为自己，也为别人，既有个人，也有群体。而且别人和群体的位置更高。

但是，今天生活在都市里的年轻人在时间轴上找不到祖宗和子孙，在空间轴上没有了远亲与近邻。他面对着许许多多的文明以及这种文明中不同的价值观，不知如何选择。他又置身在丛林里，以金钱为狩猎的工具，以他人为猎取的对象。他不知道该不该信神，该不该敬畏自然，该不该有所规范。现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迷失在时空失序的雾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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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儒家文化，仍然有着它的启示性的价值。

首先，我们与本体的关系，也就是所谓“天人之际”。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指出，孔子赋予了“天”新的涵义，使儒学具有了“宗教性”，天人是合一的，每个人都秉承“天命”，天命亦即是我们内在的道德使命，每个人都有道德义务，通过一条内在超越的道路，去成就自己的天命。

其次，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群己之间”。儒家文化是高度重视群的，我们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该怎么做，还是很清楚的。但是，过去的群己之间，基本都是一对一的关系，缺乏一对群的规范。我们对熟悉的、身边的、了解的群，算是知道怎么对待的，一旦置身到陌生的群里，我们就茫然失措了。这一块，我们要研究现代化非常重要的“脱域性”中的诚信与一视同仁。儒家过往的实践经验是有可取之处的。

第三，则是我与自己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有三个生命：一个是生理生命，或者说物理生命，一个是心智生命，我们的感性和理性，都属于这个生命。还有一个是灵性生命，我们能够反省，能够审美，能够超越，能够对形而上学的东西产生兴趣，我们对于自由的无限珍惜……这些都涉及到我们的灵性生命，并非每个人都充分展开了这一块生命，很多人的灵性生命是萎缩的。生活或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养护好我们的生理生命，发展我们的心智生命，尤其是要珍惜我们的灵性生命。

关键是，儒家对我们个人的生活意义或生命意义的发育，有一整套规划，其目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修养手段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其行进路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成体系的方案，尽管时过境迁，这个方案的构思仍然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

有关生活的意义，北宋儒家张载的“横渠四句”说得简明扼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在西铭中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对于生命以及死亡，也是非常达观的态度。如果我们觉得张载陈义太高，那么，许倬云先生的意见就很平易近人。许倬云先生对于生活或者生命的意义的看法是：“寻找生活的意义不是了不起的大事情，寻找生活的意义只是过一个日子，过一个砍柴提水、淘米煮饭、写字读书的日子。当你晓得这日子是有意义的时候，生活本身就不再是枯燥，不再是平凡，也就跟任何建大功、立大业一样的伟大了。”这个也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意见。

（作者：王绍培）【来源：深圳特区报】